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17天的東京奧運會，終于落下帷幕。作為全球人類最大規模的盛會，奧運會在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廣泛影響力吸引了各界人士的關注，理所當然地，它也引發了社科學者的思考。

屢見不鮮的運動員歸化，讓國籍似乎成了一個隨時可以改變的東西，運動員改變國籍是為了錢嗎？國家越來越多地干預競技體育，是因為民眾希望國家不惜一切代價支持運動員在奧運會上奪金嗎？現在所有的奧運會項目都有男女運動員參加，是不是意味著奧運會的舞臺上已經完全實現了男女平等？是否應該為了商業理由而讓女性更多參與到競技體育中？每一屆奧運會都提倡綠色環保，最近幾屆奧運會的綠色遺產成色如何？有哪些因素影響了奧運會的綠色遺產呢？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圍繞著與奧運會相關的國籍、國家、性別、環境等問題，學者從經濟與社會的角度看到了什么。

國籍轉換：一種用于分析公民身份和國家身份話語的有監督機器學習方法

東京奧運會上，中國田徑項目的首位歸化（指在出生國以外自愿、主動取得其他國家國籍的行為）運動員鄭妮娜力，代表中國參加了女子七項全能的比賽。1998年出生于加拿大的鄭妮娜力（英文名Nina Schultz），曾代表加拿大贏得2018年英聯邦運動會女子七項全能亞軍，并在東京奧運會前順利完成了歸化入籍手續。最終她在東京奧運會上獲得第10名，刷新了中國在這個項目上的最好成績。相比之下，耗資數億歸化艾克森、阿蘭、高拉特、蔣光太等球員的中國男足，依然在試圖重溫沖出亞洲的舊夢。

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的學者Joost Jansen，研究了競技體育中的國籍與公民身份問題。改變國籍的現象，在奧運會的發源地古希臘就曾有過。出生于克里特島的運動員索塔德斯，在代表克里特島參賽并獲勝之后，被賄賂成為以弗所的公民和運動員。這引起了克里特人的極大不滿，于是他被驅逐出了克里特島。近年來也有不少例子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古巴出生的三級跳遠運動員雅米萊·阿爾達瑪，曾代表古巴、英國和蘇丹三個國家參加比賽。

國際田聯主席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曾表示：“運動員不是用來交易的商品。他們是人，我不希望他們在黑暗中被交易。我不能原諒這樣的行為”。通過正常的跨國婚姻或者長期居留而入籍的運動員，通常不會引起太大爭議，而那些被主動招募而用天賦來交換利益的運動員則不同。運動員（特別是頂尖運動員）的歸化，是否表明運動員和他們的國籍成了商品，體現了本應神圣的公民身份正在被市場化？另一個問題是，這些“雇傭軍”是否有資格代表一個國家在奧運會這個頂尖舞臺上揮舞國旗？

Joost Jansen根據過往的研究，建立了關于運動員歸化問題的三個框架——沖突框架、經濟框架和道德框架。沖突框架強調個人與團體或國家之間的分歧，經濟框架關注經濟利益，道德框架則強調道德背景。作者收集了1978-2017年間的1534篇英文媒體報道，采用有監督的機器學習方法對這些文章進行編碼，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發現。

研究發現，關于運動員歸化問題的討論在大多數時候都很平淡，而每到奧運會舉辦的那年，相關的報道就會突然熱起來。上世紀90年代以后，關于歸化問題的爭議開始逐漸變得突出。不過，除了對少數個案的討論之外，關于歸化問題的大部分報道并不涉及金錢交易。其原因可能是很多國家承認雙重國籍，因此擁有一國還是兩國國籍更多的是運動員的自主選擇，而不是一種交易。另外，前些年因一擲千金購買運動員而引起關注的西亞國家卡塔爾，近年來也大幅減少了歸化的數量。

2000年以后，關于歸化背后的經濟問題的討論趨于平淡。而與之產生鮮明對比的是，關于道德問題的討論明顯增加，并且呈現出明顯的冷熱交替過程。在大部分時間里，運動員的國籍轉換問題并不會引起太大爭議，這表明民族主義情緒通常是平淡的和無關緊要的。而在某些條件下，休眠的民族主義會突然醒來，以一種短暫而突然的爆發方式引起巨大爭議，例如2012年圍繞雅米萊·阿爾達瑪關于“塑料英國人”的爭論。作者也指出，未來的研究應該進一步探索，哪些因素導致了冷靜的民族主義轉變為狂熱的民族主義。作者小結道，圍繞運動員歸化的一點就炸的民族主義思潮，反映出“即便處于潛在狀態，國家也總是作為一種認知結構以微妙和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構建可能和可取的輪廓”。

論文原文：Jansen, Joost. Nationality swapp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1978–2017: A 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analysing discourses of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8.

