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架上翻出舊書，才確認第一次去伯明翰采訪洛奇是1993年4月，那之前去倫敦某書店參加他的新書閱讀會，會后斗膽上前要求采訪，因為我正好要去伯明翰參加一個婚禮。那次采訪，我為《文匯讀書周報》寫了一篇訪問記。

洛奇的自傳《生正逢時》（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2015年初出版，最近，我試著給他發了封郵件，問他是否愿意再接受采訪。沒想到還不到半天，他就回了郵件，說很樂意，并說真巧，他過兩天就要來倫敦參加一個活動，周四一天都有空，他會住在倫敦的公寓，可以在那里見我。

確認了采訪時間后，他將公寓地址發給我，原來就在查令十字街南段，舊書商新的聚集地Cecil Court對面。郵件很長，第一段詳細說明他的公寓所在的那棟樓離地鐵站的距離、對面劇院、隔壁的小店；第二段是關于那棟樓臨街的兩扇安全門，他細心地解釋我按過門鈴后他會在樓上按下開門鍵，之后我必須在三十秒鐘內連著推開兩扇門，如果動作不夠快，就有被夾在兩扇門中間的可能；以防萬一，他還給了我他的手機和公寓電話。這封郵件讓我頗有感觸，洛奇八十歲，果然有些啰嗦了。他當然不知道，我已經歷過十年的非洲生活，各種安全門見得太多了。

下午三點，我準時來到他的寓所門口并成功地推開了兩道安全門，乘電梯到二樓，他已經在門口等我。比我記憶中瘦小了許多，天氣還不冷，但他已經穿著對襟毛衣了。這套一居室的公寓很小，空間很像上海的居所，他一邊沏茶，一邊說這個公寓是他1991年買的，地處鬧市，到哪兒都方便，而且他的經紀人就在附近。又說他昨晚去了一個朗讀會，走路就可以到。聽說我在南非住了十年，他表示那個遙遠的地方他從沒去過。坐定后，他調整了助聽器的音量，笑著說：“開始吧。”

自傳書名、人生轉折點

澎湃新聞：您的自傳在年初出版，英文名是“Quite a Good Time to be Born”。一方面，您的意思是生對時候了，另一方面，Quite這個字又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肯定，您能解釋一下么？

洛奇：對，“Quite”是一個很英國、很有意思的詞。書名是全書開篇第一句話里的幾個詞：“1935年1月28日，我開始呼吸，對于如我這樣出生在英國中下層家庭的一位未來作家來說，可算是生正逢時吧。”這句話里的所有內容都很重要。我用了quite這個詞來限制good，意思是“好，但不是全好”。如果你是猶太人，那年出生在歐洲大陸，就會非常糟糕。在英國，我正好趕上1944年的《教育法案》，中學和大學免費教育。所以，英國的社會變遷正巧被我們這代人趕上。還有一點，我要在下一本書里才會寫到，就是我事業成功之時，也正碰上寫作可以養家糊口的年代，八九十年代，文學流行，暢銷書能賺不少錢。現在，作家單靠寫作很難生存。所以，出生在這樣的年代，還是不錯的。

當然，也有不夠好的地方，因為二戰，我的小學、中學教育并不很好。例如，我沒機會學習外語，而且我父親參軍，很多年不在家，所以，并不完美。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想到這個書名，我比較滿意，因為它讓人過目不忘。

澎湃新聞：這本自傳寫到您四十歲時《換位》的出版為止，可以說是您的前半生。下一本快寫好了么，有書名么？

洛奇：當然沒寫好，書名也很難，既要與這本不同，又得能接上。下一本的結構和韻律與這本都不一樣,我知道要寫什么，但如何寫，我還在尋找合適的方式。第一本比較簡單，是按年代寫的。人生前四十年總有很多事發生，生活在不斷變化，讀書、結婚、找工作、生孩子、事業開始、出版作品。后四十年作品多了，生活的內容少了。所以，我還在想。

澎湃新聞：前四十年，您寫到許多生活的重要關頭，例如進大學讀書、畢業時得到第一名、出版第一部小說、找到工作、去美國、孩子出生等。您覺得，最重要的轉折點是什么？

洛奇：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應該是遇見瑪麗——那個我戀愛了七年后才結婚的女人。我們的戀愛過程很奇怪，婚前沒有過性關系。這在現在簡直是天方夜譚，在當時也讓人不可思議。從事業上來說，我也有幾個十字路口吧。大學畢業得到一等學位，很重要。大學畢業后，我并不想繼續讀研究生，但是服兵役讓我改變了想法。讀了研究生，那就基本上是進入學術界了。我花了兩年的時間找工作，剛進伯明翰大學時是一年的合同，后來轉為長期合同，雖然大學老師收入不高，但給了我一個穩定的基礎。

