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是中國人口政策在老齡化背景下的重大調整，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但在諸多輿論中，要么側重探討“普遍二孩”政策對中國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等宏大命題，要么是社會個體對“普遍二孩”政策的紛繁議論，然而，個體的生育行為與國家的人口發展戰略之間的連接點在哪，如何實現個體生育到國家的普遍生育還需要從社會層面理解生育行為的發生機制。

2014年，博科尼大學社會動力研究中心博士后Nicoletta Balbo與格羅寧根大學社會學博士后Nicola Barban在《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發表的《生育行為會在朋友間傳播嗎》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非常有趣的解釋。通過對美國青少年健康追蹤調查數據的分析，他們發現，生育實際不是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是一種傳播現象，即一旦朋友圈中有人生育了小孩，那么朋友圈中的其他人就會受其影響陸陸續續地生育小孩。

一、為何生育會受他人影響

生育只是家庭內部的個體行為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無論是時下的“普遍二孩”政策，還是計劃生育國策，都能讓我們感受到國家等家庭外部因素對人們生育行為的影響。這就是說，是否生育、何時生育、生育幾個孩子都不完全取決于夫婦兩人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還會受到家人、朋友和社會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但是，為什么這些因素能夠作用于個體的生育行為呢？在Nicoletta Balbo與Nicola Barban合作撰寫的論文中，他們總結了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給出的兩種不同解釋：

在社會學家看來，人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原子，通過社會互動——比如小孩間的嬉鬧、朋友間的談話交流、市場中的交換行為等——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與周圍的人發生著聯系，也正是在這些社會互動中，人們學習了群體規范、確定了自己的行為準則。即人是嵌入在親朋好友等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行動者，人際互動會形塑，包括個體生育在內的各種行為。就生育行為而言，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機制的作用，它是指同輩群體間的共識能形成群體壓力，制約個體的行為和態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由相似的年齡、相似的人生經歷和個體特征構成的朋友圈就是這樣一個同輩群體，在群體內部，人們之間長期的互動就會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念和群體規范，當個人從屬于這樣的群體時，他就會盡量讓自己的行為與群體內的其他人保持一致，因而，一旦個人所屬朋友圈有人生育了小孩，那么她也可能會生育小孩；二是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機制的作用，它指的是個體能夠從他人那里獲取知識、分享經驗。朋友生育小孩會起到類似榜樣的作用，她生育小孩的經歷能給朋友圈的其他人提供經驗，比如如何面對生育小孩后的生活、怎樣成為一個好母親。

在經濟學家看來，個體生育會受到他人影響主要是成本分擔機制（cost-sharing mechanisms）的作用。成本分擔機制強調生育小孩伴隨著不確定性和貨幣的、非貨幣的成本，并且不確定性和非貨幣成本在個體首次生育時尤為重要。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人生階段，分享朋友生育小孩的經驗能夠減少不確定性，減輕生育過程中的困擾和擔憂。

因此，作者認為個體生育受到傳播和社會互動效應的影響，雖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給出的解釋截然不同，但是就生育行為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它本身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是會受到兄弟姐妹、同學和朋友等同輩群體的重要影響，如果把個體的生育行為放到這樣的朋友圈來看，我們就會看到朋友圈內陸續的生育現象，這是一種類似接力比賽的傳播行為。

二、朋友是生育傳播的重要媒介

文章兩位作者在檢驗“生育的傳播效應”時，特別重視朋友圈內的生育傳播現象。這是因為美國在經歷了生育率下降的人口發展階段后，很多家庭同樣只有一個孩子、很少會有幾個兄弟姐妹的情況，兄弟姐妹的角色已經被親密朋友所替代；此外，朋友是個人自己選擇的，根據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這種由自我意愿結成的朋友關系比家庭關系還更為重要。所以，作者假設朋友間的社會互動對個體的生育決策可能具有更加關鍵的作用，朋友是當今社會生育傳播的重要媒介。

