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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談中美關系:制定對美政策,中國應更多地去選擇和儲備
10月27日,美國海軍驅逐艦“拉森號”未經中國政府允許,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渚碧礁12海里。因美國巡航南海一事,中美關系似是“跌入谷底”。
“南海之爭”是中美關系的一個縮影,那么除了中國海洋地緣政治之外,中美關系的到底會往哪走?這始終是人們心中的問號。
10月30日,在復旦大學又掀起了一場新的中美關系討論。這場討論主題是“21世紀的美國與世界——中華美國學會2015年會暨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學術研討會”,由中華美國學會、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和《美國研究》雜志聯合主辦。
會上,中美專家關注更多的是中美關系大走向,從習近平9月訪美的亮點與啟示、再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發展以及國際新秩序的塑造,他們有著這樣一些觀察和判斷:
【談習近平訪美】

習近平訪美有哪些令人興奮之處?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總結以下4點:
首先,中國同美國的地方層面關系有了極大推進。中國同美國的州政府的關系仍在繼續推進,而且推進速度非常之快。例如,中國企業對美國地方投資大幅增加。中美關系有新基礎——地方政府合作關系,這在以往很少見。
其次,美國公司里出現一批支持中美關系的新力量——信息產業。在習近平訪美期間,臉譜網、推特、谷歌——這些過去的對手都同習近平高度融洽。
第三,一些新表述:在亞洲問題上中美雙方尊重對方利益。中國尊重美國的利益,美國實際上也尊重中國的利益,何以體現?其實,美國對“一帶一路”是支持的。此外,美國對中國國有企業進入美國市場不加以歧視,以前也沒有這類表述。
第四,中美關系中的美國盟國因素。退一萬步講,即使中美發生對抗,如果大部分盟國不參與、不介入、保持中立,美國的對抗就搞不成,不管從經濟上還是從安全上,還是意識形態上。所以現在中國的任務就是要把美國的盟國變成中國的友邦,至少是中立國。
楊潔勉:習近平訪美的“三大啟示”
“習近平此次訪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訪問、一次非常必要的訪問、一次十分困難的訪問,一次精心安排的訪問、一次相當成功的訪問和一次富有啟示的訪問。”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楊潔勉評價說。
這次訪問帶來3點啟示:
1、思想理論上的啟示:中美雙方在引領性的思想理論上有斗爭,有妥協,但是中國要起引領作用,必須還要加強中國的理論建設,這些理論也得讓中國老百姓聽得懂。喊出來的一系列口號,都要進行第二次非常詳盡的闡釋。比如新型大國關系、亞洲新安全觀,別人聽不懂的,都要做解釋。當兩種思想理論交鋒時,必須要用雙方共同的認識,中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2、對美戰略上要認識到其兩面性、長期性、復雜性和反復性。制定對美政策,中國要更多地去選擇和儲備。
3、在困難中間看到前進的方向。
【談新型大國關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學院原院長崔立如認為,中國將新時期的中美關系定義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人認為美國對這個概念不那么熱情,但事實上,“新型大國關系”一直在發展,只是中美表述不同。
“一則美方不主動提‘新型大國關系’;二則中方若提‘新型大國關系’,美方也持不否定的態度——這說明美國對中國的說法有所保留。”崔立如說。
蘇格:有“新型大國關系”定航,中美不會出現“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蘇格表示,“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是“不沖突、不對抗”。“新型大國關系”的文本就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基礎之上。
“奧巴馬已經表示,中美不會出現‘修昔底德陷阱’”,他說,“最后一點還是‘事在人為,路在腳下’,因為新型大國關系不是一個標簽,美國人就想談到細,這些都可以把它叫為新型大國關系的范圍。
他表示,關于新型大國關系,中美雙方的認同、表述可能不同——因為在多極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人都需要獨善其身。“因此,這就需要包容與合作,以不同用詞來表述是可以理解的,同時也歡迎中美雙方為不斷充實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和外延貢獻力量和智慧。
“無論如何,中美這兩個大國只要不走守成大國和新型大國沖突的老路,就是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他說。
【談中美競合與國際秩序變化】

探析美國的歷史發展經驗,評估美國未來的發展能力,也能從中發現“中國趕超美國”的機遇。
