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上午9點，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簽署投降書，128萬侵華日軍從此放下武器。這個本應終結戰爭的場景背后，是哪些政治力量博弈又使亞洲繼續深陷泥沼？這是在第22屆北京論壇史學分論壇上，歷史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報告的主題。

方德萬是荷蘭人，畢業于哈佛，執教于劍橋。他是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抗戰的學者之一。同樣有影響力的還有他的學生們，比如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Rana Mitter）和劍橋大學日本史副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前者是《中國，被遺忘的盟友》的作者，后者今年剛剛在哈佛出版社出版著作《人鬼人：日本戰犯與中國的審判》。在他看來，歐洲和美國史學界對抗戰議題的熱情不同，與雙方歷史傳統、政治形勢的差異有關。

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院院長

歐洲人更關注抗戰，因為都有一路“打”來的歷史

澎湃新聞：過去關注中國抗戰的西方學者主要集中在北美，但近年來歐洲研究抗戰的力量正在崛起。作為一個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歐洲人，您能談談歐美學界的差異和個中緣由嗎？

方德萬：我在哈佛的博士論文主題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對軍事史特別關注。中國近代歷史和軍事戰爭關系密切，但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沒有人對軍事感興趣，選這樣的題目甚至很難找到工作。歐洲的軍事史研究則有深厚的傳統，許多優秀的軍事史學家是在英國、德國長大的。相對來說，美國歷史上少有受到軍事入侵的經驗，但歐洲經常打仗，和中國一樣。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軍隊和戰爭都很重要，但過去美國學者的敘述中少有關注。

在1980年代，中國研究抗戰史的人很多，比如楊天石教授。當時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剛開放，資料很多，臺灣也有不少材料，所以我開始研究中國的軍事史。1990年代初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就與中國的軍事化有關，這個路數在美國不受歡迎，但在歐洲非常流行。

除了忽視軍事史外，美國的中國史學界還有過一個問題：麥卡錫主義風暴的中心就是中國。很多美國的中國史學者，比如費正清，都因此受到過批評和打壓。要美國人改變態度非常難，我曾寫過一本書，其中一部分批評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942年被羅斯福任命為中國戰區參謀長，與蔣介石矛盾重重，1944年奉調回國），當時史迪威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是大英雄，我的觀點幾乎不能被接受。

過去美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對日本的這場戰爭無關緊要，因為史迪威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指責都是對的，國民黨從1928年開始已經是無能、腐敗、走向軍事化且注定失敗的，共產黨的革命早已可以預見。他們認為1937年爆發的抗戰在歷史上沒有地位可言，它與中國未來的走向無關。

那是1998年左右。我記得第一次在洛杉磯做史迪威的報告，有人甚至想打我，因為我“詆毀”他的英雄。當然，現在這已經是一個普遍被認可的觀點，史迪威不是英雄。而突破了史迪威的評價以后，我們就有機會重新討論國民黨、蔣介石、戰爭史和抗戰史。

澎湃新聞：“重新討論”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方德萬：現在的抗戰研究確實國際化。今年已經有過許多次會議，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還有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學者互相交流。大家都是十幾、二十年的老朋友了，彼此很熟悉。美國現在研究抗戰史軍事史的學者也不少，比如葉文心（Yeh  Wen-hsin）有一波學生就在做這個題目。

有一些問題值得重新考慮，首先什么是“二戰”？英美國家的敘述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提出“二戰”這個詞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把這場戰爭與爆發在歐洲的一戰聯系起來，賦予它一種道德含義。這場戰爭，起初英國人叫“大戰”（The Great War），蘇聯人叫“衛國戰爭”（Patriotic War），中國人叫“抗日戰爭”。

所以現在的興趣是把二戰和革命聯系在一起，抗日戰爭也不只是抗日戰爭，還是“抗日建國戰爭”。把中國的經驗放進二戰的概念里，可以重新了解二戰。從全世界來說，二戰不只是反法西斯戰爭，也是革命戰爭。歐洲自然是反抗德國，亞洲除了還擊日本，還有許多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發展壯大，建立軍隊、動員社會。中國、東南亞都是很好的例子。從全世界角度看二戰，必須包括東亞國家的經驗，中東、非洲、南美國家的經驗。

你也可以對比德國和日本，都因為資源稀缺而向外擴張，而且人口眾多，所以要把多余的人口安置到新的地方——德國是波蘭、烏克蘭，日本則是東北三省、偽滿洲國。然后沖突就越來越多。在戰爭之初，這兩個國家之間并沒有很大聯系，美國參戰以后才有了變化。

澎湃新聞：能介紹一下您的抗戰史研究團隊和項目嗎？

方德萬：我沒有項目（笑），不過我有很多學生，他們都對這個主題有興趣。此外歐洲或英國政府為我們提供獎學金，可以支持一些研究生來學習。

我的學生拉納?米特在牛津大學主持“中國抗日戰爭研究項目”（團隊成員有賴小剛、海倫?施奈德、聶洪萍、馬修?約翰遜、艾倫?威廉?穆爾等），英國利華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為他們提供資助。顧若鵬在劍橋有一個項目“戰爭罪責與帝國”（War Crimes and Empire），由歐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贊助，研究戰后日本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者李晨是我們這里畢業的，另外在香港也有一批學生。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

