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與無地方》，[加拿大]愛德華·雷爾夫著， 劉蘇 相欣奕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2月版

20世紀70年代，英美地理學界掀起了一股影響深遠的人文主義思潮，即“人文主義地理學”或“人本主義地理學”。該思潮吸取了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思想，以日常生活為根基，著力探討人的經驗與地方的意義，涌現出不少以此為旨趣的人文地理學家，如段義孚、安·布蒂默、賽明思（Marwyn S. Samuels），等等。

其中，愛德華·雷爾夫在1976年出版的《地方與無地方》（Place and Placelessness）是該時期的一部代表作。地理學家大衛·西蒙認為，這部著作是人文主義地理學鼎盛時期（1970-1978年）最重要的十部文獻之一。20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該書中文版。或因引介較晚，個中思想在中國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2021年2月，曹楊公園。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由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而在歐美，自M.M. 韋伯1964年在《都市場所與非地方的都市領域》（The Urban Place and the Nonplace Urban Realm）一文里提出“非地方”（Nonplace）概念以來，圍繞無地方與非地方現象，學者已展開諸多研究，形成了較醒目的領域。其中突出的文獻著作，還包括莎倫·佐金的《裸城：原真性城市場所的生與死》、《權力景觀：從底特律到迪士尼樂園》，馬克·歐杰的《非地方：現代性人類學導論》，詹姆斯·昆斯特勒的《無名之地的地理學：美國人造景觀的興衰》以及段義孚的《宗教：從地方到無地方》等。此外，如J.N. 恩特里金、H. 科克斯、大衛·哈維等學者，也以論文形式，對無地方現象進行大量討論。

正如城市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所言，當今“絕大部分的現代建筑都已失去了外觀上的美感；呆板、單調，整個城市環境讓人了無生趣。”上世紀中葉起，無地方現象已演變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其原因多在于現代性帶來的同質化不斷破壞地方的差異，使地方的意義逐漸喪失。這亟需城市規劃、建筑學、地理學等領域去面對和解釋。

雷爾夫創作《地方與無地方》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正值歐美的地方獨特性被城市急劇發展所吞沒，城市發展完全采用現代的模式與風格，被效率至上的價值理念引導。值此，雷爾夫說：“我創作《地方與無地方》這本書的目的，旨在描繪當現代性所具有的無地方把根植在地方之中的歷史與意義連根拔起來的時候，我們所失去的一切。”

2019年11月，上海老西門即將拆遷的一片弄堂。

在《地方與無地方》中，雷爾夫采用了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哲學進路，來探討地方本質，進而析解出無地方性。所以，本書不僅是著眼于人地關系（親密/疏離）的地理學著作，還可以歸入現象學與建筑學相結合的領域。

類似著作還包括諾伯·舒茨的《場所精神》，國內學者編著的《建筑現象學》與《現象學與建筑的對話》等。這些著作的共通點，在于沿循了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現象學進路，詮釋地方（或場所）的本質，直指人的基本生存論問題，包括“無根性”問題。所以，這類研究對理解地方意義，以及如何維護且營造一個有意義的地方給予了重要啟發。后文，我將圍繞“無地方”概念做一淺釋。

愛德華·雷爾夫

《地方與無地方》英文版封面

無地方

“無地方”是這本書的核心概念。什么是無地方？“無地方”是相對“地方”概念而言的。“地方”本質在于其本真性。雷爾夫寫道：“本真作為一種存在的形式，其含義在于人對自身的存在所承擔的責任具有完全的接納與認同。”具有本真性的地方，是同人自身有著真真切切和緊密聯系的地方。比如：“出生與成長的地方，目前居住的地方，有過獨特搬遷經歷的地方，我們也都深深關切著這些地方。”

2021年2月，上海長風大悅城。

換言之，這些地方都充滿了意義（sense），而地方的意義“構建起了個人與文化的認同，也是人類安全感的來源，是我們由此出發的坐標，能讓我們在世界當中找到自身的定位。”相反，無地方則是地方意義的消亡。

《地方與無地方》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對無地方的景觀特征和背后原因展開了系統性分析，且詮釋出其中的生存論原理。

雷爾夫指出，無地方的原因在于非本真性：“非本真的態度，是以封閉的心靈去面對世界，以及對人類身上多種可能性的不聞不問。”在非本真的地方態度中，一方面是個體在不自覺的主觀狀態下被“匿名的他者”所左右；另一方面是更加自覺與刻意的狀態，關聯著大眾化且客觀的人工世界——人們依據公共利益與決策來掌控一切事物，而大眾的利益與決策又取決于人為設定的世界與同質化的空間與時間。前一方面如海德格爾所說的“常人”狀態。“常人”總是沉淪于預先設定好的規則，并被其所左右；后一方面則指向實證主義的環境設計與場所規劃。