為了證明這一假設，作者使用了美國的全國青少年健康追蹤調查（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數據，它總共包括4期：1995年的第1期、1996年的第2期、2001年至2002年間的第3期、2008年至2009年間的第4期。數據包含3種不同類型：被訪者經濟社會特征數據（比如年齡、教育程度和收入等）、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比如生育狀況）以及家庭背景和人際網絡數據（比如家庭、學校和朋友關系等）。

根據研究設計，作者把假設檢驗分為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作者首先檢驗朋友圈有人生育小孩是否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如果朋友圈中某人的生育行為與其他個體的生育決策之間存在顯著的統計關系，即證明朋友的生育行為對個體生育與否具有重要的影響；第二步，作者檢驗的是生育傳播的時間效應。如果朋友的生育行為是影響個體生育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那么，朋友的生育行為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個體的生育決策？

三、生育傳播的實證結果

1、對朋友圈生育傳播的檢驗

作者對朋友圈生育傳播的檢驗分為兩個階段進行：

在第一階段，作者假設朋友關系是影響生育決策的外生性因素，即朋友關系是影響個體生育與否的一個外在因素，因為通常朋友圈子的建立要先于個人的生育行為。因而，作者在不考慮朋友圈具有選擇性的情況下發現，當個體經常交往的朋友圈和同齡群體中有人生育小孩時，個體生育小孩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這表明社會互動會影響個體的生育行為。此外，作者還發現種族、兄弟姐妹的數量、家庭的經濟狀況、父母婚姻狀況都會影響個體的生育行為，具體而言，黑人和西班牙裔女性比白人女性更早生育；具有較多兄弟姐妹的個體首次生育也會更早；經濟狀況較差的家庭會更早的生育小孩；在雙親家庭長大的女性比單親家庭和繼父繼母養育的女性更晚生育小孩。

在第二階段，作者假設朋友關系是影響生育決策的內生性因素，因為從特定的年齡開始，人們傾向于與自己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的人保持朋友關系，所以朋友圈具有選擇性，它是基于相似的個人特征和家庭因素所組建，是影響生育內在因素。考慮到這種情況，作者進一步控制了種族的同質性、父母教育的同質性和家庭類型的同質性等因素，當控制這些選擇性因素后，朋友圈生育的傳播效應變得更加強烈，而同齡群體的影響變得不再顯著。此外，作者還研究了朋友圈生育對有意圖的懷孕與意外懷孕的影響，結果發現女性有意圖的懷孕受到朋友生育行為的正向顯著影響，而朋友和同齡群體對意外懷孕的影響較弱且沒有通過統計檢驗。

2、對生育傳播時間效應的檢驗

最后，作者檢驗了朋友圈生育傳播的時間效應。文章把朋友生育小孩后的時間劃分為四個時間段：11個月內、12個月至23個月、24個月至35個月、36個月以上。同樣，在不控制朋友的選擇性時，朋友的生育行為對個體生育小孩的影響在一年后開始顯著增加，三年后達到頂點，然后開始下降，即朋友圈的其他女性很可能會在朋友生育小孩后的1至3年間生育小孩。在控制朋友的選擇性時，朋友圈生育小孩的傳播效應在第24個月達到頂點，然后開始下降，這些結果表明朋友圈生育小孩的傳播效應是短期的，呈倒U形曲線。即一旦朋友圈中有人生育了小孩，那么朋友圈中的其他人就會受其影響陸陸續續地生育小孩，2年后達到生育的頂點，然后開始下降。

參考文獻：

Nicoletta Balbo & Nicola Barban, 2014, Does Fertility Behavior Spread among Frien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3) 412–431.

（文章首發于微信公眾號：sociology前沿論文大推送。原題為：生育行為會在朋友間傳播嗎？“sociology前沿論文大推送”由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劉林平教授及其研究生共同打造。關注國際頂級刊物，追蹤名家研究軌跡，推介最新學術論文；聚焦新理論、新方法、大數據、新技術，促進國內社會學界提升學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