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詹青云 看理想

截止8月10日，#阿里巴巴女員工被侵害# 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達到9.1億。

根據受害者長文記錄，14天前（7月27日），阿里一位女性員工被領導強制要求前往濟南出差，而后被客戶與領導灌醉，并遭遇了猥褻與疑似性侵。7月28日，受害者第一時間選擇報警，并要求查看監控錄像，以及盡可能保存了物證。

在回到公司后，她按照流程在內網向上反映，并提出了自己的合理訴求，但經過多次溝通仍得不到回應后，她選擇在公司食堂發傳單抗議，卻遭到多名保安的勸阻，無奈于8月7日撰寫了一篇長文，才終于引爆熱搜。

8月9日，阿里內網終于正式公布了該事件階段性調查結果及處理決定，但聲明中將事件定義為“有過度親密行為”引發了大量輿論爭議。

同時，8月8日，一位網名為@投訴滴滴上級被開除的單親媽媽 發帖表示，去年她被客戶帶到私人飯局后遭強制猥褻，當時自己失去意識，等醒來發現臉上全是傷，報警后未立案。興化檢察院的回復函則顯示，現有證據無法證實有猥褻行為。

在現行的許多法律體系中，有關性侵犯罪的舉證與判決非常復雜，通常牽涉受害方的性同意問題，并往往會要求受害方承擔額外的論證責任；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與偏見之下，對性同意的表示也往往有著不同的界定標準。

但隨著觀念的進步，“no means no”(不即是不同意)以及“yes means yes”(需明確表示同意)的標準也逐步成為某些法律體系的共識。

今天，我們與你分享詹青云在看理想App節目《像律師一樣思考》中，對于強奸案判定和舉證的探討。她也指出，在現行的法律文化里，真正缺失的其實是從女性的視角去看待性關系，理解何謂“性同意”。

文 | 詹青云

來源 |（文字經刪節整理）

01.

一個人身體的完整性受到傷害，

這就足以構成暴力

許多刑事犯罪都帶有一些顯著的特征，比如殺人、放火，它的危害性是非常明顯的，它被人類社會所痛恨和鄙視，界定標準也是非常明確的。

但同為重罪，關于什么行為構成強奸、強奸應該被視作何等程度的罪行、強奸犯應該受到什么樣的懲罰，對于這些概念的理解，是深受罪行背后的社會文化，以及很多意識形態所影響的。

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里，我們開始重新看待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去看待所謂的性自由、性同意，去看待受害者，一個女人（或男人）對于自己身體的完整性的控制，對于自己身體不受侵犯的自由的堅持。

強奸有兩個核心的元素。第一個元素即為“強”字，意為使用了暴力，另一個元素則是違背了受害方的意志。

強奸案的法律標準在發展歷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關于暴力的界定。在漫長的歷史長河里，“強奸”中的“強”字指的是“性插入”這個行為以外的暴力。

比如把這個人壓制住，讓她/他無法反抗；比如用暴力傷害她/他，讓她/他不敢反抗；或者讓她/他陷入昏迷，失去反抗的能力等。

在裁定“一個性行為是否構成強奸”的時候，法官需要去尋找在性行為本身以外，被告方還使用了額外的暴力。

《日本之恥》

在過去二三十年之間，越來越多的法律和判例認定“性插入“這個動作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傳統的強奸案譴責的是“在發生性行為的過程當中，額外對受害的一方所造成的身體上的傷害”，現代的法律理念里，會認為它首要的傷害是“違背對方的意志，而強迫她/他進行性行為”這件事情本身。

這件事情的傷害不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人格尊嚴意義上的。

當一個人身體的完整性受到了傷害，這就足以構成暴力了。

這個界定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不止體現在“背后是一種全新的權利理念，而是一種我作為‘人’的完整性，我的尊嚴不受任何侵犯和踐踏的理念”，它也體現在法庭上要用什么樣的證據去證明有“暴力”。

02.