除了獎牌什么都沒有？對奧運會上成功的重要性的態度

7月25日，奧地利女車手安娜·基森霍夫（Anna Kiesenhofer）擊敗一眾奪冠大熱門，奪得了東京奧運會女子公路自行車賽的冠軍。

基森霍夫的本職工作是一位數學博士后，她沒有教練，沒有專業團隊，所有的飲食、裝備、訓練和比賽計劃都由她自己制定。基森霍夫被稱為超級黑馬，因為現代競技體育越來越依賴于經濟、技術和組織的支持，個人憑借一腔熱血和孤軍奮戰得到奧運會金牌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了。

國家正在越來越多地干預奧林匹克運動的融資和組織，以提高國家在獎牌榜上的地位。這些做法經常受到批評：只為有希望獲得獎牌的體育項目提供資金，年輕運動員的早期選拔和專業化，國家支持下的興奮劑使用，等等。學者把這一現象稱為“國家干預的異常增長”或“全球體育軍備競賽”。國家的這些努力，是否反映了民眾對獎牌的強烈渴望？國家在競技體育上的成功，是否被民眾視為是極端重要的？

“在和平時期，奧運會和世界杯等體育賽事是唯一的能夠讓國民明顯團結起來的全國性的場合”。體育精英在賽場上的表現會給民眾一種國際認可和自信的感覺，特別是對于相對貧窮或年輕的國家。顯然，人們會對國家體育的成功感到自豪。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哪些手段被認為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兩位德國學者Eike Emrich和Jan Haut研究了民眾對于國家干預競技體育的看法。

國家的體育政策必須擁有合法性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作者在德國進行的社會調查結果表明，大約一半的受訪者（尤其是年輕人和較低教育水平者）對奧運獎牌表示感興趣，并認為這對彰顯國家的成功是重要的。然而，作者的研究不支持這樣的簡單假設，即獎牌會增加民族自豪感。獎牌帶來的好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運動員行為的感知、對體育價值觀的遵守和競賽規則。只有少數人認為在獎牌榜上的好位置能讓人們更加愛國。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獲得獎牌不如堅持體育規則和價值觀重要。那些對當前體育運動在這方面感到失望的人，尤其是對公平性和興奮劑感到失望的人，對獎牌榜的興趣明顯降低。

總之，只有當人們對體育應當倡導的價值觀的期望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他們才認為獎牌是重要的。并不存在一種壓倒性的公眾壓力，要求國家不惜一切代價支持運動員在奧運會上取得成功。

論文原文：Emrich E, Haut J. (2014) Nothing but medals? Attitudes towards the importance of Olympic success[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4.

“我認為他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有多優秀”：奧運會女子拳擊項目中的創新、包容和排斥

在東京奧運會上，女子舉重冠軍李雯雯、汪周雨，女子鉛球冠軍鞏立姣，能負重80斤做引體向上的游泳運動員張雨霏，被稱為“女版納什”的女籃運動員王思雨……讓人們再次為中國女性的力量之美而欽佩。然而，剛剛從賽場上下來，鞏立姣們就要面對女性刻板印象的審視。一位央視記者問她，“你之前為了鉛球變成女漢子，接下來可以做自己了，那你對未來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規劃嗎”？看起來，似乎只有“白瘦幼”的女性才符合“女孩子”的定義，強壯的女孩子就是異類。

近年來，盡管越來越多的競技體育項目的大門開始向女性敞開，然而對女運動員的歧視、排斥和不平等待遇仍然在競技體育中普遍存在。挪威諾德大學的學者Anne Tj?nndal研究了女子拳擊進入奧運會的過程中那些性別包容和排斥的實踐。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包括對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拳聯官方新聞稿的分析，以及對運動員和教練員的采訪。研究發現，盡管女子拳擊已經進入奧運會，但女性參與拳擊的社會包容的結構和文化變革仍然任重道遠。

早在18世紀早期的英格蘭，女性就已經參與到拳擊運動中。國際拳聯于1994年開始批準女子拳擊國際比賽，在此之前已經有一些國家將女子拳擊納入競技體育。不過，在倫敦奧運會之前，拳擊還是唯一沒有女性參與的夏季奧運會項目，拳擊被稱為奧運會上“男性氣概的最后堡壘”。

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拳聯在將女子拳擊納入倫敦奧運會的官方聲明中聲稱，“這將有助于改善拳擊運動的整體形象。如果女性加入，人們會覺得這項運動更普通、更安全，這對拳擊的形象來說是一件好事”?？雌饋恚瑢⑴尤瓝艏{入奧運會只是為了改善這項運動的形象，而女運動員平等參與體育運動的民主權利卻被忽視。同時，有人提出將女子拳擊納入奧運會有助于拳擊運動形象的正常化，這是將女子拳擊納入奧運會的商業理由。但是，根據《奧林匹克憲章》，打擊對婦女的不平等、邊緣化和社會排斥本身就是一項政治目標。總之，聲稱女性的參與可能會改善這項運動的形象以及帶來更多商業價值，實際上是把女運動員視為為一種工具，只是用來取代將拳擊視為男性暴力活動的陳舊觀念。

