《家人父子》一書是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延續，亦或是收官之作。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背后的問題意識，絕不限于明清之際，而隱伏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直至當代中國知識人的倫理困境。故此書的理想讀者，也不應限于明清一段的文史研究者。

對明清之際的歷史與人物而言，我幾乎是門外漢，這篇札記傳達的只是一個普通讀者的感受與困惑。但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我也不完全是兩手空空地讀這本書。與趙園老師一樣，我也無法擺脫自己的專業背景，即中國現代文學的問題視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的價值立場。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層研究背景，讓我在隨作者進入明清之際，探訪士大夫及其家人父子的悲歡離合、日常瑣屑時，又比普通讀者多一重坐標系，有可能讀出更復雜的滋味乃至歷史的反諷。

未被專業訓練扼殺的日常感覺

讀《家人父子》，不妨先從“代后記”讀起，能一下子抓住此書的問題意識及作者的現實關切。趙園首先強調文學研究者的身份與專業訓練對她整個學術生涯的決定性影響：“盡管我涉足了文學以外的領域，卻始終更是一個文學研究者。”這個“更”字，值得玩味。與《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及《續編》相比，《家人父子》這本書確實更能讓讀者感受到，為何作者處理的明明是文學領域以外的問題，卻“更”顯出文學研究者的眼光與素養。

“代后記”中，趙園梳理了她由現當代中國文學到明清之際，再到當代政治文化的學術轉向。我也曾一度對現代文學信心不足，想當逃兵，于是研究興趣逐漸轉向歷史，尤其是思想史，而愈來愈“厭棄”literature意義上的文學。坦白說，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其研究現狀多少有點“慘不忍睹”。但文學專業出身的人，如果要走學術這條路，要較長久地走下去，不論你東拐西歪，轉到什么方向、什么研究領域上去，最大的劣勢——或許是最大的優長——是缺乏基本的學術訓練，而有較好的文字功底和對生活的感悟力，能逃脫具體學科的規訓，甚至無視學科邊界的存在。

《家人父子》及趙園關于明清之際的系列研究對“后來者”的啟示，或許不在于得出什么具體的歷史結論，也不在于由“豐富的差異”構成的倫理景觀；而在從方法論的層面，為那些“不安分”的文學研究者，演示了基于文學訓練的“想象與敘述”所能抵達的歷史深度。

基于文學的“想象與敘述”，在“家人父子”這個題目上，偏重于對人事、人情、人倫的深入體察，或借用王夫之的話說，“極人情之至而曲盡之也”（《讀通鑒論》卷二五）。簡言之，即人與人之間——非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同情、共感，是未被專業訓練扼殺的日常感覺。中國文學培育的想象力，不完全是脫離現實、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毋寧是深于人事、深于世故的能力。如《家人父子》自序所言：

人事體察與人情體貼是一種能力，尤應為文學研究者所具備。人倫即檢驗此種能力的考察對象。有“體察”“體貼”，才能由文字（或許只是極有限的文字）間讀出人情，讀出人的世界。

相對于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其他話題，家人父子這個題目，更考驗研究者的想象力，因為你面對的是“極有限的文字”，而且是史傳、年譜、祭文、墓志銘之類的刻板文字。在討論如何“曲盡人情”之前，先得明瞭對象的特殊性及材料的限度。

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易代之際士人經歷的政治動蕩與社會變遷，好比是水面上的驚濤駭浪；而《家人父子》潛入的生活世界，則是發生在水下、深水區甚至水底的故事。借用周作人的說法，“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動，海底的水卻千年如故”（《回喪與買水》）。“家人父子”并非一個敞亮的、任人窺探的生活世界，而是普通人不愿對外展演、逼仄幽閉的私人空間。發生在內室的故事，或沒有故事的故事，即便是枕邊人也難以言說。如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夫人文》所道：“君深心之委曲，與苦情之忍默，即我不能盡知之，知之亦不能盡言之也。”

可以說“家人父子”的世界，是幾近“無聲”的生活世界；而《家人父子》一書的工作，便是從士大夫欲言又止的文字間隙讀出“無聲之聲”。從《家人父子》密集的引文中，讀者仿佛能屏息直視那個淵深靜默的水底世界：王夫之寫其祖父“居家嚴整，晝不處于內，日昃入戶，彈指作聲，則室如無人焉”；又寫其母之事其舅姑：

