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9月底10月初，舉國的“世界文學控”們開始以諾貝爾文學獎的頒布為契機，對著世界地圖大曬他們的外國文學冷知識的時候，地圖上巨大一片的巴西都極少成為指點江山的對象。

盡管國內知識界在近幾年對“金磚國家”巴西的關注正逐漸增多，但縱觀國內有關巴西的譯介和知識生產，會發現絕大多數話題都集中在廣義區域研究框架下的政治、經濟、國際關系學科范疇中，國內對巴西文學的關注與中國高校里巴西葡萄牙語課程的迅猛發展嚴重不成比例。

有一些堅定的“巴西文學吹”在試圖校正這一認知偏差，比如北京大學西葡語系的青年學者閔雪飛，曾在媒體上撰長文剖析“巴西沒有好文學”這一偏見在國內的語境中是如何被“構造”出來的，她認為導致這一誤解的根本原因是國內知識界草率地把以葡萄牙語為載體的巴西文學放置在“拉丁美洲文學”的敘述框架中，并一再粗暴地以它的各種西班牙語鄰居們的文學演進脈絡來覆蓋它自身特有的文學進程。

巴西到底是一片文學的荒漠還是一個充滿了文學創造力的國度？聽一位巴西文學研究泰斗在中國是怎么說的。

應北京大學巴西文化中心的邀請，巴西圣保羅坎皮納斯州立大學文學院資深教授、巴西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近日到北京大學進行短期訪學。

哈德曼教授是巴西國內文學研究領域的頂級權威之一，中巴建交40多年來巴西還從未有過這一重量級別的文學研究者來中國交流。他的研究領域大面上看集中在巴西文學、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這幾塊，但他旺盛的理論活力讓他的學術興趣點經常在諸如文學現代性與“巴西性”、巴西托派與工人運動、文學與視覺文化、城市化與暴力等看似相去甚遠的區間振蕩。哈德曼曾多次在美國和歐洲各大名校客座，深知在面對關于巴西只知道足球、桑巴和大臀美女的外國人時應該如何有效地推介巴西文學。

9月28日，福特·哈德曼教授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場題為“風景、地域和民族文學——巴西文化中的時空差異”的講座。講座的核心要義在于，文學是構造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隱形手段之一，巴西極盡復雜多元之能事的國族身份認同（“巴西性”）既和巴西多樣化的地域、種族、社會與文化慣習有關，亦和1822年巴西獨立以來巴西文學中豐富的語言、主題、自然和人文景觀相關。巴西文學最大的特點在于，它以罕見的創造力處理了一個龐大國度里由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社會樣態造成的時空差異，隨著這些時空差異的挪置、變形與互融互嵌，巴西文學以變動不居的問題意識進行了深層次的回應。

福特·哈德曼教授通過一系列的文學和視覺藝術作品來闡釋了歷代巴西作家、藝術家如何應對并存于巴西領土范圍內的高密度時空差異，并指出他們處理這一時空差異的方式不斷刷新了民眾對“巴西性”的認知。脈絡最清晰的一組案例是對巴西東北部腹地的文學處理方式的流變。

1902年，作家尤克里德斯·達·庫尼亞為了抗議巴西政府對腹地卡奴杜斯起義的殘酷鎮壓，寫出了一部集史詩與百科全書為一體的長篇小說《腹地》，尖銳地提出這次戰爭的本質是沿海地帶的歐化巴西和時間停滯的腹地巴西之間的沖突，腹地巴西作為“另一個巴西”才是“巴西性”的精要所在。《腹地》的出版引發了人們對巴西的“再發現”，直接導致了20世紀上半葉像若熱·亞馬多這樣的專注于描寫腹地生存景觀的東北地域作家的出現。

到20世紀中期，在吉馬朗埃斯·羅薩寫出了不朽巨著《廣闊的腹地：條條小徑》之后，巴西文學中有關腹地的“地理詩學”開始向“時間詩學”轉變，因為吉馬朗埃斯·羅薩構建了一種新的文學語言來展現一個時空極為特別的世界。20世紀后期，腹地貧民大量涌向東南沿海謀生，造成了腹地文化經驗內嵌在沿海都市中的狀況，猶太裔女作家克拉麗斯·李斯佩克朵爾的代表作《星辰時刻》極其出色地通過高度內在化的書寫方式回應了上述狀況。

福特·哈德曼教授的講座還列舉了其他有趣的案例，比如未來主義建筑與印第安保留地在新都巴西利亞充滿“違和感”的并置以及這一局面與安東尼奧·卡拉多的反烏托邦小說《瓜魯皮》和印第安原住民主題的電影《騷亂之山》之間的關聯，巴西第一大都市圣保羅的原住民和移民族群對頌揚殖民時代拓荒者的雕塑作品的解構游戲等等。但對于現場的中國聽眾來說，福特·哈德曼教授講座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事先做足了功課，盡力讓講座內容與中國文學以及中國對巴西文學的譯介產生關聯。由于近期他的研究重點是中國詩人艾青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美之旅，他多次在講座中談及艾青，并引用了艾青的“大堰河”來描述自己成長經驗中對生活在圣保羅的巴西東北移民的親和感。在列舉具體的巴西文學作品的時候，他同時也盛贊了閔雪飛、樊星、胡續冬等中國譯者對相關作品的翻譯。

無論是福特·哈德曼教授，還是之后對講座進行評議的閔雪飛，都認為巴西文學在共時層面上所處理的時空差異的復雜性和強度在世界文學的視野里是非常罕見的，當巴西文學流傳到國外去的時候，“中間人”受制于一種刻板化的認知模式，往往將巴西文學內在的復雜性和強度削弱成便捷的標簽，貼在“拉丁美洲文學”的另類區域里，以供廉價的“國際化”之需，異域讀者因此經常會產生“巴西文學不如西語鄰國”的錯覺。其實，如果反思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的話，他的觀點同樣也具有強烈的啟發意義。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學世界文學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