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南京大屠殺與山東通州事件是否有關聯？當時南京為什么會涌入大量的難民？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照片來源哪里？為什么很多幸存者會有朝鮮人參加大屠殺的記憶？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做客澎湃問吧，就南京大屠殺研究問題與讀者互動，以下是部分精彩回答。

憤怒的飛起一腳：請問南京大屠殺的發生，是否與在此之前的山東日本僑民被害案有關？進入南京城的日軍是日本的正規軍嗎？有沒有這種可能：日軍兵力不夠，所以征招了日本本土的社會閑散人員，如地痞、流氓、浪人等，由于素質普遍偏低，日本高層軍官難以把控部隊，才造成了大規模的屠殺。關東軍也會這么做嗎？

張連紅：我可以肯定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同通州事件（不是山東日本僑民被殺）沒有關系！但日本右翼學者在論述南京大屠殺時，總是將通州事件與南京大屠殺聯系在一起，似乎想說明由于中國保安隊在通州任意屠殺日本僑民，并強奸了日本女性僑民，由于中國軍隊對日本僑民屠殺在先，所以才發生南京大屠殺，責任不在日方。

其實如果仔細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后，你會很清楚導致南京大屠殺真正原因是日軍向南京進攻過程中，由于未準備軍事補給，下達了就地征討的命令。由此在征討過程中，日本軍紀渾散，任意搶劫屠殺強奸，到了南京，已失去控制。日軍將領松井石根也十分自責，但已無法整頓軍紀，他因未能控制日軍軍紀，最終被日本召回。

參加進攻南京的部隊本來素質都很高，基本上都是小學以上水平，這一點我們從大量的日本士兵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但由于下達就地征討命令后，屠殺搶劫和強奸成為日軍官兵的家常便飯，日本老兵回憶說最后到了沒有一個士兵沒有強奸過中國婦女的地步！

淡夜：為什么在日軍兵臨城下前還會有那么多人在南京，就沒人偵察到日軍來襲嗎？

張連紅：隨著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的遷都、機關公務人員的撤退、日軍向南京的快速推進、有關日軍殘暴的傳說、滬寧線及城郊地區難民的涌入等等，南京城中的市民已開始真切地體驗到了戰爭的氛圍，恐慌與不安滲透了每個人的心中。在大路上到處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四處尋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鄉下搬，鄉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來搬去，好像他們離開原來地方就可以得到無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市民最為恐慌的時候，留京外國人士所成立的難民區成為人們寄托生存希望的唯一場所。人們對中國軍隊能否擊退日軍而固守南京，已開始失卻信心。從11月底開始，就有人到處打聽“安全區”下落，“我不斷碰到一群群婦女和兒童在尋找‘安全區’。她們依稀聽說了安全區的事情，想確定一下它的位置”。12月4日，有一些難民開始陸陸續續搬進安全區。12月8日上午，當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正式發布《告南京市民書》，宣布啟用難民區的數小時內，“平民移入難民區者不下三萬人”。人們似乎十分相信只要住到由西方人士管理的安全區，就一定會十分安全，“安全區的街道上已經擠滿了人，他們對炮擊的轟鳴聲已經不介意了，他們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區’”。當12日晚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下達從南京突圍的命令后，無法逃離南京的士兵也扔掉武器換上便衣躲進了安全區。

但是，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里，人們如不是萬不得已，決不肯背井離鄉。在我們采訪幸存者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日軍進城之前仍有相當部分市民留在自己的家中，從現已出版的幸存者證言集里，此點也可得到充分印證。人們也許對日本兵抱有相當幻想，認為他們不會傷及平民，但是，日軍進城之后瘋狂地燒殺淫掠，徹底擊碎了市民的僥幸心理，人們再也無法留在家中，紛紛逃向安全區。

