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所談論的“職校”，除特殊說明，均指中等職業學校，包括職業高中、技工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

前不久，就讀于深圳市第二職業技術學校的“汽修女孩”古慧晶接受媒體采訪，表示讀職校不是混日子；與此同時，作為對職業教育改革政策的回應，不少新聞報道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職校為例，試圖證明讀職校也能擁抱美好未來。的確，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的大力支持，越來越多令人驚喜的現象將會在部分試點學校和試點專業涌現。

但另外一些故事依然在角落生長：今年6月，某地一所職校的17歲學生余某從深圳某電子廠宿舍六樓墜亡；去年9月，某地一所職校的16歲學生李某從昆山某工廠墜樓身亡。似乎只有在這樣的暴烈瞬間，他們才是可見的。

這些事件看似矛盾，實則呈現出了職校的多重面貌。由于職業教育具備“經濟”和“教育”的雙重屬性，它的發展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辦學規模和資源配置取決于區域經濟的體量，專業設置取決于區域經濟的特征，而學生的實訓和就業情況同樣與當地的產業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具體而言，我國東部地區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得最好，教育資源尤其是教育經費和固定資產充足；而中西部地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相對落后。特別的，當我們深入中西部地區的縣域或農村職校，會發現“混日子——成為廉價勞動力”確實是大多數職校學生必須面對的現實。

對于每一個學生來說，進入職校、成為職校學生、走出職校的道路極其漫長。而我們對此知之甚少。即使是從最后的瞬間出發、回溯，職校生的故事里也不只是那些暴烈的時刻，可能還有從家鄉到廣東、江蘇工廠的漫長路途，有無聊的課程，有對家人的愧疚或怨恨。當然故事里會有痛苦、壓榨和不堪，但它們真的不是一個個遙遠的都市傳說。

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在進行汽車維修實操 

誰在念職校？

最近中考普職分流的政策引發了大量討論，但這并非新政策。如果追溯中考的起源，會發現它從一開始就承擔著“區分”的功能。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后，越來越多人希望能夠接受高中教育，但與此同時，市場改革正在進行，“教育體系如何為市場培養既受到訓練又不‘超出需要’的勞動者”成了一個問題。在這個背景下，中考制度被創立，用來把青年分為不同的類別，進入不同的教育和職業軌道。國家為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定下了“5：5”的比例要求，而在實際分流中，這一比例維持在“6：4”左右。

根據2019年教育部統計公報，中國初中畢業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約為57.7%，這意味著超過四成的初中畢業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同一份數據表明，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為89.5%，在校生合計3994萬，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00萬，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1576.47萬，成人高中在校生3.12萬。也就是說，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數量占高中階段全體學生的40%。與如此龐大的數量形成對比的是，在生活中，在媒體上，在學術雜志上，我們很少看見他們的身影，聽見他們的聲音。

一項針對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調查研究發現，初中畢業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繼續在各類學校學習，且就讀職高比例遠遠高于就讀普高比例。根據調查數據，同一區域內，薄弱初中普高升學率不足25%，普通初中在40%～50%左右，優質初中普高升學率可達70%以上。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升入重點高中的比例，不同初中的校際差異則更加懸殊。和優質初中相比，普通或薄弱初中匯集了那些更低階層的學生，而這些學生也更有可能流入中等職業學校。

教育再生產理論提醒我們，進入怎樣的學校，接受怎樣的教育，獲得怎樣的成績，這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能力問題。的確，大多數職業學校學生都沒有考上高中，但一切并非“中考失敗”這么簡單。首先，中考失敗有很多個人層面以外的原因。其次，即使同樣沒有考上普通高中，富裕家庭的學生往往可以花錢上私立高中，但是對于來自低階層家庭的學生來說，一旦丟失了分數這張唯一可靠的入場券，就再沒有金錢鋪就的“大道”可以走。事實上，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主要是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體系外的流動兒童。在許多城市，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數流動兒童在初中畢業后沒辦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辦普高。他們中的很多人會選擇回老家就讀，要想留在城市，只能在職業學校繼續接受教育。而對于農村學生來說，他們接受高中教育的機會相對有限，職業教育可能是他們繼續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

