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歷史學家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中文簡體字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裴士鋒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的弟子，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目前執教于阿姆赫斯特馬薩諸塞大學。去年，他的《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的中譯本亦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以其獨特的敘述視角獲得讀者好評。

在《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中，裴士鋒追溯17世紀的湖南隱士王夫之為現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分析其打破傳統窠臼的思想如何影響后代湖南復興運動，并梳理出上下八十年、縱橫三代的湖南學者和行動主義者的傳統文化脈絡。

在裴士鋒看來，傳統的中國近代史敘述認為所有的政治與社會改革、民族主義、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產物，因而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是首都與通商口岸啟迪內陸。但正如他在本書導論中所說：“我會證明事實并非如此，湖南其實是不為傳統所拘的文化中心，是今日現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自成一體的節點。我們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暫時轉移一下視線，把湖南擺在中央，全新的中國近代史敘述隨之呈現眼前。”

為什么王夫之的思想能夠成為現代湖南人精神性格的原型？湖南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體現在哪里？為什么近代湖南的激進與保守勢力并存？圍繞這些問題，裴士鋒接受了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的專訪。

澎湃新聞：《湖南人與現代中國》這本書是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你是如何想到從湖南一省的地方視角重新審視現代中國起源的呢？

裴士鋒：我首次來中國就到了湖南省。大學畢業后，我作為一名中學英語教師，在長沙生活了兩年。長沙就是我旅行的起點，那里有我的朋友和學生。

后來，當我開始撰寫博士論文時，我驚奇地發現，盡管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都來自湖南，但西方學者對于湖南的研究卻十分匱乏。我閱讀過的關于現代中國起源的研究，似乎都把焦點放在上海和北京，湖南的出現通常也只是作為一個“落后的”中國內陸地區的例子，它需要被來自沿海地區的思想啟蒙。

我感到湖南的故事值得被更好地闡述給西方讀者們，因此我決定把對湖南的研究放在我論文的中心位置，試圖去尋找連接那些湖南著名人物的紐帶，并觀察在晚清和民國初年，這個遠離中央政府和外交的內陸省份有著怎樣的經歷。

澎湃新聞：你在導論中提及本書沒有把湖南作為近代中國的縮影進行研究，而是把它當作獨一無二的客體來看待，透過這種視角呈現出的中國近代史與我們熟悉的敘述模式有哪些不同？

裴士鋒：主要的不同是，很多西方史家聚焦單一的中國省份，并把這個省份視為更廣泛的“地方”經驗的個案研究。這種方法就是對某個區域進行近距離審視，以此歸納出適用于其他地區的特點——也就是通過部分了解整體。當然這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但可能會遺漏某些重要的東西。

我的工作與上述這種方法略有不同，我試圖找出更多湖南歷史上區別于其他省份的特質。我想重點強調那些湖南人自己認為他們區別于其他諸省的特點。通過把注意力集中在湖南本地歷史上，就會發現不同于我們熟悉的敘述的研究路徑。但這兩種研究路徑都是很重要的，它們各自僅能呈現整幅歷史畫卷的一部分，因此應該被結合起來使用。

澎湃新聞：你一開始就重新發掘了明末清初的湖南大思想家王夫之，認為他的思想和形象深刻影響了近代湖南人的行動，那么這種后來追認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

裴士鋒：王夫之是忠于明朝的著名湖南學者，他拒絕臣服清朝，畢其生于山林，成為后世湖南文人的標桿。他們將王夫之視為湖南人忠誠和抵抗精神的代表。

更有名的是，20世紀的早期革命者（包括像章炳麟這樣的非湖南人）由于王夫之從17世紀起撰寫的反滿著作而將其形容為中國的民族主義之父；還有比如譚嗣同認為，王夫之的思想非常符合政治改革，這意味著改革運動具有本土淵源而非外部強加；曾國藩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后，首次重印了王夫之的大部分作品，并把他視為偉大的湖南儒學家。當然曾國藩并不支持他的反滿論述，并且在審查后將相關內容刪去。

但大體而言，當后世的湖南文人試圖在歷史中尋找能夠體現某種“湖南精神”的人時，王夫之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澎湃新聞：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以往都認為是首都與通商口岸啟迪內陸，而你則提供了一種全新的以湖南為中心的中國近代史敘述，認為湖南在內部進行的思想改革與論述生產，牽動了歷史走向，具體有哪些例子？