在日軍進城之后的10天中，南京城內再次出現市民涌向安全區的高峰，金女大難民所在日軍占領南京前夕只有難民1000余人，但是僅12月15日一個晚上，一下子就涌進3000余人，到22日時，難民人數已達10000人了。只有市區面積八分之一的難民區，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卻容納了20余萬難民。

忘不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照片是真實的嗎？

張連紅：關于反映南京大屠殺的照片主要有兩大來源：一是當時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拍攝的，其中主要來源是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用其16毫米攝像機拍攝的（包括一部特別珍貴的活動影片），丹麥人辛德貝格也用照相機拍攝了南京郊區江南水泥廠、棲霞寺一帶日軍暴行的照片。

二是日本部隊自己拍攝的有關南京暴行的照片。其中主要是隨軍記者和日軍士兵拍攝。但在戰爭期間，日軍隨軍記者拍攝的許多反映日軍暴行的照片都經過檢查，未能公開出版。士兵拍攝的相關照片在戰后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有些士兵將膠卷送到中國人開設的照相館沖洗，其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是中國人羅瑾、吳旋偷偷加洗日軍士兵有關南京暴行的照片，并收藏至戰后作為證據上交南京法庭，這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

另外，戰后日本也出版了一部分在戰時被檢查不許可發表的日軍暴行照片。在日本，一些調查者也通過各種方法搜集到日本老兵自己收藏的相關照片。

云端的微微：參與大屠殺的士兵中是不是有很多朝鮮人？

張連紅：關于朝鮮人參加了南京大屠殺的說法，最近幾年來在網絡上較為流行。但從歷史事實來看，由于在南京大屠殺之前，朝鮮人是不允許參軍的，所有參加南京攻擊戰的部隊士兵均來自日本本土，沒有材料能證明朝鮮人參加南京大屠殺。

但是，我在訪問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時候，確實有一些幸存者都稱“高麗棒子”（老百姓對朝鮮人的俗稱）比日本兵厲害，在大屠殺中最壞的士兵是高麗士兵。幸存者記憶中為什么總認為朝鮮人參加了大屠殺，而且比日本人更壞？這個問題確實值得研究。

有幾次我陪同日本松岡環女士一起采訪幸存者時，當遇到幸存者如此說法時，我們就問幸存者為什么說施暴者是高麗棒子呢？為什么他們比日本士兵更壞呢？我們為此也進行過討論。

他們的回復都說朝鮮人同日本兵長相不一樣，朝鮮人是高個子、大胡子，而日本兵大都個子矮小，皮膚白。他們是從形象來作出判斷，但是進攻的南京日本軍在經過三個月的淞滬戰役后，繼續攻打南京，由于戰場作戰一直沒有中斷，大部分日本兵都沒有時間整理面容。僅僅從面容或身高很難作出這樣的判斷。

我們在想會不會當時南京一些偽政權為了自己所謂的合法性，而幫助日本推卸責任呢？這一猜測目前尚未得到史料支撐。因此，為什么幸存者會產生朝鮮人參加了南京大屠殺的記憶的問題，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研究。

15966999879：您好，南京屠殺令人無比憤慨！對于屠殺非戰斗人員，尤其是婦女兒童，令人無法容忍，其行為喪盡天良。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想了解死去的30萬同胞，他們按身份分類各有多少？

張連紅：關于遇難人口死亡結構情況，根據目前的研究，在30萬遇難人口中放下武器避難在難民區的士兵約有8萬人左右，其他都應該是平民。我曾通過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斯邁思教授在1938年3、4月的抽樣調查和戰后國民政府的社會調查結果進行了比較研究：