教育資源的集中化與迷茫的農村學生

2020年8月至12月，我在一所中等職業學校做田野。出于匿名的考慮，也因為這所學校地處江西省某座城市（后文簡稱為Q市）的郊區，我將它命名為“郊外學校”。從行政隸屬的角度來看，郊外學校始終歸Q市下屬的縣城（后文簡稱為Y縣）教育部門管轄，所招收的學生也主要來自縣城及縣城下屬的農村。學生家長的工作則以務農、打零工、工廠打工和做小生意為主。在翻閱學生學籍檔案時，我發現還有一些學生來自省內其它城市或其它省份，老師告訴我，這些學生的父母大多在附近務工。

1998年左右，中國縣城里的農村高中和職業高中達到頂峰，而隨著縣城城區內高中的擴張，其它普通農村高中和職業高中受到擠壓，辦學規模逐漸萎縮。Y縣中等教育的歷史發展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其中，Y縣一中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在此之前，大多數學生在各自鄉鎮的高中接受教育；在此之后，學生們爭相進入Y縣一中就讀，全縣高中教育內部的等級性越發凸顯，漸漸呈現出“Y縣一中顯著優于鄉鎮高中和郊外學校”的面貌，而這直接影響到學生們的擇校行為，影響到他們對于未來的期待。

“地方教育場域并非雙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層結構，即“省會學校—地區級學校—縣重點—縣非重點”，且教育資源的向心過程并非簡單地從一元流向另一元，區域間的流動逐層發生在省會、地級市、縣之間，重點、非重點間的流動則主要發生在縣一級。而且，逐層汲取的動力看似是市場的，其根本卻是政策的或制度的。”（常井項，2019）教育資源的集中化，將大量低階層學生（尤其是農村學生）排除在系統之外。

“當重點與非重點間差距過大時，對學生而言，非重點學校就不再構成一種升學的有效‘管道’，因此劣勢區域希望進一步升學的學生面臨著更強的競爭與系統性的排斥。這一排斥的根本原因是高中間的差距擴大，卻最終體現在‘初升高’階段中。”（常井項，2019）中等教育資源的集中化促成了一個類似于金字塔的格局，學校之間的力量對比影響了學生們的擇校行為，甚至促使部分學生在中等職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間選擇了前者。

念職校，僅僅因為考不上普高嗎？

“多掙錢”、“減輕家庭負擔”、“早點工作”，這些話屢屢在聊天中被提起，不少學生懷揣著類似的愿望來到了職校。不論是擔心自己會浪費三年普通高中的投資，還是想要提前就業早點掙錢，學生們都把家庭經濟狀況作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

人們總是認為職校學生不如普高學生，不如大學生，覺得他們有各種惡習，甚至直接將他們稱為“流氓”。學業成績和道德素質，以一種詭異的方式被等同起來。然而，在田野里，我卻多次被這些學生的善良、成熟和純真所打動，我常常覺得，他們比當年同樣16歲的我要懂事得多。

程猛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一書中，對“懂事”做了這樣一番解釋：懂事意味著愛，意味著對父母的理解，也意味著疼惜，還意味著自立和回饋。同樣是想要自立，同樣想要回饋，“讀書的料”和“職校學生”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程猛所說的“‘讀書的料’的‘懂事’是與‘不懂事’交織的”：他們選擇的是漫長的求學之路，將對父母的回饋錨定在了遙遠的未來。我們同樣可以嘗試去理解職校學生的“懂事”：他們放棄學業，希望盡早進入社會，將“回饋”的時間拉得近一點，再近一點。

當然也有不少學生抱著升學的目的來到了職校。在我研究的“郊外學校”，所有準備升學的高三學生組成了“高考班”。這種情況十分普遍，不少職校都提供升學服務。實際上，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確實可以參加高考，而且相比于普通高中的學生，他們升學的渠道更為多樣， “普通高校單獨招生考試（簡稱單招）”、“高職、專科統一招生考試（俗稱三校生高考）”、“3+2（學生在郊外學校學習三年后，直接轉入省內一所高等職業學校，并在該校學習兩年，畢業后拿到大專文憑）”都是可能的選項。雖然學生們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內的大專，但試題更加簡單，成功升學的概率也更高。對于那些學習成績較差、對普通高考不抱信心的學生來說，職業學校的升學方式顯得更有保障。可以說，職業教育是來自農村和貧困家庭的學生在成本有限的情況下，獲得更高學歷的最可行辦法。