回頭看我前四十年的生活，我的運氣真是很不錯的。當然，也有一些壞運氣。

照片拍攝于1974年。

澎湃新聞：1967年，您出過一次車禍，全家都在車里，那算是壞運氣么？

洛奇：那次其實是好運氣，雖然出了車禍，但我們全都幸免于難，還是非常幸運的。我說的壞運氣主要在戲劇和電影上，運氣很不好。我好像沒有能力寫劇本，我寫過好幾個劇本，例如《寫作游戲》，但都只在外地上演過，沒有一出在倫敦上演。有的已經準備在倫敦排演了，還請了大明星，但最終都沒能成功。還有電影，我寫過許多提議書、劇本草稿，特別是改編小說《治療》，我花了許多工夫，寫了七稿劇本，去見過三四位制片人，最后一事無成。可能我太貪心了，希望我在不同的創作領域中都能成功，但事實并非如此。我現在越來越覺得生活很大一部分是機遇，很多事是偶然的。

我在電視上的運氣稍好些，我改編了狄更斯的小說《馬丁·翟述偉》、我自己的小說《好工作》，這兩個迷你劇都很成功。電視臺后來想改編我的其他作品，但當時我很忙，一直拒絕他們，慢慢他們就把我給忘了。總而言之，我還算是很幸運的。對，我應該在下一本書中寫寫我的好運和壞運，但現在我不想多談了。

澎湃新聞：在自傳中，您寫到第一次去美國，先在布朗大學，后來去伯克利和美國西海岸，真是讓您大開眼界。讓人感覺到您可能更喜歡美國，為什么您沒有到美國去工作呢？

洛奇：那次美國之行對我的影響極大，也是轉折點吧。那是我被解放了的一年，從英國人小心謹慎的習慣里被解放出來。從布朗大學，再到加州西海岸，帶著家人橫跨美國，那種自由，是我以前從來沒有體會過的。我年輕時，有兩次旅行讓我開了眼界，一是去德國看我阿姨，還有就是去美國。從那以后，我就沒有在國外長住過。

確實，曾有很多美國大學要我去，當時伯克利就給了我工作，但是我不想讓孩子離開他們出生的國度，在國外受教育。所以，這些工作邀請我根本就沒給予考慮。而且我總認為，只有在自己國家不成功的人，才會到另一個國度去工作。作為一個小說家，我需要從自己的文化中尋找材料，那是我能理解的。美國文化只是英國文化的對比和參照物。

澎湃新聞：您的書在美國出版比較慢，《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和《換位》都是過了許久才找到美國出版商的，是因為文化差異么，還是美國人不太懂英國人的幽默？

洛奇：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只能說，對什么書能流行、什么書不能流行，出版社有時候是很沒眼光的，而且，他們很固執己見。在英國，《換位》的精裝本出了三年后，企鵝才出平裝本，這也很慢了。美國出版社覺得《換位》不會有市場，所以，有十八還是十九家美國出版社拒絕出，總算出版后，到現在還每年加印，很明顯是很有市場的。當然，英美的幽默不一樣，所以，我的書在美國并不算非常流行，但我還是很滿意的。不過我也知道，他們不會出版我的自傳。

澎湃新聞：您有三個孩子，老三出生后，被診斷為唐氏綜合癥，聽到這個消息時，您在自傳中寫道：“對我來說，這打擊太大了。我一直覺得我和我的家人是在上升的扶梯上，我們的生活正在變得更充實、更開心、更幸福，突然，一切都停止了。在我對未來的想象中，可從來沒有包括要照料一個智障的孩子。”現在老三的情況怎么樣？

洛奇：我的大女兒是生物學家，大兒子是律師。老三也快五十了，他雖然是智障，但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很有藝術天賦，現在他的畫能賣錢，還舉行展覽，這讓他有一種自足感。與其他唐氏綜合癥的人相比，他還是很有能力的。他住在政府安排的社區里，與六個情況類似的人同住，有人照顧他們。他的住處離我家開車一個小時，他每月回家一次。因為老三的情況，瑪麗以前的工作就是教識讀困難的孩子。退休后，瑪麗也學了藝術課程，曾和兩個朋友一起開過畫廊，現在用電腦做設計。所以，老三每月回家會和媽媽一起畫畫。讓人傷感的是，老三可能會早發老年癡呆癥。想想他可能在我們之前先得老年癡呆，就讓人非常傷心。

