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宣布全面放開二孩，這一決定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熱烈討論。哈佛大學經濟學及哲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1月2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在促成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生育率大幅下降的諸多因素中，基于新型小家庭利益的決策理性的發展起到的作用要比獨生子女政策大得多。

森出生于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桑蒂尼蓋登 （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因為在饑餓、人類發展理論、福利經濟學、貧困機制、性別不平等以及政治自由等方面的工作，被譽為“職業良心”和“經濟學界的特里莎嬤嬤” 。

森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致力于性別不平等方面的研究，他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指出生育率不平等是性別不平等的其中一副面孔（The Many Faces of Gender Inequality，The New Republic，2001）。

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這篇專欄文章中，為了論證理性在降低生育率方面的作用，森檢視了中國陷入高生育率困境到獨生子女政策開始實行之間的歷史。他指出，在獨生子女政策頒布的1978年之前的10年間，中國的生育率已急劇下降──每個婦女的生育數從1968年的5.87降到了1978年的2.98。而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后，中國婦女生育率溫和地延續了此前的下降趨勢，在近40年的時間內，由2.98下降到了今天的1.67。

由此可見，中國婦女的生育率顯然還受到了獨生子女政策以外的因素影響。森進一步指出，通過不同國家間的比較，以及對印度國內幾百個地區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婦女生育率下降的兩個強有力的因素是女性參與學校教育和獲得有償工作。

在森看來，這種聯系并不難理解。過于頻繁地生育、撫養孩子，最遭罪的就是那些年輕的母親們，而學校教育和有償工作都令婦女在家庭決策中更有發言權：她們往往傾向于減少生孩子的數量。

在中國，學校教育和工作機會的迅速擴張早于獨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并且持續至今，更重要的是，這一擴張把女性也包括在內。森認為，評論者們往往過分強調中國嚴厲的干預措施的效果，但對其開展的支持性政策（包括對教育和醫療衛生的高度重視）的正面作用關注度嚴重不足。

森因此總結認為，獨生子女政策的廢除事實上可能是個容易的選擇。隨著理性在家庭決策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國婦女被賦予更多權利，強制性的規定已經基本上沒有必要存在了。

森還指出，理性有助于降低生育率的理論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鼎盛時期馬爾薩斯和孔多塞候爵那場關于人口過剩的經典論戰。當時孔多塞就預測了隨著建立在“理性的進步”基礎上的新型小家庭范式的出現，同時伴隨著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率的提高，人們會自愿減少生育。

決策中的理性并不是西方所獨有的。森認為，在中國，理性已經在限制家庭人口方面發揮了作用，但還應進一步滲透到其他方面。盡管中國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獲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在對女性胎兒進行選擇性流產的記錄方面卻是世界上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男女出生比例為100比85，而正常的比例應該在100比95左右。

中國的女性在很多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傳統的“男孩偏好”卻仍然猖獗，甚至法律在對抗選擇性流產方面也被證明效果不佳。

森為解決這一問題開出的藥方是培養公共理性以在家庭內部克服“男孩偏好”。他指出，中國現在需要做的，是在女性賦權的幫助下進一步發展理性來對抗專斷的偏見。這一途徑的有效性已經在韓國被證明了，在韓國，女孩對男孩的出生比例一度也非常低。對積極公共理性的培養和對性別平等需求的廣泛理解為韓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森認為中國應該更多地依靠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強制，獨生子女政策的廢除無疑時朝著這一方向的重要舉措。理性的培養對于中國處理其他方面的挑戰也會是富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