總之，并非所有職校學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學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卻選擇了職業教育，原因有很多——普高和大學教育的學費壓力更大；念普高意味著承擔三年以后考不上大學的風險；只有借助職業教育才能實現升學的夢想；家庭經濟情況需要其盡快進入就業市場……學生們的擇校理由很多時候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如，友情（結伴報名）、愛情、面子，這些都是學生及其家庭在擇校時會考慮的因素。

固然，他們的家庭出身、社會階層給他們帶來了限制，所以他們只有有限的選擇；但在有限的選擇里，他們并非毫無想法，并非“完全是被迫的”。進入職校，可能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是綜合考慮了家庭負擔、個人成績、未來職業的“最優解”。

身處職校，在縫隙中游走

學生們選擇念職校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人抱著期待進入職校，但現實卻往往殘忍。

研究指出，中等職業學校規模盲目擴張，有生源就有收益，但是管理跟不上，而且技術課程內容不能很好適應就業需求，非技能教育也跟不上學生的特點和企業的需求，教學質量低。實際上，大多數學生的日常生活是：上課睡覺、打鬧，下課照樣睡覺、打鬧，回到宿舍后玩手機、打游戲。而且，職校學生的退學率很高，他們出于各種理由選擇離開：不想在學校花錢“混日子”，認為學校教的東西沒有用，厭倦了校園生活，想“混社會”……在一條條逃逸線上，附著的是學生們對當下校園生活的不滿和對校園以外的“社會”的想象。“混”將學生們的社會關系延伸到了校園以外，他們想方設法地逃離被認為是“封閉”、“壓迫”的學校空間。

對于學校來說，這些學生的存在讓校園生活變得“危險”，對他們的嚴格管理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同層次的學校重視不同的品質，學生們被培養成不同的人，承擔不同的角色。因此，相比于普通高中，中等職業學校更重視學生的聽話和服從，規訓更加嚴格。封閉的圍墻、門崗的設置、無處不在的監視、軍訓、宿舍評比、時間管理等，共同將“軍事化管理”的宗旨發揮到了極致。教育系統把青年人順利統合到勞動力大軍中，塑造和強化階級、性別身份，從而使學生到工作崗位能夠順利適應，使經濟生活的各種社會關系得以永恒化。學生對教師的服從，對應的是工人對老板的服從。軍事化管理下，學生們被要求成為聽話的職校學生，從而成為聽話的工人。

這種管理方式對許多家長很有吸引力。他們擔心自己的孩子在社會上學壞，于是尋找一個寄存的地方，將孩子寄存到18歲成年，在這個意義上，職校是一個類似于托兒所的存在。在家長眼里，封閉式管理就是“安全”的代名詞，既然孩子學習成績不行，那至少學校要把孩子管好，“不出事”，讓他們“平穩度過這三年”。可以說，職業教育扮演了整合農村和城市閑散勞動力的角色，通過有組織的輸出，避免“無業”帶來的社會問題。

但是，這種“有組織的輸出”并不一定能給學生們帶來想象中的好工作。經由實習與就業，“成為職校學生”反而顯露出了它愈發殘酷的那一面。

學生正在進行中等職業學校技能大賽電子產品裝配與調試技能比賽

廉價且無保障的勞動力

職校的學制一般是“2+1”，即前兩年在學校學習理論與實操，第三年去企業實習。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教育市場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中，職校逐漸成為一個輸送勞動力的中介、一個市場主體，變成企業招工部門重要的一環。一方面，它向企業不斷輸入學生勞動力來賺取企業的贊助；另一方面，它向學生收取各種費用以實現盈利。教育和勞動力的商品化是通過制度化的設定——“工學結合”相勾連的。“實習”作為一個重要的連接點，將職校、學生工和企業三者緊緊相連于商品化進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的權益無法得到保證。他們成為了廉價、彈性、無保障的勞動力。