我共有三個孫女、外孫女，都很漂亮，很聰明。大孫女快十八歲了，各方面都很出色，體育也很好，最近還在摩洛哥登山，她想當工程師。我的孩子會讀我的書，但是很少進行評論。做一個有名作家的孩子不容易，他們可能在我的書中看到他們的生活和經歷，當然他們也享受了我賺的稿酬，就沒法抱怨了。

天主教、不可知論、格林

澎湃新聞：您從小在天主教環境中長大，您的畢業論文是關于天主教作家，您和瑪麗戀愛七年，一直沒有性關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天主教的信仰，婚后一直沒有使用避孕工具，也是因為信奉天主教，直到老三出生，因為是殘障，瑪麗才毅然決然用了避孕環。但是您的小說《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你能走多遠》又對天主教極盡嘲諷，特別是天主教所提倡的、被人稱為“梵蒂岡左輪手槍”的自然避孕法。很難相信虔誠的天主教徒能寫出這樣的書。能不能問一句：您現在還是天主教徒么？

洛奇：我早就算不上是天主教徒了。1980年前后，我開始懷疑天主教的教義，不再相信那些我從小就熟悉的彌撒時說的話。因為我不想制造家庭矛盾，所以還是每個周日去教堂，但我決定不取圣餐了。瑪麗常在教堂里朗讀，他們也請我讀，我說不行，因為我不能當眾說那些我不相信的話。教區是個小世界，我寫的書中有許多對天主教的批判，所以，去教堂讓我越來越不舒服。幾年前，我索性不去教堂了，除了非常特殊的日子，那完全是為了陪瑪麗。教會對許多人來說，是能夠提供支持的強大社區，這種歸屬感對他們很重要。瑪麗還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在教區里很活躍。

雖然不再去教堂，但我對宗教的興趣并沒減弱。所以，周日上午，瑪麗去教堂，我就有意識地在家里閱讀宗教哲學的著作，例如，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把《新約》從頭讀到尾。天主教不要求讀《圣經》，他們只給信徒《圣經》里零星的章節，并不鼓勵信徒去真正閱讀研究。而我對《圣經》里的典故如何解釋、對宗教與社會的關系等，都非常感興趣。

當今世界，宗教越來越重要，現在的國際政治幾乎都是由宗教在驅動，這種現象是誰都沒想到的。所以，我把自己定義為“天主教不可知論者”。我認為，宇宙里或宇宙外，雖然不一定有上帝，但可能有另一種高于一切的神秘力量。世界上有這么多的宗教，每個宗教里又有那么多的教派，說明這一切都是人想出來的。究竟什么是所有這些背后的力量，可能我們永遠不會知道。

澎湃新聞：“天主教不可知論者”，這是一個好說法。您最喜歡的作家格林，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稱呼他？

洛奇：格林一直搖擺不定，晚年更是如此。這樣稱呼他是合適的。這是一個很有用的名詞，一方面承認自己是受到了天主教的影響，秉承天主教文化，在天主教的環境中長大，另一方面，也承認自己并不知道天主教有多少真實性。

澎湃新聞：說起格林, 您在傳記中說，對您的寫作影響最大的作家包括喬伊斯、格林、伊夫林·沃和金斯利·艾米斯。1966年，您曾把英國版的《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寄給格林，他給您回信說特別喜歡您的小說，覺得它充滿幽默，且非常重要，并建議您送一本給英國天主教地位最高的紅衣大主教，并告訴紅衣大主教說是他建議您送的。這是典型的格林做派。您把這本書寄給紅衣大主教了么？

