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消息成為熱門話題，而伴隨這一消息，“瘧疾”、“中醫”等也成為網友討論的關鍵詞。

瘧疾是寄生蟲病的一種。寄生蟲病當下似乎已被現代人遺忘，然而，歷史上它也曾肆虐中國，甚至其影響不亞于鼠疫等烈性疾病。寄生蟲病在中國有怎樣的歷史，是什么導致了寄生蟲病的高感染率？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李玉尚對疾病史頗有研究，就相關問題，李教授接受了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的采訪。

澎湃新聞：寄生蟲病似乎已被現代人遺忘，這是為什么？

李玉尚：2009年日本京都的一次會上，青山學院大學的飯島涉教授對我談及這樣一件事：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著名中國農史專家天野元之助曾對他說，研究中國農業史要注意農業環境，研究農業環境要注意寄生蟲病。天野教授緣何對寄生蟲病如此“情有獨鐘”？答案或許是，1926－1948年他作為滿鐵調查員，22年間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當時已經衰敗的中國農村和正在肆虐的寄生蟲病，一定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寄生蟲病的流行區域和感染率大幅度萎縮或下降，人們對寄生蟲病曾經造成的巨大危害慢慢淡忘。日本也是這種情況，如在天野教授曾經任教過的京都大學，寄生蟲病研究室也在這幾年被取消了。

寄生蟲病歷史為現代人所遺忘，不僅僅是由于當下它的感染率已是相當之低。抗戰時期，黃紹竑主政浙江，他在目睹了省會云和的瘧疾后指出：“我常說：鼠疫、霍亂、腦膜炎等急性傳染病，只是流行一次，或死亡一次，而瘧疾卻是年年流行，年年死亡。鼠疫等病猶如烈火，人民不敢接近；瘧疾則如緩水，人民容易接近，而易于玩忽。”對于開化而言，血吸蟲病則是另外一種極為可怕的地方病，黃紹竑回憶道：“離開化城三十多里的某鄉，那里有三千多畝的良田，都荒蕪了，因為這種可怕的寄生蟲——住血蟲，就繁殖在那片廣漠的水田里面。那附近村莊的人民，差不多都因患這種病而死絕了。”

民國時期寄生蟲病的肆虐從天野和黃紹竑兩人的經歷中或許可窺見一斑。從更久的歷史來看，寄生蟲病在改變歷史方面，并不亞于鼠疫等烈性傳染病，著名醫史學家范行準在1955年出版的《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中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傳染病足可亡國的，羅馬亡于瘧疾，埃及亡于血吸蟲病，中國也有金明兩個朝代亡于鼠疫。”

澎湃新聞：歷史上主要的寄生蟲病有哪些？

李玉尚：中國過去有五大寄生蟲病，即瘧疾、血吸蟲病、鉤蟲病、絲蟲病和黑熱病。

瘧疾遍布中國各省，所以它的名稱有很多，如 “發冷”(廣東、廣西)，“瘴氣”(云南、貴州)，“打擺子”、“打皮寒”(四川、江西)、“寒熱病”(江浙)，“瘧子”、“冷熱病”、“打脾寒”(北方地區)。其發病多在“雙搶”最忙時節，故江西有“稻谷黃，擺子上了床”之說，貴州亦有“八月谷子黃，擺子鬼上床，十有九人病，無人送藥湯”的民謠。

瘧疾流行之區尤以云南、貴州、四川、廣西、海南等地最為嚴重，西南和東南沿海諸省成為歷史上著名的“瘴癘之區”，這也成為中原王朝在很長時間內不得不在這些地區實施羈縻制及土司制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國的瘧疾防治工作雖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控制形勢依然十分嚴峻。

血吸蟲病被稱為“大肚子病”或“水膨脹”，這是晚期病人出現的腹水現象。在其發病早期，又被農民稱為“黃病”、“傷”或“麻痧”等等，因為“膨脹”病患者，往往在農忙以后，即相繼出現發熱下痢、無力等癥狀，他們以為這是因過度勞動而致的“傷”。根據1950-1980年代的調查，中國血吸蟲病患者有1100余萬，直接受到威脅的人口高達1億。近年來，中國長江流域的血吸蟲病疫情又呈現擴散趨勢，新流行區不斷發現。