不能僅僅憑借“反抗”，

來衡量受害者是否同意

如果一個法律體系要求有性交行為以外的額外暴力，那么它通常是要求受害的這一方證明自己“有過反抗”，這就是一個額外的論證責任——她/他要證明“我反抗過”。

但一些典型的例子，比如一方是在熟睡過程中被性侵的，或者有受害者是因為大量飲酒陷入昏迷狀態，然后被性侵犯，這可以解讀為加害者“沒有使用額外的暴力”嗎？

更典型的情況，以及在之前的判例當中更難處理的情況是“被侵犯的一方因為害怕、恐懼，或者是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傷害的時候，失去反應的能力，而不知道該怎么反抗”。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刑法以“州”為主體，不同州之間，意識形態有很大區別，分布在光譜各個地方，有的州走向非常極端。在美國的南方，一些州甚至不允許女性墮胎。

由于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不同州對于強奸案的界定、法律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一個重要的差異是：不同州的法律要求女性遭遇強奸時反抗程度不同。

最嚴格的要求，是反抗時“要有口頭的明確表達，再加上有行為、有動作”；而有的地方法律可能允許“只要在口頭上表達我不愿意”即可；有的地方更進一步，把“沉默”當做一種抗議。

這就是我們說的那些情況，她/他在熟睡，她/他在酒后失去了知覺，她/他因為恐懼、僵硬而沒有辦法表達反抗，她/他這個時候的沉默是不是足以構成一種反抗？

對于這個問題，在最“激進”的那些法律體系里，它會認為“yes means yes”，就是你必須得說“我同意”。只要沒有得到一個自由意志下給出的明確同意，受害一方就算作在反抗，而對方就算是在違背她/他的意志。

《難以置信》

所以回頭再看這兩個問題：如何確定受害者有沒有同意呢？這是不是她/他的自愿行為呢？這兩個聯系非常緊密的問題，體現的是我們一再講到的刑法當中的兩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行為，是加害者具體做了什么？有沒有使用暴力？暴力該如何界定？第二個元素，是加害者的意圖，是他的心理狀態。

當我們去衡量一個人是否犯下了強奸罪的時候，我們要求他的知識、他的意圖，他的mindset（心理狀態）是怎樣的？我們之前提到過不同的心理狀態，它會決定所作所為將構成一個什么樣的罪行。

03.

“yes means yes”

我們所聊的這些法律標準、規則的差異，是關于“強奸罪”定罪要素的具體差異、標準差異。原告要滿足什么樣的論證責任，才算把這個案子給“搭”起來了？被告想要推翻原告搭好的“房子”，他需要提供什么樣的證據？以怎樣的方式推翻？

在標準不同的情況之下，論證責任當然是不同的。以“行為”這一要素為例，有的地方要求除了有“性交”行為之外，還得有其它的暴力；有的地方不要求額外行使的暴力，這是非常明顯的論證責任的差異。

很現實地說，在目前的醫療手段之下，只要報案比較及時，要證明有性交發生，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可是要證明在性交的過程當中，伴隨著其它形式的暴力，卻并沒有那么簡單。

有的時候這種暴力可能表現得非常明顯的：在人的身體上留下了明顯的傷痕，或者有比較清晰的證據的記錄，有人證、有錄像帶或者有證詞。

但是經常會面對的情況則是，什么樣的力、什么程度的力，可被視作構成“暴力”？其實這個問題并不明確。

有很多一定程度的“暴力”，是足以使受害的這一方放棄或者沒有能力反抗的暴力，但它可能并不會留下清晰的證據；也有很多時候這種“暴力”是隱性的，它是威脅、它是精神上的恐嚇或者精神上的控制，它是在漫長的相處過程當中，所形成的一種威懾力。