起恒不待曉色，夜則暗坐徹丙夜。茗漿酒餌以進者，不敢使烹飪刀砧之聲聞于外。隆冬不爐，懼煙焰之達也；盛暑不扇，懼其作聲響也。與侍婢語，必附耳嚅唲，雖甚喜笑，不見齒也。（《家世節錄》）

如此壓抑的無聲世界是何人造成的呢？作者從墓志銘中鉤稽出一個細節：唐順之說其妻始嫁，“見于舅姑，舅曰：‘所屬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廿余年不識孺人聲。舅每嘆以為能婦”（《封孺人莊氏墓志銘》）。

《家人父子》一書涉及的倫理關系，包括夫婦、父子、兄弟，其中夫婦一倫展開得最為充分。然如作者所言，士大夫妻妾的人生軌跡，除一兩篇祭文或數首悼亡詩外，“有時即零碎地嵌在其夫的傳記材料中——只是‘片段’，通常連不成線，大片的空白留給你以想象填充”（66頁）。有意、無意的留白，可能出于模糊的隱私意識，“更可能出于輕視，或只是作為一種姿態的輕視”。研究者的功力正體現在如何提取、綴連、比對這些生活碎片，并用“想象”填補、闡釋文本內外的空白。

相較于夫婦一倫呈現出的豐富性，父子、兄弟之間的故事似乎缺乏某種張力，此書的后半部分讀起來不免時有意猶未盡之感，這是另一種材料的限度所致。作者在搜集材料時發現，在今人看來，夫婦應當較父子更“私密”，但為人子者在講述父與子的故事時反而顧忌更多。在父權的緊箍咒下，“子”的身份令他們下筆時不得不慎之又慎，有諸多“不敢、不宜、不便、不忍”。

除了空白、碎片化及種種騰挪趨避外，“家人父子”這個題目面臨的材料限制還來自文體方面。作者依賴的文集材料，多是士大夫的“自述”。“自述”的特殊價值在于，“其中往往有為士人攝取的‘生活小景’，由筆墨間又可察知其處那一種非常狀態的態度”（63頁）。《家人父子》一書的主要材源，如史傳、祭文、墓志銘、年譜、家訓、言行錄等，均有極強的文體規定性，規定哪些不可說、哪些可不說、哪些可說及怎樣說。經由這些材料，作者要探訪的卻是具體情境中的夫婦、父子、兄弟。在僵硬的文體、干澀的表述與活潑潑的生活世界間，存在著一道鴻溝，只能靠“想象與敘述”來跨越。對象與文體之間的不協調感，在史傳上體現得尤為明顯。作者指出女性瑣屑的日常生活難以納入嚴肅的史學體裁，“因了既有的史學體裁的‘嚴肅性’與制式化，有幸作為傳主的女性的生活史，往往被依了標準樣式剪裁，令人難以窺見傳主的眉目神情”（25頁）。

在認清對象的特殊性及材料的諸多限制后，回到如何“曲盡人情”的問題。如果將《家人父子》的方法，歸結為“人事體察”與“人情體貼”，似過于抽象。這里以書中的一組核心文本為例，來討論何謂基于文本細讀的想象力。在“妻 / 妾”一節，作者將冒襄的兩個文本《祭妻蘇孺人文》與為人熟知的《影梅庵憶語》并讀，在冒襄與董小宛這對神仙眷侶的故事背后，發掘出被前者光芒掩蓋的蘇孺人，表彰其以“大婦”處冒氏家族——“為人妻、為人媳、為人孫媳、為人弟媳、為人長嫂、為人侄媳”——之大不易。趙園對《影梅庵憶語》的讀解，則聚焦于冒、董故事的“凡間”情境，乃至故事的“殘酷性”，如寫董小宛在冒襄故示冷淡后的追隨不舍、進入冒家后的刻自斂抑、流離中的尷尬處境等。令人印象頗深的是，董小宛在冒家的姿態：“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但《影梅庵憶語》仍是從冒襄的視角剪裁二人的生活世界，趙園建議：