鉤蟲病也是一種歷史上感染甚廣、危害人身健康和影響農業生產甚巨的疾病。農民把這種病稱為“懶黃病”。在浙江湖州菱湖，也叫“黃胖病”，其典型癥狀是“黃”和“胖”，感染者沒有氣力，不能進行田間勞作，但特別嗜食，這是鉤蟲病嚴重感染時的情況。在浙江德清，此病被當地民眾稱為“濕熱黃”，當地亦流行一首關于鉤蟲病的民謠：“一年生，二年胖，三年田地都賣光，四年不死拖去葬。”由于嚴重鉤蟲感染者無力勞作，故只能將田地賣掉。以前中國人曾被稱為“東亞病夫”，與這種病的廣泛流行實有莫大之關系。

絲蟲病這個病名雖然對許多人來說是很生疏的，但是這種疾病曾經流行非常廣泛，尤以東南沿海省份和海島地區為重。該病在民間的稱謂有“大粗腿”、“大蛋”、“白尿”、“流火”、“紅筋脹”、“大腳風”、“冬瓜腿”、“油水腿”等等。這些病名的由來，是因為患者腿粗腳大，腿腳紅腫并發燒，另外某些部位皮膚變厚和粗糙，如同大象皮膚一樣，故又稱“象皮病”。從流傳的一些民謠中可以反出映出此病的危害，如福建建陽縣有“下洋下洋，氣候不良，出了粗腿，到處凄涼”之說。

黑熱病主要分布在中國北方地區。這種病在蘇北淮海一帶被稱為“痞塊腫”、“蝦蟆疳”。“痞塊腫”是指脾臓腫大。該病患者以孩童居多，患者大多身體瘦弱和脾腫腹大，猶如鼓氣的蝦蟆，故被稱為“蝦蟆疳”。根據1935年姚永政的調查，蘇北淮陰地區農村中82%的村莊流行該種疾病。根據1951年的調查，黑熱病流行率約為萬分之10～50，患者約53萬人。

如果歷史上的感染率都如1950年代那樣高，那么許多地區將是一片茫茫荒野。但事實上并非如此，這說明寄生蟲病是有“歷史”的。

澎湃新聞：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寄生蟲病的高感染率？

李玉尚：舉四川的鉤蟲病來說，它的流行與當地農業結構相關。

明末清初的社會動蕩使四川土著人口劇減，來自閩粵移民將番薯及其種植技術也帶到了四川各地。乾嘉之際及其之后，番薯和玉米更向丘陵山地地區擴張。這一過程不僅表現在番薯和玉米種植面積的擴大上，還表現在玉米、番薯間種、套作制度的形成和施糞的增加。農民使用糞便的習慣使乾嘉之際后，四川鉤蟲病總的趨勢是感染人群不斷增加，感染區域不斷擴大，終在1950年代達到最高峰。

不僅如此，在以這兩種作物為主要食物的丘陵、山地地區，由于營養水平不及稻區，造成鉤蟲病不僅在以這兩種作物為主要糧食的地區有極高的感染率，而且癥象嚴重，從而對身體造成極大的損害。到民國時期，有癥象的人口約占全部人口的40%。在江南地區，最上等的桑田，也是鉤蟲病感染最烈的地方。明清以來，隨著傳統桑區植桑面積的擴大，鉤蟲病流行程度加強；另一方面，隨著桑地的擴張，鉤蟲病在非傳統桑區也廣泛流行。在湖州德清、吳興和長興三縣，三縣全部人口的80%感染鉤蟲病，40%有臨床癥象，這和四川番薯凈作區和番薯、玉米混作區何其相似！