“就單一國家來說,美國可以說是這200年近代史上最成功的國家,但這一成功過程同樣經歷了許多磨難,并非想象中一帆風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說。
總結美國發展經驗,金燦榮表示,美國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家的糾錯能力非常強,如今,美國的糾錯能力顯得比以往弱。
“如今,美國在政黨、經濟、社會種族分裂上遇到了問題,可是卻難以找到化解良方,至于未來美國的‘糾錯能力’如何,還有待評估。”他說。
另一方面是美國的創新能力很強。金燦榮表示,中國在過去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皆與三次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所以,重點是中國將會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是我們的機會,看我們是否能否抓住,彎道超車。”
至于美國未來發展情況如何,我們也應該對它的糾錯能力和創新能力做一些系統性研究,這樣有助于我們判斷美國未來的發展能力,這樣一來,對中美關系發展走向的判斷也會更準確。”金燦榮說。
張宇燕: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變強,美國得和中國“商量著辦事”
中美經貿關系向來被譽為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在討論中美關系時,經貿議題始終是一個重要議題,是中美“博弈”基礎。
“從短期和中長期來看,美國在一個中低速的軌道中,所以這也是制定對美經濟政策博弈的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說。
他表示,過去一年里,中美金融關系的聯動性非常高。他對比中美經濟發展情況,認為隨著中美在金融領域的力量對比正發生著變化,隨著人民幣納入SDR后,中國在全球金融治理有了更多“話語權”,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美“商量著辦”的能力提高不少。
“用一句話概述:習近平談全球治理時講‘國際事務是大家的事兒,我們得商量著辦’。這個話看似普通,但是實際含義非常深刻,有些事兒,確實就是得‘商量著辦’。”張宇燕說。
中國加入SDR的政治影響,就是在國際金融最重要的平臺上討論全球金融治理,貨幣體系的時候,中美關系的力量對比產生變化,中國和美國”商量著辦“的能力在提升。
一方面,美國經濟根基不穩。
“從短期看,美國2015年的經濟增長狀況還不錯,但有些人開始擔心美國的經濟會不會出現衰退,這也是美聯儲在考慮是否升息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他說。
2015年5月,聯合國發布了一份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該報告把全球經濟概括成“五低二高”:低速增長、低通脹、低貿易流動、低投資、低利率;高股價、高債務。
“‘五低二高’是一個‘有毒’的組合。可是,如今這些組合支撐著美國經濟,這是在人為的支撐美國經濟,美國的經濟并非是在‘樂觀地長期增長’——這些是美國經濟根基不穩的表現,因此美聯儲才特別猶豫是否要升息。”他說。
另一方面,中國則在國際金融領域走強。
張宇燕表示,隨著央行再次“雙降人民幣”,人民幣納入SDR已進入沖刺階段,離岸人民幣也漲了約300點。
“人民幣納入SDR,首先反映了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上升;此外,在貨幣金融問題上也反映出一個趨勢——即中美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他說,“有人預估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可以上升其外匯總量的10%,這個數量非常巨大,這對中國當然有利,這是美國不情愿看到的,但是美國也沒有辦法。”
黃平:新型國際秩序有四種可能
有這樣一種說法:隨著中國崛起,中國正在試圖“改變規則”,進行“權力轉移”。中美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秩序之爭。關于“新型國際秩序”或是“21世紀我們將要面臨的國際秩序”,中華美國學會會長黃平從邏輯分析出發,羅列出以下4種可能:
1.仍舊維持在二戰后的既定秩序中,但我們可以不斷豐富它;
2.舊的秩序被打破,一種“新的、互利合作共贏的”秩序正在醞釀生成;
3.我們可能將處在一個長時間的轉型期、磨合期、過渡期,舊秩序不靈了,但新秩序卻還沒有產生;
4.在磨合期中風險失控乃至沖突戰爭,第四種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
從客觀上說,從周邊到實際,從傳統安全到非傳統安全,從“發展一體”到“和平合作一體”,甚至包括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中國在這些領域中的利益、所能施加的影響和所能發揮的作用多少,都與中國迅速崛起互為相關,正如這句老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他認為中國不能被動消極地去應對美國的戰略,需要主動出擊、積極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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