你不妨試著由董小宛的角度、口吻講述同一故事，或許竟試擬一篇董氏自述，借此重行搜索，看冒襄有意無意地“遺漏”了什么，有何掩飾、遮蓋，嘗試走入董的“內心世界”，她對自己的角色體認，她力圖展示給冒的形象，她以她所理解的冒的期待、需求為標準的自我塑造。（89頁）

這段文字將“人事體察”與“人情體貼”落實到敘事學上，揭示出基于文學訓練的想象如何逐步推演出故事的另一個版本。

文學閱讀、文學教育造就的想象力與共通感，不是靠正確無疑的事實，而是由或然性培育出來的。文學講述的是人生的或然、歷史的或然，因而須把握個體性、差異性及現實狀況的萬千變化。自轉向“明清之際”始，趙園就格外關注“非嚴格思想史”的話題，試圖將“總體史”無法涵括的“特例”“異論”納入考察范圍。在勾勒明清之際的倫理景觀時，她同樣避免“一概之論”，著力凸顯“豐富的差異”：個體與個體的差異、家族與家族的差異，規范、言論與實踐之間的差異。普通讀者看到是差異的并置，若缺乏“總體史”的視野，不清楚支配倫理實踐的思想譜系，甚至對人物關系不甚了然，則容易迷失于無窮盡的細微差異中。

“家人父子”的學術思想史意義

“家人父子”所以成為明清之際的一大話題，除了與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關外，不容忽視其在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趙園在《家人父子》自序中特別提及臺灣學者呂妙芬的相關著作，其研究領域即明清學術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傳統中的理學。有意思的是，此人也是文學專業出身。呂氏著作中可與《家人父子》相參照的，不止征引書目中列舉的幾篇。此外，如《儒門圣賢皆孝子》一文，以明末清初的理學論述為對象，指出在易代之際學風轉換、禮教復興的大背景下，儒者回歸日常生活，認為只有“盡力于人倫，綿密于日用”（潘平格《潘子求仁錄輯要》），才是成圣的首要工夫。如清初儒者周汝登所言，“學術不外尋常，舍了家庭，更無所謂學者”；儒家之徒“正當以身發明，在家庭中竭力”，“在境緣上勘磨”（《東越證學錄》）。“五倫之外無道”，家庭遂成道場，夫婦、父子、兄弟皆是道侶。

而趙園此書過于強調“家人父子”的尋常相對，具體家庭的日常瑣屑，似忽視了儒者形而上的精神訴求。切篤人倫是為了合乎天道，家人父子的倫理實踐往往是與清初禮治社會的觀念、儒家圣賢之學相表里的，所謂“日用之間，瑣碎節目即是小；其根極天命，至于神化處即是大”（李光地《榕樹語錄》）。一般讀者若流連于書中攝取的“生活小景”，而不知日用場景背后的禮治理想與性命之學，難免以今釋古、以情論禮。

不妨以顏元的倫理實踐為例，比較趙園與呂妙芬不同的取景模式。兩人依據的材料都主要是《顏習齋先生言行錄》，趙園的著眼點在顏元夫婦間儼如君臣的相處之道、緊張壓抑的家庭氛圍；呂妙芬則更看重倫理實踐背后的思想譜系，將顏元的家禮實踐放到清初北方學術的脈絡中考察（《顏元生命思想中的家禮實踐與“家庭”的意涵》）。呂文指出顏元對夫婦之禮、父母之禮的執著，之所以到令觀者“不適”的程度，是基于他對“家人父子”的特殊理解。家庭被顏元視為人倫教化的圣域：“明倫為吾儒第一關節”，“倫之當明者莫切于夫婦”，天地不過是個“大夫婦”而已。

而《家人父子》一書的主眼，是人情而非禮治，故常用“不情”、“違拗人情”、“禮溢于情”來評判士大夫的倫理實踐。如李颙稱道曹端治家有術，“夫人高年，參謁必跪”（《四書反身錄·大學》），趙園評曰：“最為不情”。此等“不情”之舉或出于“禮”的設計。“禮”在當事者心中的地位遠高于“情”，顏元以為“天下無治亂，視禮為治亂而已矣；家國無興衰，視禮為興衰而已”。除了“情”、“不情”的考量，讀者是否應從“禮 / 理”與“情”的雙向視角來審視明清之際士大夫的倫理實踐。