洛奇：哦，是么？你這么提醒我，我記起來了。格林對年輕作家一直很好。后來，此書出美國版時，格林允許出版社引用他信中的話。我向他坦白說我沒敢給紅衣大主教寄書，他說，不用擔心，他會把他那本寄去。我想他真會那么做的。以后我每有新書出版，都會寄一本給他。我也見過他幾次，他住在法國南方昂蒂布時，說如果你們來度假的話，就來看我。有一年，我和瑪麗去附近度假，就去看他，他請我們吃了中飯。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次會面，在我自傳的下冊中，我還會具體寫，這里就不多提了。我也曾為英國文化協會采訪過他，但他是個很難接近的采訪對象，對所有問題，他都有一套固定的回答，不管是誰采訪，他都是這么對付，我像其他人一樣，那次采訪也沒能挖出什么新東西。作為一位年輕的作家，他對我相當有影響，我寫過研究他的文章，他去世時我也寫過紀念文章。在《你能走多遠》中，一位人物正在寫一篇關于他的論文。格林從一位固執的天主教徒變成一位不可知論者，這個心路歷程也是我自己在過去的三四十年及許多天主教徒所經歷的。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生論文寫的是天主教作家，英國文學那么龐大，您為什么會選擇這么偏的一個題目？

洛奇：我當時認為自己是一位天主教作家，所以，我希望能反觀歷史，也想把創作和批評結合起來。回頭看看，那個選題可真不明智，因為那個課題相當小眾，我找工作時，那個題目不僅一點都幫不上忙，反而是不利的。我對傳統主流英國文學的閱讀和知識，都在我任教之后。我開始工作后，才讀到狄更斯、奧斯丁，欣賞到這些作品的力度。一邊教書，一邊讀書，很令人興奮，所以，我剛開始教書生涯時，覺得一切都太棒了。

小說家、批評家

澎湃新聞：許多人稱您為“學院小說家”，因為您是學者，也是作家。但從自傳里可以看出，作家才是您的第一選擇。您研究生畢業后，花了兩年時間申請教職，其間您的處女作《電影迷》出版，但申請工作時，您卻刻意不告訴別人您也是小說家，為什么？

洛奇：對，那時我不想讓這兩種身份摻和。我希望我能以學術水準找到工作，寫小說是我私人的事。現在回頭看看，那個決定很荒唐。我當時認為小說家申請去大學教書，大學會覺得很奇怪，因為除了金斯利·艾米斯，沒有小說家在大學里執教。而且我在申請第一份工作，怕學校會覺得我三心二意，覺得小說家是不穩定因素。現在想想，出版了小說，可能還會幫我找到工作呢。

當小說家確實是我的第一選擇，我一開始并沒想進入學術領域，我更希望找到一份能讓我去看世界的工作，有更多的生活經歷。但我不想做記者，我認為記者和作家是沖突的。但我也知道，全職寫作無法生存，特別是如果你要結婚生孩子，作家是無法養家的。而且我對文學批評一直很感興趣，所以就有了后來的雙軌生活。我認為，與寫評論文章相比，寫出成功的小說更難。

1987年我從大學提早退休，就很少再寫有很多引文注釋、用很多專業術語的學術批評。后來我寫的基本上都是大眾化批評，給一般讀者看的，我的這兩種身份也就區分不大了。最近我的《現代寫作模式》（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要重新出版，我覺得這本書對文學理論做出的貢獻比較大，它在1967年初版，已經絕版很多年了。

澎湃新聞：1967年，劍橋大學有一個教席出來，他們邀請您去申請，但您考慮再三，沒有申請，為什么？

洛奇：因為那時我已經知道我想當什么樣的作家了。與劍橋相比，伯明翰大學的學術環境要輕松、寬松很多，劍橋是個有強迫癥的地方，學術氛圍是封閉式的，同事之間喜歡互相批評。我很清楚，如果我去那兒，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必須全力以赴。即使沒人要求我，為了自尊，我也得努力好好干。而且，我可能也會更在意別人對我的小說如何評論。伯明翰的池塘小多了，更寬容，競爭也小。事實確實證明了，我在伯明翰很好，越來越有自由。后來，我就不用做全職教授了，這在劍橋是不可能的。

澎湃新聞：那么如果您戴上批評家的帽子，會如何評價您的小說呢？

洛奇：我的小說可以被分為兩組，在《換位》之前的，都可以說是學徒的習作。從《換位》開始的作品，我都比較滿意。只有《天堂消息》，我稍有些不滿，因為寫那本書時出版社對我逼得很緊，最后寫得很倉促。《換位》《你能走多遠》《小世界》和《好工作》是我最成功的作品，商業上也最成功，屢受好評，總是在排行榜上。它們是我的喜劇小說，之后的作品就比較嚴肅，所以，許多批評家因我沒有繼續寫這類喜劇小說而失望。但生活就是這樣吧，年紀越大，越難寫喜劇小說，我可能對生活的黑暗面越來越關注吧。