這些東西更難以用證據證明，所以不同的論證責任，會提供不同的報案的門檻，或者論證為一個罪名的門檻。

如果一個法律體系之下，它要求有性交行為以外的額外暴力，那么它通常是要求受害的這一方證明自己“有過反抗”，這就是一個額外的論證責任。

反抗在有的地方是一個“一刀切”的標準——如果你沒有反抗，那么法律就默認你是同意的；有的地方則認同說，你有的時候不反抗，并不是因為不想反抗，而是因為沒有能力反抗。

但也有的法律體系會給予一個“機會”——這時的論證責任，并不是一種額外的義務，而是一個機會，如果可以證明恐懼是合理的，那么“沒有反抗”，就不再成為定罪的阻礙。

此前有過一個判例，一位女士被侵犯了，她并沒有嘗試逃跑，也沒有反抗。她當時感到非常恐懼，就問性侵者說“如果我按你說的去做，你能不殺我嗎？”

案件遞交到法庭上的時候，被告一方說“這不是強奸，因為沒有‘暴力’這個元素”。這個案件中的男方沒有使用身體暴力，因為女方根本沒有反抗，她只是因為恐懼，然后順從了。

這個案件的最終結果是，“當受害一方出于恐懼而沒有辦法反抗的時候，‘暴力’這個元素可以被證明”，也就是說，只需要證明這種恐懼是合理的（reasonable）。

《難以置信》

更明顯的論證責任的劃分不同，還體現在“什么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性行為的發生是違背了一方的意志？”

有的法律體系要求要明確地說出“同意”，即“yes means yes”。假設在男女之間，當女方說出“yes”的時候，才叫做“她同意了”。這時的論證責任，在于案件中的被告一方（男方），他需要證明“她確實有同意”。

但如果法律體系要求的是，“如果你不同意，你得說no”，也就是“no means no”。這時的論證責任就落到原告一方（女方），因為如果女方沉默的話，那么這個法律體系就會默認她是同意的，她就得去證明“我確實表達過我的不同意”。

所以法律體系標準的設置不同，就將給雙方帶來巨大的難度差異。而這背后潛藏的，就是法律“默認”的狀況；而它所折射的，則是整個社會文化中的默認、偏見與常態。

尾聲.

在過往的法律歷程中，有大量類似的案子因為要求額外的“暴力”元素，而沒有辦法被定性為強奸。它隱含的意義是在絕大部分的強奸案當中，女性受害者需要反抗。

所以有很多人批評這種法律概念，這是在要求一個女人在被侵犯的時候還要像一個“男子漢”一樣反抗，才能自證清白。

從這一點出發，有很多法律理論家深刻地指出：這種兩性文化，或者是傳統的性別觀念傳統，它對法律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深埋在大家的潛意識之中的。

明面上，法律可以隨著時代相對容易地改變，但真正難以實現的改變是大家腦海深處的對性暴力事件的固有印象。

在現有的社會認知里，我們都認為在性關系當中男性有一定的攻擊性，男性占有主導地位，女性適當地反抗其實是一種順從。

這種意識形態才是最難糾正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法律文化，是從一個女性的視角出發，去理解一個女性在被侵犯的情況下，她所感受到的恐懼。

當她因為這種突如其來的傷害，陷入無法思考、無法反抗的狀態時，法律如何保護她們的權利？

法律認同“如果這個時候受害人因為感到恐懼而沒有辦法反抗，那只要證明這種恐懼是合理的”就可以了，這是法律當中通行的所謂“理性人”的標準。

問題就在于這里的“理性人”是理性的男人，還是理性的女人呢？

如果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法律都是理性男人的視角，大部分的法律工作者都是男性，大部分的警察和檢察官也都是男性，他們以男性的視角出發所衡量的“理性人”的標準，又是不是一個女人身處那樣的狀態之下的“理性人”的標準？

因而有很多人認為，現行的法律文化里，真正缺失的是從女性的視角去看待性關系。

所有的這些概念都深埋在我們的文化里，它也會在不經意之間影響法官的判斷、警方和檢方的判斷、律師的判斷，甚至影響受害人自己。

*本期內容摘選自看理想App節目，有大量刪減與調整，小標題由編輯添加。如想收聽完整觀點和講述，可移步至相關節目。

頭圖來源于《難以置信》

原標題：《阿里員工性侵下屬事件，受害者維權與舉證的困境》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