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很多西方國家并不承認新政權的情況下，英國率先于1950年1月公開宣布承認新中國，并緊接著與新中國開展了建交談判，然而，中英關系正常化卻經歷22年之久。中英關系為何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就此問題，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采訪了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潘興明教授。

在潘教授看來，1956年是英國外交及對華政策的一個轉折年。當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英國在美國和蘇聯的壓力下，被迫放棄戰爭行動，標志著英國最終失去霸權國的地位。英國對其國際定位及外交戰略和政策做出相應調整。之前以霸權國自詡的英國可以不顧忌美國立場承認新中國，并與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而此后，作為中等強國的英國在對華政策方面則基本上是跟著美國亦步亦趨，這是造成中英關系正常化進程延緩的一個原因。

而另一方面，英國外交的實用主義精神是決定英國對華關系的基礎，英國利益是英國制定對華政策的準繩。英國以貿易立國，商業運作模式貫穿其外交行動，實現單贏是英國的外交底線，而顧客的身份完全不必挑剔。

澎湃新聞：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在西方國家尚未承認新中國政權的情況下，英國為何率先于1950年1月就承認了新中國政權？

潘興明：這并不奇怪。從歷史上看，英國也是率先承認蘇聯的，在承認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方面都拔了頭籌，這絕不是出于偶然。丘吉爾的一句話具有典型意義，他說“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因并不是要表達恭維之意，而是要獲取便利。” 如果從獲取便利的角度來說，英國作此決定是很自然的。

從鴉片戰爭開始，英國是第一個入侵中國的西方大國，從1840年到1949年英國的在華投資名列前茅，當時還有不少英國人在中國居住。從英國的角度來說，新中國成立后，需要繼續保持兩國之間的正常關系，取得兩國聯系上的便利是首要訴求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香港問題。英國為什么那么早就承認新中國，與此密切相關。從英國人寫的書中也可以看到，人民解放軍當時已經進軍到深圳河對岸，英國方面很有壓力，深知在軍事上無法抗衡，試圖在外交上采取主動行動，以緩解壓力，維護英國在港利益。

特別是1842年《南京條約》之后，香港問題一直都是中英之間最重大的問題之一。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割讓香港是一種恥辱，勢必要收回香港主權；而英國對于堅持在港利益也很執著。中國收復香港的決心在二戰中就有體現，開羅會議期間，中美英三國在開羅會議上就談到這個問題，丘吉爾態度明確，絕不放棄英國對香港的控制——即使當時香港還沒有光復。后來的一系列國內外原因導致中國沒能在1945年抗戰勝利這個大好時機收復香港，但是也可以看出，英國對于香港問題的頑固堅持和極度重視。

最后一點，英國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有一個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1949年國民黨政府南遷到廣州，英國大使館并沒有跟隨遷到廣州去，而留下來和新政府打交道。英國宣布承認新中國以后，兩國很快就于同年3月舉行建交談判，后來是因為朝鮮戰爭，這一進程才被打斷。

澎湃新聞：中英關系正常化為何經歷了22年之久？

潘興明：這期間經過的波折很多，軍事沖突、外交爭斗以及第三國事件都有影響，其中兩國在外交目標方面出現的分歧，是造成時間上延續比較久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堅定地和社會主義陣營站在一起，而后由于朝鮮戰爭，導致和西方國家發生關系的可能性變得很小。中國方面的干擾因素有“文革”初期的動蕩，當時英國代辦處受到沖擊，這也是個不利的因素。而到了六十年代上半期，中蘇關系破裂，中國外交戰略出現了新的變化，比如中法就實現了建交。那么中英關系為何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呢？主要是因為英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騎墻態度”。

1949年之后，英國和臺灣政權之間一直保持聯系，在臺灣淡水還有個英國領事館。1950年中國要求加入聯合國，英國一直采取“騎墻態度”，一方面贊成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又不贊成驅逐國民黨當局，散布“臺灣地位未定論”，追隨美國制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這是中國方面堅決不能接受的。直到1970年5月，英國在此問題上一直不愿意做出改變，這是中英關系走向正常化的最大障礙。

至于在這個問題上，英國為何采取“騎墻態度”？其實在臺灣問題上，英國的自身利益并不是很突出，更主要是顧忌到和美國的關系。到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為止，英國站在美國一邊，阻撓中國重返聯合國，對于美國等國提出將中國重返聯合國問題列為“重大問題”的提案，英國一直投贊成票，這就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需經聯合國大會2/3以上的贊成多數票，才能獲得通過。而中英走向正常化的契機，正是在美國調整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出現積極變化之后發生的。

澎湃新聞：1950年代英國承認新中國和1970年代英國與新中國建交，前后兩個時期英國對華態度大不相同。在對華政策上，英國追隨美國亦步亦趨起于何時？

潘興明：1950年代英國承認新中國和1970年代英國與新中國建交的前后兩個時期，英國對自己的國際定位不同。我們知道英國的世界霸權到二戰結束還勉強保持著，英國收復了在二戰中被占領的殖民地。但之后，非殖民化的大潮洶涌而至，隨著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相繼獨立，英帝國走向解體，英國的國際地位隨之衰落。當時到1950年代上半期，英國還是覺得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國，為維護風雨飄搖的英帝國還打了三場殖民戰爭。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曾打算使用核武器，英國也立即表示反對，并無什么顧忌。