澎湃新聞：您最成功的幾本小說都是“校園諷刺小說”，您決定提早退休時，有沒有擔心您的創作來源會枯竭？

洛奇：對，我確實擔心過，也擔心我是否會比較孤單，因為學院生活把我帶到整個世界。所以，我希望轉向電視電影和戲劇領域。因為那更需要團隊合作，取代我的大學環境。可惜在這方面我并不成功，《治療》寫的就是我在這個領域里的經歷。

澎湃新聞：您后來寫了傳記小說《作者，作者》和《風流才子》，是不是也是因為現實生活里的創作題材少了？

洛奇：當你年紀大了，生活漸漸變得按部就班,不像年輕時，戀愛、結婚、工作、生孩子、旅游、看世界，那么多新的經驗，都是改變一生的生活體驗。老了，沒有新經驗了，自己的生活經歷都被寫完了，很難寫新的故事。所以，要到別人的生活里去找經驗，例如詹姆斯、威爾斯。我在想象他們的生活，用寫小說的技巧來寫他們，寫他們生活里的重大事件，要把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和我的想象結合起來，做到天衣無縫。傳記性小說不是傳記，傳記不可能寫主人公說了什么，怎么想的。我對這兩本書還是很滿意的，特別是《作者，作者》。最近我又讀了一遍，因為昨晚我去參加關于詹姆斯的讀書會，我覺得寫得還是很好的。當然，這樣的書，讀者群很小。但是對那些感興趣的人，還是很有滿足感的。

《作者，作者》的結構很好，寫了兩位作家的平行生活，充滿了反諷。詹姆斯的劇作，第一夜就被停演，對他來說打擊特別大，戲院取而代之的是王爾德的新作《美德的重要性》，大為流行。但不久王爾德的劇也停演了，因為他的同性戀丑聞。這么充滿戲劇性，又全都是歷史事實。所以，傳記性小說也可以讓人非常興奮。而且比全虛構的小說更高明，因為這些都是真正發生過的。《風流才子》比較難寫，因為威爾斯的生命更長，更散亂，更多片段，更零碎。

我選擇寫威爾斯是因為他與詹姆斯的關系，也因為他是很矛盾的一個人，他是個女人迷，一點都不忠誠，但他又是一位女權主義者，支持婦女權益。這本書寫得很不順，寫了一章后，我就放棄了，后來又撿起來，總算完成了。我覺得還不錯，但沒有《作者，作者》那么好。

雞蛋和雞

澎湃新聞：今年2月您的自傳出版時，平裝本的《寫作人生》（Lives in Writing）也一起出版，這本書里您寫到了許多其他作家，例如格林、威爾斯、艾米斯等，兩本書的同時出版，是有意安排的么？

洛奇：對，是我向出版社建議的。《寫作人生》中的許多內容，原本是可以放到自傳里，例如我與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科莫德（Frank Kermode）、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等的交往以及我對他們的看法，但這樣自傳的內容就太多了。這些文章早就發表過，所以，我想如果結集出版，我就不需要在自傳里詳細寫這些朋友了。兩本書同時出版，相輔相成，《寫作人生》賣得很好。

澎湃新聞：法國文論家羅蘭·巴特曾說“作者已死”，中國學者錢鍾書也曾說：“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呢？” 而《寫作人生》顯然是強調了解作者生平的重要性。您認為吃了雞蛋后，認識母雞重要么？

洛奇：作為一位文學研究者，我是形式主義批評家，我重視文本，所以，從理論上來說，我認為作家傳記不重要，一首詩、一部小說，應該獨立于作者的傳記故事之外。也就是說，雞蛋好吃就可以，是沒有必要認識母雞的。

但人性是好奇的，所以，讀了書，就想去知道作者，就像歲數越大越喜歡讀傳記，可能因為傳記或事實性的作品更容易讓讀者融入個人的生活經驗吧。我寫傳記小說也是這種好奇心的驅使吧。

澎湃新聞：所以，大家讀了您的作品，因好奇心的驅使也想知道您的生活。我希望您不在意我下面這個問題：您和太太屬于模范夫妻，家庭生活很穩定，但您書中的人物往往有很多性冒險，這是您自己的秘密幻想呢，還是您的秘密生活？

