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逢抗戰勝利70周年，相關主題的學術會議在北京、上海、重慶、臺北、倫敦、華盛頓、斯坦福等地相繼召開，成果豐碩。11月7日，北京論壇史學分論壇再度匯集30余名來自歐洲、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臺灣地區的近代史學者，探討“從戰亂到和平的近代東亞道路”。

在這些研討中，外國研究者的報告無疑提供了看待這場戰爭的新視角，本文節選兩位日本學者的發言簡要介紹。

深町英夫：“美國保鏢”飛虎隊的奢侈生活

1941年11月17日，英領緬甸當局檢查當地華人寄出的一封航空信，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傳言。信中說，中國政府為相繼從緬甸調往中國參加抗戰的美國志愿飛行員安排了一切舒適的特別場所。英國當局似乎認為如下一句甚為不妥∶

最有趣的事情是政府在上海和香港征募了二百到三百個會說英語的年輕女人。據說，這些年輕女人的任務是慰安美國人的單調生活。

刪除了這一段之后，該函件才被寄往上海的收件人處。

這是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深町英夫在美國胡佛研究所的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檔案中發現的一段往事。類似的信息，在一位昆明女士用英文寫往新加坡友人的信件中也被英領緬甸當局刪去。

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始于1941年，到戰爭結束時，美國駐華軍事人員的總數達到四萬八千人。深町英夫由此展開討論：抗戰期間的美國對華軍事援助除了具有擊退日軍捍衛中國的戰功之外，還有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問題——這么多美國軍人長期在中國生活，大都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歷史、社會一無所知，他們過得怎么樣？中國當局和人民如何對待他們？

深町英夫

深町英夫以“賓至如歸”形容國民政府為飛虎隊員提供的住宿。服務盟軍的戰地服務團在全國各地設立、經營了194個招待所，可收容人數為八萬八千多人。陳納德親自過問起居、飲食、淋浴、娛樂等設施條件，包括“淋浴需要多少熱水、喜歡食肉的美國人每月須要消費多少牛、豬、蛋、雞”等等。深町先生認為，美方對于衛生條件最為重視，因為作戰地區常常暴發痢疾、黃疸病、瘧疾等疾病，且美軍當局認為中國人對維持衛生的觀念仍有很多不足之處。

飲食是大多數美國人來華前最大的憂慮。不過，戰地服務團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滿足美國軍醫署提供的伙食標準要求。這一標準規定每人每日所需∶肉類18盎司、雞蛋4個、面粉12盎司、蔬菜20盎司、洋芋10盎司、豬油2盎司、水果11盎司、茶葉0.4盎司……凡能在中國買到的均由中方供應，至于奶酪、牛奶、咖啡等由美方空運過來。于是，昆明、羊街、沾益、楚雄等招待所增設了西菜灶、面包灶、咖啡爐等設施。

然而現實中有種種困難。僅在昆明地區即駐有美軍兩萬人左右，每天需要雞蛋八萬個，黃牛近一百頭。隨著駐華美國軍人的數量增多、作戰范圍的擴大、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戰時服務團的供應壓力與日俱增。

盡管有諸多抱怨，但雙方各有“解決之道”。黃牛全都消耗完，改用水牛肉；水牛也供應不上了，就吃牦牛肉。“像牦牛肉這種奇妙的菜肴也被想了出來，這使得雙方暫時得到了滿意。”深町英夫在報告中說。而美軍方面，第十四航空隊的隊員們“總是用休息日，扛著鳥槍，上山打鳥，或下河捕魚”。

飛虎隊來華前，戰地服務團已經周到地準備了娛樂設施，網球、排球、電影放映機——影片是空運過來的。這些影片都很時髦，包括《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1944年）、《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1942年）、《魂斷藍橋》(Waterloo Bridge) （1940年）、《飄》(Gone with the Wind) （1939年）等等。

不過，駐扎偏僻城鎮的軍人就未必能充分享受。在羊街招待所，最重要的娛樂是一周或十天一次由昆明派來的巡回演出隊放映的露天電影，有時還會因下大雨或刮大風而中途停止。基地有播音設備，但播放的音樂只有法國的《馬賽曲》和《魂斷藍橋》。

但這都不是事兒。

對這些美國軍人而言，最嚴重的問題是“缺乏與異性相處”的機會。“美籍志愿隊的隊員們懷念曾在美國享受到的舞會等娛樂和消閑，也有軍人試圖將他們愛上的中國女人帶到美國去。”深町英夫說，“但根據美國的法律，她們無法獲得美國國籍。”

由于流連昆明、桂林的紅燈區，一些美國士兵染上性病，導致不能執行任務。為解決這個問題，陳納德派醫療人員到印度，送來十二個未曾感染的印度妓女到中國，讓她們為中國航空特遣隊服務。他的另一個士官也被派到桂林，挑選十三個妓女，將其空運到昆明，為隊員們開辦了一家妓院。但是，史迪威聽到這一消息后非常憤怒，隨即致電他的駐印屬下說：“不許送女人來中國。”他又下令對此事進行徹底調查，但這家妓院似乎并未關閉。

史迪威，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他致電印度屬下：“不許送女人來中國。”

陳納德檔案顯示，中國政府負擔的飛虎隊費用共800萬美元。中方基本上愿意承擔駐華美軍的費用，但根據陳納德堅決要求，最后達成了一項協議，即美籍志愿隊隊員為了食宿、洗衣及其他服務每人每天付一美元，這當然是象征性的數字，而除此之外全部費用都由中國政府負責。有數據稱，從美國正規軍吸收飛虎隊到美國軍事人員離華為止，經營四年招待所的全體費用達17億美元，但美方認為這可能有所夸大。