裴士鋒：例如在1897年，也就是清朝在1898年進行改革的前一年，湖南掀起了地方改革運動，出現了現代學校、地方報紙和地方學會，這在中國都是一馬當先的。那時的梁啟超是長沙一所學校的老師，他的許多學生在民國時代都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又如在20世紀早期，黃興領導的湖南地方組織華興會試圖從湖南開始掀起反滿革命。失敗后，黃興和孫中山一起建立了更為著名的同盟會。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就在長沙積極爭取推動地方憲法（這在中國是有且僅有的一次），而西方史家卻很少關注上海和北京之外發生的事情。

重要的是，當內陸湖南的改革思潮和來自沿海、首都的思潮相互作用時，湖南人不只是跟隨，他們在關鍵時刻引領了歷史。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論述的近代湖南人物涵蓋了政治、教育、軍隊等各領域和階層，包括像曾國藩兄弟、郭嵩燾、譚嗣同、楊度、黃興、宋教仁、毛澤東等人，這些社會精英的思想與行動是否能夠代表湖南更大多數的普通民眾？

裴士鋒：思想史研究依靠的是書面材料——報紙、雜志、日記、信件、文書一類的東西，當然，撰寫這些材料的人都是受過教育的社會精英。因此，這本書無論如何都無法描述所有湖南人的想法或經歷，它是一本關于那些試圖更廣泛地影響湖南人的學者、知識分子和激進主義者的書。其中有些文人聲稱為湖南農民代言，但這卻是我們無法證實的。

不管怎樣，普通湖南民眾總是有集體行動的時候——例如農民聯合起來趕走外國傳教士，又如秘密社團與學生革命者合作起義，或者像20,000民眾在長沙街頭游行抗議，還有那些你能強烈感覺到普通民眾不愿服從的時候。

但同樣，了解當時大多數民眾真正在想什么是相當困難的。正如其他學者展示的那樣，例如在1911年革命期間，當激進的學生想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時，和他們合作的一些農民秘密社團正期待著光復明朝。

澎湃新聞：縱觀中國近代史，湖南一省確實表現得極為突出，從甲午戰敗后陳寶箴等人主導的“湖南新政”，到1920年代成為“聯省自治”運動的領頭羊，你認為近代湖南人的地方觀念和“民族主義”如此強烈的根源是什么？

裴士鋒：“民族主義”是一個靈活的概念，它可以通過非常強大的民族國家表現出來，也可以通過在大國內（甚至遍布多個國家）相對較弱的統一群體表現出來。一個人可以效忠多個對象，比如一位愛國的美國人也可以深深忠于得克薩斯州，一位英國人也可以強烈認同蘇格蘭。

我在這本書里探討的就是在晚清和民國初年，那些年輕的激進主義者是如何嘗試在湖南民眾中傳播這種觀念的，他們認為自己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的人群，擁有共同歷史基礎上的共同命運。因為湖南軍隊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湖南激進分子的后人認為湖南人是中國最強的軍事力量，如果有人能夠阻擋外國列強，那一定是湖南人。

類似地，因為譚嗣同和1897年改革運動、黃興的早期努力以及其他革命者，他們也把湖南人形容為中國最進步的群體。當清帝國面臨列強的瓜分威脅時，當民國初年被軍閥、內亂困擾時，一些人認為湖南人應該（并且能夠）聯合起來保護他們自己。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參與湖南自治運動的根源。

澎湃新聞：通常有一種觀點認為近代湖南這個省份的特點是極端激進與極端保守勢力同時并存，你認為是什么原因塑造了湖南省的這種特性？

裴士鋒：的確，對于19世紀末期的外國人來講，湖南是作為全中國最排外的省份而著名。但在1897年，它又是現代學校和將中西思想融合的各種學會的起源地。我注意到曾國藩和毛澤東都來自同一個省份，毛澤東在年輕時將曾國藩視為他最崇拜的人。正是這些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力量的交織，使得湖南在當年成為如此重要的省份，尤其是1897年當激進學生和保守貴族找到共同利益并合作的時候。但或許是矛盾太多，這些合作通常都是很短命的。

最后，我想說當我做這項研究時，我不過是一個快要30歲的研究生，事后我發現自己尤其敬佩的是那些激進分子。因為他們在當年都是20多歲的年輕中國學生，和我的年紀相同，但卻生活在一個危險并且混亂得難以置信的年代。他們致力于在中國建立新的秩序，而我卻只能坐在圖書館里閱讀他們的作品。這很令人羞愧。

至今那些湖南學生和激進主義者所做的犧牲仍然使我有一種挫敗感，即使現在我年歲增長，特別是已經成為一名父親。我發現自己對保守主義者比以前多了一些同情。湖南是一些想要改變它的人生活的地方，但同樣也生活著那些想要維持秩序與平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