澎湃新聞：前面談到寄生蟲病是有“歷史”的，能舉例談談嗎？

李玉尚：這可以以長江流域的血吸蟲病為例談。1950-1960年代初，長江流域許多縣份的人群感染率尤其嚴重，不少縣份感染率超過50%。1972年和1975年在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和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出土的兩具古尸中，都檢出了日本血吸蟲病蟲卵，可以證明長江流域血吸蟲病流行史的源遠流長。如果歷史上的流行程度與1950-1960年相似，那么長江流域特別是江南地區的人口將不復存在，更不必說唐宋之后這一地區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回溯血吸蟲病歷史的時候，人們經常提及“千戶之村”由于血吸蟲病而毀滅，那么在“千戶之村”的時代，血吸蟲病一定沒有流行或者散在發生。也就是說，長江流域血吸蟲病的歷史，一定是有“歷史”的，經歷了一次或數次散發、流行、大流行、停歇的變化。

明清時代，長江流域的血吸蟲病呈現出散發狀態，即局限在某些區域中。出現全流域內的大流行是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后。在江南地區，太平天國戰爭之后，中央政府不再如之前那樣對江南地區的水利系統投入相當多的精力，工業化和商業化的興起導致土地價格的下降和農業投入的減少。

在洞庭湖地區，由于湖區的淤塞和對糧食的強烈需求，湖區的開發愈演愈烈，血吸蟲病在瀕湖地區集中爆發。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如同太平天國戰爭一樣，戰爭雙方關注的都是戰爭的維系，而非水利系統的修繕。國民政府疾病防治的重點，是急性傳染病，而非慢性的寄生蟲病。1949年前后，包括血吸蟲病在內的五種主要寄生蟲病形成100年來的流行最高峰，成為擺在新政權面前最重要的衛生問題。

澎湃新聞：1949年以后，新政權在治療、應對寄生蟲病上有什么舉措？中醫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李玉尚：新政權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治療如此巨量的患者。據1950年代估計，浙江嘉興縣農村血吸蟲病平均感染率達71.6%，全縣有35萬血吸蟲病患者，酒石酸銻鉀（納）靜脈注射是當時僅有的治療藥物，一個療程需要20天。按當時醫院的收治能力，全部患者治療一遍需要100年。在治療血吸蟲病理想藥物——吡喹酮問世之前，治療血吸蟲病主要采用銻劑療法，只是這種療法療效低、療程長、副反應大。

民國時期政府試圖廢止中醫，這對于中醫影響甚大，不少中醫因前途暗淡、生活困難而棄醫轉業，但中醫仍有是衛生事業的主要承擔者。由于并沒有理想的治療藥物，在1950年代治療寄生蟲病中，中醫療法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發掘與實驗。如浙江常山徐碧輝公開了祖傳三代的腹水草秘方，以后，又發掘了不少民間草藥和單方。至1956年，浙江發現的中醫及民眾的治療藥物已經有10多種。在浙江海寧同樣如此，如1955年，海寧縣黃灣鄉的一位農民獻出一種“活血龍”的草藥，稱是祖傳秘方，對治療“膨脹病”有特效。

在治療瘧疾特效藥的集體攻關中，中醫的重要作用也得到體現。中醫組不僅從中醫典籍中尋找線索，還在全國搜集單方、驗方和秘方。1959年12月中醫研究院油印出版的《瘧疾史》，即是從中醫典籍中尋找線索和經驗的典范。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中國藥學家屠呦呦，從歷代醫藥記載中挑選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抗瘧疾藥方進行實驗，并受葛洪《肘后備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漬，絞取汁服”的啟發，成功提取了青蒿素。

和尋找青蒿素一樣，1950年代以來的中醫醫生和藥學家也一直積極從中醫典籍和各地民間藥方中尋找治療血吸蟲病的理想藥物，雖然其最終結果只是中醫對于晚期血吸蟲病有輔助治療的作用，對于血吸蟲病慢性早期患者的病原治療并無有效之法，但他們的種種嘗試和努力，體現了特定時代的科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