洛奇：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婚姻都很相似，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故事。小說的故事要發展，必須要有沖突。我的婚姻確實算是幸福的，但是我和太太之間也有爭吵和沖突，當然沒到要離婚的地步。六十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因為宗教原因，我不但沒有參與，還在保持著婚前的童貞。但是，不參與并不意味著我不為之著迷。

我承認我的小說中有許多性冒險。正是因為我的婚姻很穩定，所以，我在寫作上才那么大膽，我的想象更自由。性其實更多是幻想、想象、模仿等。我筆下的性是漫畫型的、諷刺性的，往往是失敗的性，而不是成功浪漫的性。如果我真有秘密生活，真有風流韻事，我肯定就不會寫出來了。我明白讀者常常不理解，讀了我的自傳后可能更糊涂。傳記中的我的生活，和我筆下人物的生活太不同了。我的生活很平淡、很傳統，我的性生活很單一、很純潔，所以，我要用我的想象力來寫性。但是，想象性生活并不困難，應該說很容易。

澎湃新聞：我兩次與您交談，都覺得您特別平易近人，但是您的作品卻很尖刻，能把人挖苦得體無完膚。而且，您寫的又是學院生活，不怕同事對號入座么？

洛奇：寫作時的我和日常生活中的我，可能是不一樣的。作家這一面，像是第二個自我。所以，我覺得我平時為人是不尖刻的。至于同事對號入座，一般來說，我寫作時非常小心，盡量做到避免書里的人物與我的同事相像。我有一位美國朋友公開宣布他就是扎普教授，而且還很自豪，其實他是夸大了他們的相似性。但有時生活會模仿小說，我寫到的后來會真在生活里發生，那我也沒轍。例如我在《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中寫到主人公有三個孩子，結果瑪麗就懷上了老三。所以，布雷德伯里對我說：你要當心，千萬別讓你的主人公有四個孩子。

歐洲的大學教授是不可能寫一部小說去諷刺他們的大學生活的，因為那里的學院生活，有一種神秘感、高尚感，他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去歐洲，他們常問我，你的同事會不會不高興？我說，英國人的幽默是有名的，無論什么，我們都能找到可笑的地方，我們很會自嘲，學術界和其他行業一樣，都有蠢人蠢事，小說家的任務就是能發現它、描寫它。我在自傳中也寫到，《換位》出版后，我曾擔心過同事會怎么想。所以，沒人罵我，讓我松了一口氣。成功能夠讓人原諒你的一切。如果那本書失敗了，我可能就有些無地自容了。

澎湃新聞：記得有人曾這樣說過，一部活人的傳記，“不是不誠實就是不得體，通常是既不誠實又不得體”。您在談到馬丁·斯坦納為繆麗爾·斯帕克寫傳記時也提到，盡管傳記作者被勸告說“像我已經死了那樣寫我”，但“為一個活著的人寫傳記是件棘手的事”。一個作家自己寫下的文字，日記、自傳、回憶等等，無論怎樣坦率，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實可信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您怎么看您的自傳呢？

洛奇：記憶是很不可信的，我保留著許多書信和文件，寫自傳時，發現了許多我已經完全忘記的事情。我盡量做到真實，雖然我沒有事無巨細什么都寫下來，但我也沒有編造什么。所有的寫作都是“再解釋”，即使是自傳，也有結構，有取舍，自傳中寫的只是一個版本的自己。所以，我們應該問：你的自傳是不是有誠實的效果，而不是問你的自傳是不是完全誠實。我的自傳基本是有誠實的效果的，當然，我確實省略了一些東西，原因是不想傷害別人。因為朋友親戚都會讀這本書，所以，出于好心，有些事就不提了。

作家友誼

澎湃新聞：您在自傳和《寫作人生》中都回憶了和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幾十年的友誼，您覺得兩位作家，尤其是寫作風格比較接近的作家之間，要如何才能保持友誼？除了布雷德伯里外，您還有其他作家朋友嗎？你們是怎么相處的？

洛奇：在自傳中，我試圖寫到作家之間的友誼和關系。我覺得年輕的作家比較容易成為朋友，因為大家都在奮斗，都想在文壇上占一席之地，都有一種反傳統的傾向，有一種同心協力的團結精神。等成名后，競爭可能會影響友誼，得學會如何處理。所以，成名之后的作家見面反而不談論對方或自己的作品，盡量談寫作之外的話題。對一個作家來說，他需要另一位作家的友誼，能夠互相理解寫作是多么孤獨的事，但競爭肯定是免不了的。