但是1956年中東危機中，英國在美國和蘇聯的壓力下被迫中止在中東的軍事行動，這讓英國備受打擊。之后不久，英國出臺了一項政策，就是在軍事上退出蘇伊士以東，不再做支配全球的霸權國，就此放棄了作為世界一流大國的定位。所以，在承認新中國的時候，英國可以不顧忌美國的立場，就是因為還有世界一流大國的底氣，但是在1956年之后，英國外交的獨立性日趨減少，更多是考慮到美國的政策和立場，加以配合，將保持和加強英美特殊關系作為外交事務的首要優先事項。

澎湃新聞：那么，當英國利益與美國立場發生沖突時，英國如何處理？

潘興明：英國和美國的利益并不總是一致，政策上也存在分歧。

比如朝鮮戰爭，原本英國在朝鮮并沒有什么利益，從利益考量英國可以不參與這場戰爭，但是顧忌與美國的關系和在聯合國的“義務”，英國還是決定參戰，派出3個旅的兵力。但這期間英美也有分歧，麥克阿瑟和杜魯門揚言要動用核武器的時候，艾德禮首相飛到美國跟杜魯門說，他反對使用核武器和擴大戰爭，最終朝鮮戰爭沒有使用核武器。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英國說了美國就不用核武器了，但是英國的立場還是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在此也可以看到英國的態度。

再比如越南戰爭，美國之外，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等一些國家也跟著參戰，但是英國拒絕了。一方面，這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時，英國是作為聯合國成員國參戰。另一方面，此時英國已經表明“退出蘇伊士以東”的態度，不愿參與與英國無關軍事活動。再者，1964-1970年英國的執政黨是工黨，工黨偏左，而保守黨通常與美國聯系更為緊密。另外，領導人的個人因素也有一定的影響，如1980年代撒切爾和里根執政時期，兩國關系就又進入到了一個十分緊密的階段。

總體上，英國是跟隨美國的冷戰戰略行動，但是具體問題上它和美國也不是總保持一致。這個取向的另一個原因也與英國國內情況有關。二戰以后，英國反戰運動逐漸興起，1960年代掀起了以反對美國侵越戰爭為中心的反戰和平運動。英國人不愿意再為與自己不直接相關的事打仗。和平主義運動在英國早有相當的基礎，兩次世界大戰對國民心理產生了很大影響。其實，1945年7月丘吉爾敗選，英國民眾沒有選這位大名鼎鼎的戰爭英雄，而是選默默無聞的工黨領袖艾德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英國民眾的厭戰情緒。

當時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和艾德禮領導的工黨競選，外界很多人以為毫無懸念。但沒想到，戰爭中的大英雄丘吉爾在選舉中落敗，英國人選擇了他們認為在戰后國家治理方面能力更強的艾德禮。在1945年競選中，丘吉爾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尚未結束的戰爭上，在競選講話中不惜大力抹黑對手，將工黨的“社會主義政策”比作“蓋世太保”，完全不介意戰后的具體政策。但是艾德禮拿出了一整套方案，包括國有化、社會保障、充分就業等等，仿佛戰爭已經翻篇，接下來面對的就是國內的重建和改善問題。

從當時英國人的選擇，已經可以看出英國國內關注的重點和輿論情況了。當然，英國人也并未忘記丘吉爾，后來他又在1951年當選首相，但是那時的丘吉爾和戰時的丘吉爾已經大不一樣了。本人有一本專著《丘吉爾與大英帝國的興衰》最近將出版，其中就專門講到了這個問題。而二戰之后，英國單獨打過的重要戰爭只有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這完全是出于維護英國的自身利益。

澎湃新聞：中蘇關系破裂，對英國的對華政策有何影響？

潘興明：其實這對英國的對華政策影響不是很大。盡管兩國意識形態不同，但英國一直沒有排斥和任何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在英國看來，中蘇關系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家務事。而且，英國原本對中蘇兩國共產黨的判斷就不同，甚至認為二者有差異，并且更傾向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

中蘇關系的變化對西方國家產生的影響主要還是通過中國的對外戰略體現出來。因為中蘇之間關系破裂，這對于后來中國有關三個世界的思想和判斷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國際戰略由此發生變化。當時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被認為是主要敵手，為了抗擊這個主要敵手，中國可以改變對美戰略，可以和西方發達國家，也就是第二世界國家打交道，建立外交關系，這完全是一種判斷和戰略調整的結果。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歷史上的中英交往？

潘興明：任何國家的外交與國內和國際環境都有密切聯系，這有很多可以體現得出來。所謂的“弱國無外交”，就是這個道理。有什么樣的國力就有什么樣的國際地位，中國在二戰結束時號稱世界“四強”之一，但民國政府依然沒有能力收復香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97年成功地用和平方式完成香港的回歸，事實就是這樣。

具體到英國的對華政策，政黨政治、民眾情緒都會影響英國的對華態度，其中主要的還是國家利益。由于英國國家地位的相對衰落，最近幾十年英國對于世界的關注范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明顯失去了對世界霸權的興趣。相較于歷史上關注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國的利益，現在英國會更關注和重視在經濟貿易方面對其有重要意義的國家。卡梅倫首相說當下中英關系處于黃金時代也主要是基于這一點考慮，他對兩國關系發展的肯定就集中在貿易、投資和人員交流三大領域。

而從歷史上看，英國外交的實用主義精神是決定英國對華關系的基礎，英國國家利益是英國制定對華政策的準繩。有貿易傳統的英國，其外交行動有商業運作的特點。就英國而言，至少實現英國的單贏是對外交往的底線。就生意而言，顧客的身份完全不必挑剔。當然，維持與顧客的良好關系，則是在生意場上無往而不勝的不二法則。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英關系與歷史上的中英關系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現在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平等基礎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中英關系的健康發展，對兩國都有重大現實意義，能夠推動中英務實合作，實現互利雙贏，為國際合作樹立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