美方猜測中方不愿接受美方付款的可能性有二，一則蔣介石希望以此抵消租借貸款，另一方面，“中方經常強調中美同盟的平等性質，喜歡用‘并肩作戰’這句話。中方要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援助，而且還有精神上的尊嚴。”深町英夫說。

令人唏噓的是，同一時期中國軍隊的設備與條件之艱苦，曾讓魏德邁也嘆息：“在中國，誰都沒聽說過餓著肚子打不了仗”，“一般而言，傷兵被扔在戰場上，不久就腐爛而死。”軍隊里沒有醫療設施，大部分傷兵因缺乏醫治而死去。“醫治一個傷兵，不如征調一個新兵，這種觀念使得許多中國軍人被放棄治療。”深町英夫說。

深町英夫認為，這與中美國力差距有關，也與價值觀念有關。“中國人愿意為集體獻身，哪怕情況危急、條件艱苦。而美軍則有關注個人、重視衛生的哲學。這不但來自尊重每一個人的觀念，而且還希望通過維持人員的健康來盡量擴大戰斗能力。”他表示，美國人曾希望把生活方式和近代觀念帶到中國來，但是，當時的中國人似乎并沒有接受。

戰地服務團的負責人黃仁霖曾回憶道：“我們情愿束緊我們自己的腰帶，而讓美國青年們享受到充足的糧食。”對此，深町英夫在報告中說：“可見，連這個深通西方文化的‘中國首席迎賓專使和招待專家’也似乎把飛虎隊只視為‘奢侈的保鏢’，而并未了解美國人為何講究衛生與營養。”

資料來源：深町英夫：《奢侈的保鏢？飛虎隊的日常生活》，北京論壇史學分論壇報告。本文收錄于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國民黨政權的新生活運動》，即將由三聯書店（上海）刊行。

加藤陽子：日軍的武裝解除和復員為什么能夠順利進行？

東京大學教授加藤陽子的報告圍繞著一個問題展開：日本戰敗后，日軍的武裝解除和復員為什么能夠順利進行？

1945年9月13日，日軍自1937年11月設立的最高統帥機構大本營解散、廢除；至11月30日前，戰敗時日本國內約720萬官兵的武裝解除和復員均完成；12月1日，日本陸軍省和海軍省被廢除。

根據日本帝國憲法，昭和天皇下令解除武裝，軍人必須服從。然而，加藤陽子提出：“在戰爭期間和戰后，昭和天皇對民眾和士兵是否仍維持權威呢？”她進而在報告中分析了戰爭末期的天皇、軍部和日本民眾的關系。

1945年《波茨坦宣言》發表后，日本內閣和軍部曾就是否接受無條件投降產生激烈的對立，軍部主張如果不能維持國體、自主解除武裝、自主處罰戰犯、拒絕保障占領的話，就不接受《波茨坦宣言》。而長期擔任陸軍大臣、對軍隊有巨大影響力的東條英機的天皇觀念是：廣義的國體可以解釋為，如果對國家不利，可以違背天皇的命令。加藤陽子認為，在戰爭末期，“一方面明白天皇的意愿是接受《波茨坦宣言》，一方面又認為可以違背天皇意愿和命令的一部分人確實存在”。

那么，戰敗前后發生了什么變化，使得解除武裝的命令得以順利執行呢？

加藤陽子

加藤陽子認為，“美軍和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在戰場上對日本兵進行的思想宣傳意義重大”，她提到陜西延安的日軍俘虜對美軍的心理作戰有積極的影響。

美軍在控制制空權、制海權后用B29于1945年5月末向日本本土投放了以“日本國民諸君”開頭的宣傳單，傳單上問軍部的無條件投降給國民帶來的影響是什么。答案是：1、戰爭的終結；2、軍部權力的消亡；3、在前線艱苦戰斗的陸海軍官兵重返所愛的家人身邊、農村、工作場所。美軍借此告訴日本民眾和士兵，戰爭一旦停止會帶來利益。加藤陽子認為，美軍此舉成功地“把軍部首腦和國民、士兵分開來”。此外，美軍將天皇強化為和平的象征，作為批判軍部首腦的王牌，同時“將國民和王室直接聯系起來”。

昭和天皇

總體上，加藤陽子認為，德國投降后，同盟國外部的推動作用加上日本國內的呼應，使得天皇、國民和士兵、軍隊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軍部逐漸脫離國民、脫離天皇。

而軍部“對軍隊物資的不正當處理”，是壓垮民眾對其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國民疲于戰禍，糧食和物資極度困乏，看到混亂之中帶著許多糧食和物資復員的士兵們，足以使國民徹底失去對軍部及軍隊組織最后的信賴。軍隊趁亂貪污公用經費，侵吞軍需物資，和民間勾結倒賣和隱藏，“國民對軍隊所懷有的最有一毫米的敬意被沖得煙消云散，軍隊和國民、軍隊和天皇之間曾有的紐帶被切斷了。”

最后，加藤陽子表示，“能夠迅速進行武裝解除和復員的原因，就在于軍隊完全失去了國民支持。”

資料來源：加藤陽子，《遣返戰敗者——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后日軍的武裝解除》，北京論壇史學分論壇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