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的聯合邀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這也是中國國家主席十年之后再訪越南。

習近平主席的越南之行意味著中越兩黨、兩國關系進入新的階段，雖然兩國在南海島礁存在爭端，但是還是把握了和平與合作的大方向。

于越南而言，游離于中美之間，最符合其國家利益，保持地區的穩定，也是越南進行經濟建設的前提。一方面加入了TPP這種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區，另一方面又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既著眼于當下，又有長遠打算，不能不說，越南的外交已經漸入佳境。當然，只有在中美兩大國處于戰略均勢甚至僵局的時候，越南才有更多左右逢源的機會。

中美在南海問題上分歧不斷，在這樣的時刻，越南邀請習近平主席進行國事訪問，也能看出，越南試圖在中美之間保持“不選邊”的姿態。越南在南海問題上開始降調，兩國關系也觸底反彈，尤其是兩黨之間的交往成為兩國關系的穩壓器。此前，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和國家主席張晉創分別訪華，此次，習主席訪越與越南的“四駕馬車”——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國會主席和總理見面，并且在越南國會發表演講。可以說，中越關系又到了邁臺階、定調子的時候了，尤其是兩國進行發展戰略的對接，這也是重大核心利益的交融。

大國之間的博弈越激烈，小國的日子就越好過，尤其是在安全與戰略問題上。今年上半年，美國媒體曾向越南喊話，要求越南停止讓俄羅斯使用金蘭灣基地為其戰略轟炸機加油，因為這些戰略轟炸機有時候會繞著關島兜一圈。越南并沒有給予明確回應，但值得關注的是，4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訪問越南，而此后越南總書記阮富仲訪問美國，這也是越共總書記第一次訪美，而且得到了非常高規格的接待。從2005年越南主席阮明哲訪美之后，美越關系不斷升溫，尤其是2009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河內宣布美國在南海地區也有利益。

美越關系的熱絡與南海地區升溫密不可分，彼此相互借重，美國可以牽制中國，而越南可以獲得實惠。越南在中美的戰略博弈之間獲得了一定的回旋空間，可以撬動大國博弈，當俄羅斯也加入其中之后，尤其是美俄關系達到后冷戰以來的最低點，越南在中美俄之間的空間似乎就沒有那么大了。在大國之間，小國有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左右為難，除了小國行為的節制之外，還看大國戰略博弈的程度。

因烏克蘭問題，美國與俄羅斯之間斗法不斷，將戰略轟炸機派到美國盟友的家門口轉悠，既是普京發泄情緒的一種方式，也是俄羅斯宣示其勢力范圍的一種方式，自從2007年恢復戰略轟炸機巡航以來，在國際形勢比較緊張的時候，戰略轟炸機就時常到對手門口晃悠。去年一年，俄羅斯戰機上百次到北約盟國邊界巡航，甚至有“越界”行為。

在俄羅斯還沒有和美國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俄羅斯也試圖在該地區扮演重要角色，越南也是俄羅斯重要的合作伙伴，向越南出售先進戰機和潛艇。

回溯一下歷史會發現，越南從二戰之后就處于大國政治的夾縫之中，長期淪為大國博弈的戰場，越南戰爭就是一例。美國從金蘭灣撤出之后，蘇聯補了缺，后來蘇聯解體，俄羅斯在2002年租期未滿而提前撤出了金蘭灣。在兩個大國之間，如果徹底選邊，且大國博弈到了“代理人戰爭”的時候，小國就是大國政治的犧牲品。當兩個大國之間只是掰手腕，小國可以左右逢源，就像最近幾年越南拉攏美國當靠山，與中國博弈。美國幾乎放棄了“不選邊”的政策，站在越南一邊。但越南放縱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出現了嚴重的打砸搶燒事件，讓美國也感到難堪。美越關系還沒有發展到軍事同盟的地步，因此，越南鬧騰得太歡了，也迫使美國保持適度的距離。

美俄博弈下的越南就顯得不那么輕松自如了，原因在于敵友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了，從兩個大國博弈到三個大國博弈，也是一種質變，兩個國家只會出現一個雙邊關系，三個國家則是三個雙邊關系，這一下子增加了越南選擇的難度，任何選擇意味著巨大的機會成本。

安全問題上，越南有游離于諸大國的機會，而在經濟上，則試圖在中美之間“利益均沾”。中國連續十一年是越南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越南最重要的原材料和電力的供應者。2015年的前九個月，兩國貿易額為641億美元，同比增長12%，今年有望超過900億美元，越南今年成為東盟內部第二大對華貿易伙伴。中越之間的經貿紐帶并沒有因為兩國之間的政治與安全的波折而發生逆轉，于越南而言，最大的利益就是發展。背靠中國，既可以融入到中國的生產價值鏈之中，又可以找到一個巨大的出口市場。兩國經濟發展水準存在“時差”，也為兩國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就當下而言，越南經濟離不開中國，即便去年出現了嚴重的打砸搶的事件。越南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于中國90年代，大進大出的出口型經濟是越南經濟騰飛的基礎，而中國則是主要的上游商品的供應者。

越南也需要美國的市場， 這是發展出口型經濟的重要條件，環顧東亞各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得以成功的條件就是美國市場的開放。越南通過加入TPP保障了美國市場對越南出口商品的開放，彭博社認為，未來十年，TPP能讓越南GDP提高11個百分點。紡織行業受到提振，但是原產地規則可能對目前越南的工業化模式提出了挑戰，除非中國也加入其中。經濟合作是非零和的，但是如果加入一個具有排他性的、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內，越南的自由行動的空間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對越南而言，基礎設施是工業起飛的重要條件，尤其是要發展外向型經濟，需要更新基建，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與外部市場聯系在一起。習近平訪問越南提出了要實現兩國發展戰略的溝通，要做一些有利于兩國經濟發展的大項目，包括高速公路、高鐵等。中國的一帶一路與越南的“兩廊一圈”的對接，根本還是兩國的互聯互通，尤其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兩個陸海兼備國家的戰略對接。越南雖然得到了一些域外大國的支持，但是無法選擇與中國為鄰，同時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這基本事實也框定了中越關系的上限與下限。

此外，中越之間的黨際外交增進了兩國高層的互信，在新時期，兩黨外交除了保持革命時代的“同志加兄弟”的關系，還要延伸到改革與開放的事業之中，兩國政治制度相同，發展道路相似，彼此也能理解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兩黨兩國可以相互借鑒。

習主席的訪越之行，不僅意味著中越傳統交往渠道的恢復和加強，也為中越關系發展注入了新的正能量，也是中國落實周邊外交新理念的重大舉措。

當下的國際形勢對越南而言也是戰略機遇期，大國之間的動態平衡使小國有了四兩撥千斤的能力。當然，小國不僅需要適當的實力，而且還需要像李光耀這這樣的謀略家，如果國內政治博弈與大國戰略博弈同時進行，不但會增加理性決策的難度，也會給外交行動帶來很大的障礙，去年的越南打砸搶事件就是個例證。于中國而言，面對一個已經“入場”的越南，要比作為“觀眾”的越南，更需要戰略的定力和智慧。

（作者是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