引文背后作為研究者的“我”

《家人父子》一書，引文密度極大，甚少轉述，并不追求“可讀性”。讀者可能一開始不太適應如此稠密的引文，但這種“直呈”而非講故事的語調，讓普通讀者盡可能直接面對原始材料，分享作者的閱讀經驗。趙園對文字一貫吝嗇，寧失之澀，毋失之滑。在高度節制的論述中，仍能捕捉到作者情感流露的瞬間。趙園稱她進入“明清之際”這一研究領域時，要求自己嚴守學術工作的倫理，避免過分地“介入”。余論又說“家人父子”的課題是與自己已有的想象對話的過程：“我的研究對象，我的研究也于此與我相關。”

《家人父子》當然是“有我”的論述，盡管絕大多數時候作為研究者的“我”是藏在精心雕琢的引文背后，藏在偶然一現的驚嘆號中，藏在召喚讀者“你”的時刻，藏在替古人擔憂，甚至鳴不平的感慨中。如論及“夫風流而妻不妒”，一邊是有戀童癖的祁止祥，一邊是能容下數院如夫人的祁夫人，對這種相敬如賓、被奉為佳話的夫妻關系，作者不禁感嘆：“只是那賢德夫人的感受，又有誰真的愿意知曉！”（40頁）稍后論及對妾的處置，某翁年老后將侍奉多年的兩位女子遣送回家，貌似開明，作者卻進而推測：“只是二女‘載歸’后的命運，就未必是該翁所關心的了。”（47頁）又如流離中的夫婦一節，寫到祁班孫被流放至寧古塔，有妾在身旁服侍，其婦留在老家，“孤燈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全祖望《祁六公子墓志銘》），趙園忍不住要追問：“未知祁班孫在寧古塔，其婦是否曾在夢中。”（69頁）諸如此類的感慨，與其說出于史法，不如說是基于對被壓抑者或自我壓抑者的同情，基于女性纖細、健全的日常感覺。

趙園對文字的敏感，讓她能覺察出包含于虛詞中士人不經意間傳遞的信息。如在一條腳注里援引劉汋所撰其父劉宗周年譜，記其父“登第十年，始買一婢子”；前此官京師，將一婢贈其姊，“寧使夫人自操井臼”。趙園從“寧使”二字讀出做“清官廉吏婦的一份代價”（22頁）。又謂清初大儒顧炎武在流離途中隨處納妾，且無不自得地說“他日南北皆可遺種”；其妻死后，“寄詩挽之而已”（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趙園論曰：“‘而已’大可品味，不過如此，而已。”（64頁）

從《家人父子》的取景角度，可見出作者的情感傾向，更偏愛“散文”化的生活狀態與表述方式。如在冒襄與董小宛的故事中，看重日復一日的“侍坐”，而非烹茶、焚香、調制美食等富于詩意的畫面。趙園從士大夫詩文集中攝取的“生活小景”，多是散文化的、偏暖色調的鏡頭，如“秋夜張燈掩竹扉，左邊開卷右縫衣”（方文《夜坐贈內》）；又如方拱乾的寧古塔詩中寫家常瑣屑的《數米》《摘菜口號》《老妻種蔥盂中，笑而作此》。“古風妻似友”一節，寫祁彪佳夫婦共同游園、看花、觀戲、聽歌、對弈、訪友，更為難能的是祁氏躬親瑣務，婦病，為其延醫尋藥、求簽問卜、調治藥餌。在趙園看來，柴米油鹽的日常瑣屑，比風花雪月更顯出夫婦二人“伉儷相重”。又如劉汋筆下的劉宗周夫婦，在其父對其母的體恤中，也有這種“樸素的溫存”在。《家人父子》各章均有此類瑣屑而有味的細節，易代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刪繁就簡，回到基本的生存狀態，剝去詩意的點綴，露出凡俗的質地。

趙園聲稱自己進行的每一項研究，都與“我”相關，只不過相關項各有不同罷了。要找出《家人父子》與研究者“我”的相關項，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翻看散文集《舊日庭院》中附錄的趙園父親的兩篇回憶，及題為《鄉土》的一組文章中對家族史的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