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后不久，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為了掌握南京大屠殺對南京社會經濟破壞的真實情況，以便對受害民眾展開救濟，從1938年3月8日開始，在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斯邁思（Lewis S.C.Smythe，又譯史密斯）的主持下，曾對南京進行了一次較為廣泛的抽樣調查，最后形成了《南京戰禍寫真》的報告。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調查也十分重視，從1945年底到1947年初，南京計有首都警察廳、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和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先后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過較為深入的社會調查。這些大量原始的調查資料，為今天研究遇難民眾死亡人口的性別、年齡和職業結構情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斯邁思的調查和戰后國民政府的調查在時間、環境、方法和目的等方面不盡相同，例如：前者調查時，大規模的南京大屠殺雖已告一段落，但零星屠殺仍層出不窮，當時人們尚處在日軍的高壓統治下，真實而全面數據的獲取不可能不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戰后國民政府所進行的調查則是在日軍已宣布投降之后，環境已發生根本變化，中國民眾已轉而成為戰爭的勝利者,但經過淪陷八年的艱苦歲月，許多人與事已不復“存在”；前者調查方式運用的是社會學中的抽樣調查，而后者則是全市普查和人民來信控訴等方法相結合；調查區域方面，前者不僅調查了當時南京市的主要地區，還調查了南京周邊四個半縣的廣大農村，后者則完全限制在南京市管轄范圍之內。

但是，兩者所呈現的統計結果及所反映的狀況卻是基本一致的。首先，從男女死亡比例上來看，斯邁思調查顯示，市區男性占87%，女性為13%，農村地區男性為84%，女性為16%。農村女性死亡比例略高于市區。戰后調查資料顯示，在不分城區與鄉區的調查中，男性死亡比例約占82%，女性占16%。另一份報告顯示，男性比例為76%，女性占22%強。（注：另有2%的兒童未分性別）。如果就鄉區和城區個案的統計而言，則顯示鄉區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為75%，女性高達25%，而城區中男性所占比例高達91%，女性只有9%。兩次調查數據說明，男性死亡比例遠遠高于女性，而在鄉區，女性死亡比例則高于城區3至16個百分點。

其次，從年齡結構來看，斯邁思調查顯示，城區死亡人口的年齡中，15歲以下占6—8%，60歲以上占28%以上，60%以上死亡人口為15—60歲之間的青年和中年人。另外，被抓而失蹤者的年齡全部在15到60歲之間。如果將此部分人口當作死亡人口計算，則這個年齡段的死亡人口所占比例在88%左右。鄉區這個年齡段死亡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為77%。這一比例情況，同戰后調查結果基本一致。即：一是死亡人口中80—90%的年齡集中在20到60歲之間；二是城區死亡人員中，20到60歲之間的死亡比例高于鄉區10個百分比左右；三是在60歲以上的遇難老人中，女性死亡比男性高10個百分點。

第三，從職業結構來看，戰后國民政府進行的調查統計數據顯示，在遇難人口中，97%以上是平民（而且其中主要成分是農民）。其實，盡管斯邁思調查報告中沒有明確統計平民的比例，但因常住人口死亡現狀的統計本身就是基于平民而言的，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兩次調查結果都表明南京市常住人口遇難者中絕大多數都是平民。

當然，由于戰爭期間和戰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社會調查并不充分，統計數據也并不周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南京地區的一些學者和大學生已多次對南京地區的幸存者進行走訪調查，取得了一些相當珍貴的原始數據，如通過戴袁支等人的調查，僅南京湯山鎮湖山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有61人遇難和失蹤（均有詳細姓名和遇難情節）。隨著這些調查資料的整理出版，無疑它將與檔案資料相互印證補充。

馬云：南京大屠殺后，不幸者的房產都怎么分配的？

張連紅：根據有關南京大屠殺檔案資料，南京不幸者的房產一部分毀于戰火，一部分為日軍占領，還有一部分為日本僑民占有做生意。但具體情況因檔案資料的缺少而沒有進行過系統研究。

有學者對戰后南京有關房產損失情況做了個案研究，如南京大學的呂晶老師通過對國民政府文官處175份職員戰后南京財產損失調查表明，南京淪陷后，他們房屋損失在所有財產中損失最為嚴重，高達4000萬元，幾占所有財產損失中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