1945年的蔣介石一無所有，除了一個身份

澎湃新聞：您在論壇上的報告主題是“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投降”，提到這個投降儀式的時間是“三九良辰”：9月9日上午9時舉行。您怎么看待其中的含義？

方德萬：中國如何應對日本投降這個特殊時刻，事實上非常復雜。9月9日的投降儀式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這是象征性的，其他省市的儀式則根據實際需要在不同時間進行，因為要日本軍人投降、放下武器，這是一個大工程。

中國人喜歡“9”，象征“和平、永久”，也可能和佛教有關。選“9”很合適。不過現在這個日子并不常被提起，中國政府在9月3日紀念抗戰勝利，因為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灣簽了投降書，第二天中國舉國歡慶。這個日子的特別之處在于，這一天，在美國的軍艦上，日本是向同盟國投降，向英國、美國、荷蘭、中國等國家投降。所以對中國來說，這一天意味著西方國家打敗了德國法西斯，中國則是東方的勝利者。

澎湃新聞：您還提到，這場儀式是蔣介石的“政治資本”。

方德萬：是的，這和他的處境有關。

1945年，蔣介石有什么？幾乎什么都沒有。軍隊力量薄弱，只有美國人訓練的軍隊，而且他們在四川、廣西、湖南，無法控制上海、北京。知識分子不支持他。在農村也有很多人反對他，因為他在農村的動員方式粗暴（抓壯丁），經濟也不行，1942年的河南饑荒令人震驚。

所以，蔣介石這時唯一可以利用的資本，就是他的地位，他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地位，這是其他國家也認可的身份。他要利用這個地位來恢復他在國民政府、國民黨內的威望，要恢復他在沿海地區，在上海、天津、浙江、江蘇、河北的行政權力，因為他實際上沒有。有些地方共產黨的力量更強。

澎湃新聞：依靠儀式來強化實際控制力，有效果嗎？

方德萬：我想沒有。但他必須利用、唯一可以利用的東西就是這個身份。當時他的權力不太穩定，行政權力的基礎很弱，必須借助美國人（的力量）、日本人（的投降）。

我想，他唯一的希望是在這之后盡快恢復經濟。如果他恢復經濟秩序成功的話，國民政府的歷史也許會不一樣。但是事實不是這樣，沒辦法。地位是他唯一的工具，所以也可以說是很弱的一個工具，沒有實權。

侵華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右）向中方代表何應欽（左）呈遞岡村寧次簽字的投降書。方德萬在報告中分析蔣介石派何應欽出席的原因，一則何應欽與岡村寧次是同學，二則九一八以來何在對日妥協的事務上一直代己受過，此舉是想在國人面前重塑何應欽的形象。

二戰沒有在1945年結束

澎湃新聞：對于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投降，美國和蘇聯是什么態度？8月17日美國方面就在記者會上說，中國戰區接受日軍投降美國決不參加。

方德萬：從魏德邁檔案中可以看到，美國的方針是盡快退出，不想卷入中國接下來的戰爭。要確保美國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將自己的力量集中，退回日本。

蘇聯方面，斯大林當然很高興。我在英國檔案館看到的一些資料很有趣。大家都以為1946年3月以后蘇聯大部分軍隊都回國了，但根據英國情報機構的消息，不少蘇聯軍隊繼續駐扎在東北，沒有離開。

斯大林的目標，是希望有一個“緩沖國”（buffer state，即地處于兩個敵對國家或集團之間、不介入雙方沖突的國家）。如果中國共產黨在東北三省勝利，加上朝鮮、蒙古、和蘇聯勢力控制下的中國新疆地區，對他們來說就很安全。而且這樣的中國是分裂的，內部矛盾重重，很難恢復力量。蘇聯此時考慮的是自己的安全。另外，在1945年、1946年顯然要避免跟美國有大的沖突。

澎湃新聞：代表日本政府投降的岡村寧次恐怕面臨著更復雜的局面。

方德萬：是的。日本在中國的軍隊始終認為自己是勝利的軍隊，而岡村寧次要讓他們接受天皇的決定、放下武器投降。他在中國面對的情況，包括維持軍隊秩序、與各方面溝通，都是艱巨的任務。這是過去常常被忽略的。后來他們還要考慮，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美國，穩定日本在亞洲的情況，最好是支持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為敵。

軍部反對天皇意見的情況，我聽過一些報告。戰爭之初軍部和天皇時有分歧，天皇沒什么力量。但到了1945年，他們也要考慮，投降以后日本會怎么樣？日本國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軍隊投降了，那就不是軍隊。是天皇。

蔣介石了解這一點，所以在開羅會議上對羅斯福說，不要取消天皇制度。戰后日本要穩定，必須要有天皇。也許蔣介石還有其他考慮，比如勝利以后希望日本是什么局面？如果沒有天皇，美國占領這里，對我們的未來有什么影響？這些他都要考慮。

澎湃新聞：為什么把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投降作為研究題目？

方德萬：投降本身是很有趣的，但我的目標是說明，如果我們重新考慮二戰或抗戰的內涵是什么，就會注意到，投降沒有停止在中國的暴力和戰爭。我們不能說二戰在1945年就停止了，亞洲的穩定要到1952年、1953年以后才逐漸實現。亞洲的穩定與否，影響要素包括日本、朝鮮、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最重要的歷史因素則是美國。可能對于丘吉爾來說，1945年就可以帶著士兵回家了，但對于中國來說，這不是結束，因為各國的力量仍然在這里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