2020年3月，上海人民廣場。

在薩特看來，非本真的態度就像一名服務員，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擁有較高的天賦與才能，但其工作對他本人而言缺乏真實的意義，也很難感受到對工作的真實委身。所以，在工業化社會，大眾價值觀與缺乏情感的實證主義式的規劃是造成無地方的原因。它使得“人對地方的深度象征意義缺乏關注，也對地方的認同缺乏體會。這種態度只是為了實現社會的便捷，對各種陳詞濫調缺乏反思，也對知識與審美的流行方式不具有真正的委身。”

這樣的態度在景觀中有怎樣的體現呢？

首先，雷爾夫指出了兩種非本真的態度：“媚俗”與“技術化”。

所謂“媚俗”的景觀，是指那些平庸、艷俗、能喚起甜美感受的事物，它們混雜在出售的紀念品和禮品中，還包括相關的家用品、音樂、建筑與文學，等等。“在那里，瑣碎的東西被視作重要的，而重要的東西反而成了瑣碎的，幻想變為了現實；本真性被貶值，而真實的價值卻通過膚淺的價格、顏色與形狀來衡量。”比方說，今天的旅游業讓大多數游客的地方體驗設定在規劃的景點和酒店里，裹挾在批量配備的紀念品商店里，但游客本人卻對踏足的地方缺乏真實的體會。

2021年2月，上海一處工地。

雷爾夫說：游客們“望著城市與荒野里的景色；他們置身于人來人往的集市與南方的諸海島；他們凝視著龐貝古城的殘垣斷壁與巍峨的安第斯山脈；然而對于他們來講，這一切都仿佛是過眼云煙，他們望不見這些事物的過去與未來，也體會不到它們的偉大理念。在這里，沒有什么事物與他們相關，既無歷史，也無應許。每件事物都只是單純地杵在那里而已，一件一件地從眼前依次刷過去，就像移步換景似的演出，最后將觀眾留在原地。”

所謂技術化態度下的景觀，隱含一個前設，即：空間是連續一致的、客觀的，人在其中的行動是可被操控的。地方的差異和意義顯得不再重要，地方也因其巨大的開放潛力被化約為單純的地點，目的是實現秩序和高效率。這樣的景觀乃是借助大眾化的方式被設計出來，像一套套嶄新的高速公路網、貧民窟重建計劃等，而這些事物與設計師本人之間是超然冷靜的疏離關系。

同時，雷爾夫還指出，無地方的蔓延乃借助一系列媒介得以實現。這些媒介包括：大眾傳媒、大眾文化、大型企業，以及涵蓋一切的經濟制度。

首先，大眾傳媒借助標準化的品味與時尚的蔓延，導致景觀均質化。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等媒體，減少了面對面交往的方式，將人們從地域限制中解放出來，由此導致共同體基于地方重要性的降低。所以，從事規劃設計時，不會以具體地方的原則為基礎，而是以大眾的時尚品味為基礎。可以是大同小異的郊區別墅群，也可以是市區里鱗次櫛比的國際風格建筑，它們借助混凝土與玻璃架構，實現特定的功能與效率。

2021年2月，上海蘇州河畔。

其次，由于政府與專業規劃設計師依據大眾文化批量生產出時尚品味的景觀，地方被千篇一律打造出來，因此這些地方多具備“指向外部”的特征。換言之，“它們都是刻意用來針對外來者、參觀者、過路人以及所有的消費群體。”

其中較典型的，是旅游業發展造成的大量外生型場所。雷爾夫說，這類場所包括：“從彈球廊道的魅惑，到拉斯維加斯式的博彩業，再加上藝術歷史博物館與休閑度假勝地；以及五花八門的休閑地；從國家的露營，到坐落在山間、湖岸或海邊風景迷人處的奢華酒店”，其相似處在于“異國情調的裝飾、艷俗的色調、怪誕的飾品、不加甄別的舶來風，再冠以世界上最流行的地名。”這類景觀的突出悖論在于：盡管區域性的景觀恰好是旅游業發展的動力之所在，但它們又被大同小異、隨處可見的旅游建筑物、人造景觀與虛假的地方所取代。