布雷德伯里已經去世十五年，我也八十了，和我同齡的作家已經很少，有A. S. 拜厄特、瑪格麗特·德拉布爾，這姐妹倆互相不理睬，但與我關系都蠻好。年輕一些的有麥克尤恩，我們關系也挺好。巴恩斯我也熟悉，但算不上朋友。因為我不住在倫敦，所以，與倫敦的作家不常見面。

我退休之后，組織了一個作家午餐，每月一次，邀請伯明翰的作家小聚。其中與我關系最好的是吉姆·克雷斯（Jim Crace）, 他比我小十來歲。我們的經歷相似，都是把創作和評論相結合，屬于文學類作家，我們常一起去酒吧吃中飯，八卦一下文學界，互吐心中的抱怨。他從小在北倫敦長大，比我稍晚些來伯明翰。前年他的《收獲》獲布克獎提名，大家也最看好他，但他沒有得獎，這對他打擊蠻大的。他沒有其他工作，曾經做過一段時間記者，現在教一些寫作課程，但這三四十年來，基本上就是全職作家，靠這個生活不容易。他在美國聲譽比較高，但在英國一直不暢銷，他需要一個大獎。可能他的道路比我的要更崎嶇吧。

澎湃新聞：關于英國文學新作，您讀得多嗎？您比較欣賞哪些作家？

洛奇：年輕一代的英國作家，我真讀得不多，我無法評價。我只覺得他們的名字越來越充滿異國情調，來自這么多不同的背景。我工作還是很努力，但是人老了，做事就慢了，我真沒時間讀這么多新書。所以現在有些孤陋寡聞。

澎湃新聞：與其他作家相比，您的架上生命還是很長的，而且在海外也很受歡迎。

洛奇：對，五十五年來，我的書一直在發行，許多作家沒這么幸運。而且我的書在法國突然很流行。大約有十多年，我的書一直找不到法國的出版商。后來，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好工作》，沒想到一下子很成功。我被法國讀者發現了，他們也出版我的舊作，差不多每年一本，很流行，銷量超過英國。現在我在法國比在英國還要出名。這對我，好像取得了新生命一樣。當然，也有許多其他國家翻譯出版我的作品，例如中國和日本。所以，在英國，我后面已經有了兩代年輕的作家，我是父輩或祖父輩的作家，是老年文人，當我在英國被這些年輕作家取代時，在國外，我卻有了新市場和新的年輕讀者，這是很幸運的，也讓我感覺挺好。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中國讀者為什么喜歡我的作品？

澎湃新聞：您在中國的流行，一定程度上要感謝錢鍾書。許多人把您的學院小說比作英國的《圍城》，企鵝經典系列出過《圍城》的英譯本。您讀過么？如果沒有，我會寄一本給您。

洛奇：我沒有讀過，我會很有興趣讀的。我也從來沒去過中國。現在想想長途旅行，就覺得很可怕。不像《小世界》里，全世界飛，世界學校，充滿著能量和刺激。現在看看，那樣的生活，純粹是地獄啊，機場、安檢，這么麻煩。

澎湃新聞：您還會繼續創作小說么？下一部小說將寫什么？

洛奇：我有一些想法，做了很多筆記，但我肯定會先把下一本傳記先寫好，然后再考慮寫小說吧。

澎湃新聞：現在社交網絡、各種新媒體的發展，每個人都能成為作家了，您怎么看這種情況？

洛奇：幸運的是，在這一切發生之前，我已經成名了。我覺得這種現象是會摧毀作家這個職業的。我的自傳前言中也寫到，出版社、經紀人、版權、版稅等，這一結構讓作家能夠以寫作謀生，網絡顯然威脅到了這種結構。以后會怎么樣，太難說了。我不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因為我覺得太浪費時間了，太多的信息，都是轉瞬即逝的。我認為，寫作是為了能留下一個永久性的東西，在這一點上，我還是很傳統的。《五十度灰》我沒有讀過，那確實是一次令人驚奇的現象，但那是一次性的，以后不會再發生了。

至于電子書和紙質書，我覺得現在已經達到了一種平衡，電子書應該不會進一步擴張了。但是人們以前讀書的時間現在被社交網絡給占據了。如果倫敦地鐵下接通了網絡，那讀書的習慣更要完了，文化要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