更有意思的是，國際拳聯曾打算強制要求女拳擊手在奧運會上穿裙子，理由是“如果女拳擊手不穿裙子，觀眾將無法區分男女”。支持者還聲稱，裙子將使女拳擊手“看起來優雅”。這個荒唐的提議遭到了很多女拳擊手和教練員的反對。英國女拳擊手娜塔莎·喬納斯（Natasha Jonas）說，“穿裙子不會帶來任何實際效果，唯一想看到女人穿裙子的是男人”。試圖強迫女拳擊手穿裙子的提議“是男性體育管理機構經常試圖‘女性化’女運動員以使她們堅持傳統的女性氣質規范的一個例子”。不過，盡管上述提議沒有被實施，包括波蘭、羅馬尼亞在內的一些國家還是規定女拳擊手必須穿裙子。

盡管自倫敦奧運會之后，里約奧運會和東京奧運會都有女子拳擊項目，但女子拳擊手在贊助、代言和媒體關注方面仍然缺乏平等性和包容性，該項目上男女平等的結構性變革仍未發生。一個最新的例子是，在東京奧運會上，男子拳擊項目有8枚金牌，而女子拳擊項目只有5枚金牌，盡管這比倫敦奧運會上的3枚已經有所進步了。

論文原文：Anne Tj?nndal. 'I don't think they realise how good we are' : Innovation,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women's Olympic boxing[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7.

綠色奧運，綠色遺產？對奧運會環境遺產的探索

“咬金牌”是很多運動員奪冠之后喜歡做的一個動作，不過東京奧運會的主辦方卻建議大家不要這樣做，因為獎牌是從日本民眾捐贈的廢棄電子產品中回收的。奧運圣火在日本國內部分地區傳遞時使用氫氣作為火炬的燃料，這是歷史上首次奧運會主火炬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燃料。至于被人們津津樂道的“紙板床”，也是東京奧運會的環保措施之一?！皽p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回收”（Recycle）的“3R”概念是東京奧運會的主導理念。相信東京奧運會與歷屆奧運會一樣，也將留下豐富的綠色遺產。

大型體育賽事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可以在形象、經濟、旅游和基礎設施方面為東道國帶來積極的成果，這被稱為“遺產”。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的學者Shalini Samuel和Wendy Stubbs通過研究利益相關者對三屆奧運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新加坡青奧會和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社會和環境舉措及成果的看法，深化了對奧運會綠色遺產的理解。

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與奧運會相關的環境問題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1992年法國阿爾貝維爾冬奧會帶來的環境破壞使人們開始思考這一問題，這屆冬奧會對阿爾卑斯山動植物棲息地的破壞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1994年，國際奧委會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除“體育”和“文化”外，“環境”成為奧林匹克的第三支柱。1996年修訂的《奧林匹克憲章》承認了環境的重要性。此后歷屆奧運會，環境方面的考慮都是申辦提案中的重要內容。

研究發現，北京舉辦奧運會后，城市基礎設施有了重大改善，廢物和水處理也得到顯著改進。中國對國家環境標準、政策和程序進行了調整，這在空氣質量控制領域的成效最為明顯。新加坡的環境問題本身并不突出，加上青奧會的規模很小，因此難以采取重大的環境可持續性舉措。倫敦奧組委重點通過復興廢棄區域、利用臨時結構和可持續設計、實施低碳奧運會以及與企業等合作伙伴的合作來創造綠色遺產。倫敦奧運會在提高社區的生活質量、創造商業和就業福利、促進健康和福祉以及加強各地方社區的參與和包容等方面成效顯著。倫敦奧運會的獨特之處在于奧組委與當地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廣泛合作。

研究發現，影響奧運會綠色遺產的關鍵因素包括：申辦過程中環境承諾的廣度和深度；將可持續性融入組委會的愿景、使命和品牌；將可持續性嵌入奧運會組織的各個方面；以及知識能否很好地從一屆奧運會傳遞到下一屆奧運會。

作者在文章最后總結道，合法化是奧運會申辦和組織過程中的一項關鍵策略。合法性是“一個實體的行為在社會建構的規范、價值觀、信仰和定義體系中是可取的、適當的”。申辦奧運會的城市必須談論綠色，才能被視為具有合法性的競爭者。他們還必須表現出在向歷屆奧運會學習，同時展示他們比歷屆奧運會提供更多遺產的潛力。如果他們的承諾得以兌現，就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論文原文：Samuel S, Stubbs W. Green Olympics, green legaci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legacies of the Olympic Gam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ology of Sport, 2013.

（作者王翔為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研究員、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數字時代的公共治理、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