在大眾文化浸淫下，還有幾個更突出的景觀特征。雷爾夫稱之為：“迪士尼化”、“博物館化”、“未來化”和“鄉村都市化”。

其中，“迪士尼化”是指“將歷史、神話、現實與想象的元素以超現實的方式糅合在一起，創造出怪誕且虛假的地方，這些元素都與特定的地理環境沒有任何關系。”在雷爾夫看來，迪士尼樂園不僅是人們逃避枯燥乏味、腐化墮落的現實世界的避難所，也在一定程度上“以流行與媚俗的方式表達出了現代信仰，這種信仰相信人們能客觀地操控自然與歷史。怪獸、野生動物和歷史在人們的操控下變得毫無威脅可言。在更深的層次上，迪士尼化似乎也是對技術成就背后人們態度的無意識表達。”

2020年3月，上海地鐵口。

在技術支持下，這類無地方可以在全世界到處復制、蔓延，并與周圍環境割裂。人在這樣的環境里，體驗不到追逐夢想的艱辛與實現夢想的成就，相反，夢想只是以一種直接刺激的方式提供的享樂品，因此這樣的地方同樣是非本真的。

而“博物館化”是“迪士尼化”的一種特殊形式，是“對歷史進行保存、重構并理想化地建構。”比如，對歷史上的村落、古鎮、城堡實施改造和重建。因為博物館化的地方，乃是為迎合過去歲月的完美意象，制造出舒適感，不可避免地對歷史進行篡改。在加拿大，人們恢復的圣勞倫斯河谷的史前村落，是按照過去歲月的浪漫想象打造出來的，采用了最完美的建筑形式呈現。但這樣的完美與舒適又是失真的。

“未來化”與“博物館化”類同，前者是眺望未來，后者則是回首過去。雷爾夫認為，第67屆世博會的建筑，正是典型的“未來化”建筑。由于不斷追求先鋒派和新技術，破壞了地方內生的機理，并將傳統賦予地方的本真性拒之門外。

2021年1月，上海高架橋上。

最后是“鄉村都市化”。它呈現為大同小異的房屋在大地上漫無邊際蔓延開去。這是歐美大城市郊區化后典型的無地方景觀，如美國著名的萊維頓式住宅。雷爾夫認為，鄉村都市化的發展并非以人們對某個地方的直接經驗為基礎，而是以造園工程師般超越與冷靜的視角和技術化的手段為出發點。因此，“鄉村都市化展現出一套隨機布局的點和面，每一個個體都只具有單獨的目的，而且與所在的背景相疏離。它們只是被公路連接了起來，除了那些指向外部的房屋以外，這些公路與周圍的城鎮景觀都是相互疏離的。”

雷爾夫舉了一個生動例子，來說明鄉村都市化的無地方性。一位住在郊區的家庭主婦的生活狀況是，如果要從家出發去另一棟房子，她一英里借著一英里地步行，在購物中心后方的第四個路口向右轉，然后在第三個路口向左轉，接著又在第二個路口向右拐，然后在第一個路口向左拐，數一數右手邊的第五棟房子，就是它了。“我必須時刻集中注意力”，這名家庭主婦說道，“如果我拐錯了一個地方，就會迷路。這些房子全都是同一家公司建造出來的。”

另外，大型企業的景觀，像煉鋼廠、煉油廠、照明工程廠等，都與其所在環境疏離。礦場、采石場等制造業還會造成某個地方的毀滅。“不論是大壩建設帶來的洪水淹沒、礦石開采造成的挖掘開墾、礦渣堆的掩埋，還是直接在地表上實施新的建筑工程，皆會如此。”雷爾夫認為，這種毀滅的景觀不僅是無地方性，更是一種“反地方性”。

2021年2月，上海一處工地。

此外，由于大型企業都服從于同一套經濟體系的價值與目標——追逐更高的空間效率，因此，其途徑必然是在地表打造出逼近空間理論的景觀。雷爾夫說：“經濟發展的浪潮將會從增長極擴散到腹地，進而將領土范圍內的地域都整合進統一的經濟之中。這種有序的發展將會導致人口、生產和收入的進一步擴散，或許也會帶來理想化的理論景觀的真正實現，就像很多發達國家目前呈現出來的樣子。”進而，地方的本真意義蕩然無存。

“你感受到了一片廣袤而孤獨的大地，大地上只聳立著那些丑陋不堪的事物，你摧毀了在我周圍能讓我變得清晰而明智的事物，將它們變成了粗陋的、毫無價值的、可怕的，甚至是不知羞恥的東西。你運用自己的積習與法則去繁殖和開發那些邪惡的事物，你竟然還能稱它們為‘地方’。”

超越無地方

“保持并復蘇人的地方感并不在于保存那些陳舊的、古老的地方——這會造成博物館化；也不在于人們自覺地去恢復傳統地方營造的那些方法，因為這要求人們重新具備失落了的單純。相反，人們必須去超越無地方。”雷爾夫認為的“超越無地方”，是指重新整合淹沒在同質空間（無地方）里的人文要素。

事實上，無地方與地方之間，可以是一種辯證的共生關系，此消彼長，因為“當人在一個地方居住的時候，也可以因為一些不重要的甚至冷冰冰的大一統景觀而生發出些許的本真性。”19世紀英國的工業城鎮景觀，外人看來深感壓抑，而對當地住戶而言，里面卻充滿一個個本真的小世界，類似一座座村莊。那么，如何激發出被無地方淹沒的地方性要素，進而超越無地方呢？雷爾夫認為，一種有效的途徑在于，努力推進“世俗化”。

2020年7月，上海虹口待拆片區。

所謂“世俗化”，就是去挖掘一個特定的地方里人們日常生活的豐富經驗，以此為基礎，開展地方的設計與營造。雷爾夫說：“地方自身所擁有的秩序都應當來自于人類自身的重要經驗，而不是從武斷的抽象概念中得來，比如規劃圖紙。”而在一個特定地方，人類的生活世界具有怎樣的豐富模式？這正是現象學的地方研究（place study）要回答的。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在這方面已做了大量研究，值得參考。

2009年，雷爾夫進一步將該思想提升為“實用主義的地方意義”（A Pragmatic Sense of Place）概念。此概念認為，在后現代的社會狀況下，我們必須承認地方性與全球性的共在。地方既是全球網絡中的節點，也有它自身的獨特性。換言之：“‘實用主義的地方意義’總是以對比性的語境為基礎，像世界遺產保護地的設計同地方藝術與節慶維續之間的對比，連鎖超市售賣的地方產品同慢食運動和地域特色的烹飪之間的對比。”進而，以認識全球性與地方性的共在、雜糅和此消彼長為基礎，努力挖掘地方經驗的豐富性意義與模式，才能實現超越無地方的場所設計與建造。

無地方與非地方

與無地方密切相關的研究領域里，還存在“非地方”的概念，其內涵類似“無地方”。但馬克·歐杰理解的“非地方”更傾向于從人類學視角出發，探討后現代狀況下的空間實踐。其內涵基本可概括為：傳統社會中的“契約義務”（contractual obligation）和“時序聯系”（chronological connectivity）在后現代社會的消亡，進而帶來人的原子化。

2020年7月，上海街頭。

傳統社會都擁有基于共同價值與信仰的集體契約義務，進而指導成員的社會行動；而在后現代社會，以機場、高速公路、超市等場所構成的非地方則直接通過指示、代碼、數字來指導個體行動。由此，個體相互間不再產生契約關系，個體只需直接通過上述指令就可實現合乎規則的行動。其次，傳統社會的物質與文化都與歷史相連，具有時序性，進而產生出地方歸屬感；但后現代將人與歷史切斷，時序性消亡，地方歸屬感不復存在。進一步地，“契約義務”和“時序聯系”的消亡，最終結果便是人的原子化。

正如歐杰在《非地方：現代性人類學導論》里所說：“超現代性將古老（將歷史）變成一場特殊表演——仿佛包含一切異國風情與所有地方本位主義……超現代性的非地方當中，始終有個特殊的位置（櫥窗、海報、在機器右邊、在高速公路左邊）是留給這類‘珍品名勝’的：象牙海岸的鳳梨、威尼斯——總督之城、丹吉爾城堡、阿萊西亞遺址……假如非地方是超現代性的空間，超現代性無法聲稱與現代性有同樣的野心，一旦個體聚集，他們便會組織社會并規劃地方。超現代性的空間則被逆向操作：它只與個體（顧客、旅客、使用者、閱聽者）打交道，而他們只需在入口或出口確認身份、社會化與定位（名字、職業、出生地、地址）。”

2020年7月，上海待拆二手市場。

筆者認為，盡管“非地方”概念傾向于從當代空間實踐的人類學視角詮釋原子化的個體，而“無地方”傾向于從現象學的生存論視角去剖析人地關系的疏離，但二者恰恰構成一組相輔相成的批判性概念，從日常生活世界出發，有效地詮釋出個體在（后）現代社會里無根的困境與迷思。

（作者劉蘇系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講師、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