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六條，職業學校和實習單位不得安排學生在法定節假日實習，也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但實際上，學生們常常會被安排加班，節假日也沒有休息。甚至在面試時，“是否能上夜班”成為了一個篩選標準。

學生們對于超負荷的勞動強度普遍感到不適應，但是無力違背規定。不僅如此，學生工工資普遍低于普工，福利待遇也不如普工，在實習期間，他們可能還要向學校繳納管理費，如中介費、交通費、安置費、管理費，而且不能拿助學金。被送往江蘇一家電子廠實習的學生告訴我，第一個月，每小時工資只有13.5元，第二個月變成14.5元，后面加到16元，就沒變過了。

根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第三章第十二條，學生參加頂崗實習前，職業學校、實習單位、學生三方應簽訂實習協議，協議文本由當事方各執一份。這一規定往往只是一紙空談，很多職校學生沒有簽訂協議，也沒有見過校企合作協議書。實際上，學校常常和派遣公司簽訂合作協議，由于派遣公司的抽成，學生們的實習工資大大縮水，五險一金等保障也幾乎不可能落實。

如果探究用工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企業的用工需求在不斷演變，它們以期在投入同樣可變資本之下來實現更多的勞動。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工廠大量使用易管理且靈巧的女工；后來，資本為了完成在內地的迅速擴張，修建超大型工廠，勞動力嚴重短缺，招工不只是針對女工，越來越多男工涌入；2000年后，中國加入WTO，沿海地區建立外向型工業園區，內地城鎮化工業發展，都需要廉價而大量的勞動力，學生工問題也逐漸突出。從此，工廠開始無節制使用學生工，學生工使用率逐年增加。用未熟練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代替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兒童代替成年工：通過這種方式，企業就可以用同樣的成本購買更多的勞動力。而且，雖然對企業來說，長期工可能更省錢，但是如果市場不穩定，企業就會傾向于不招募太多長期工，而是招臨時工。2020年，受COVID-19影響，市場并不穩定，許多企業都在招臨時工和學生工。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人們常常下意識將“學生工”與“工廠”、“制造業”相聯系，但并非所有學生都會進入工廠實習與就業。近些年來，服務業的從業人口不斷增加，踏入服務業領域的職校學生也越來越多。然而，不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可供中職畢業生選擇的職業都屬于低收入、低技術、依賴密集式人力生產的工種。工廠工作自然不必說，像如今十分常見的客服行業，實際上可被稱為服務業里的流水線工作。職校畢業生依然沉淀在服務業的底端。

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是作為學生還是工人，他們的權益都沒有得到教育法和勞動法的有效保護。通過大量使用學生工，企業降低了成本，減少了固定崗位的供給量，這實際上給整個勞動力市場帶來越來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崗位，零散化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整體勞動者的權益會越來越糟。

改變是可能的嗎？

事情并非從來如此。至少在90年代初以前，“在中等職業學校就讀”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學生們畢業以后也能夠獲得令人艷羨的工作。伴隨著“階級”話語的消逝和工人群體的落幕，作為“打工者后備軍”的中等職業學校學生被認為是欠缺的；與此同時，在如階梯般的教育系統內，中等職業學校學生作為被篩出去的那一部分，作為主流之外的被污名者，同樣時時刻刻面臨著權力的捶打。說到底，職校學生的身份認同和國家的階級結構有關——也許未來的職業不能完全決定他們當下的身份認同，但隨著年級的升高，隨著就業期限的逼近，他們終將在和社會短兵相接的過程中逐漸明白自己的職業教育經歷意味著什么、將給他們帶來什么。

如果說，“整個職業學校的教育市場（教育產業）仍然在哄騙他們，讓他們以為那張文憑可以幫助他們實現向上流動的愿望”，那么，或許實習經歷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此之前，學生們或許依然保留著對文憑和教育體系的信任，但實習就業將使他們直面赤裸裸的現實。他們也許會發現，盡管接受了職業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中，他們與其他打工者并沒有太大不同。

針對職業教育中涌現出的各種問題，一些機構或組織嘗試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實務學堂、HOPE學堂、青草公益和摘星學坊是其中的代表。

實務學堂是一個全日制、非學歷職業教育公益項目，為15-18歲農民工子女提供技能培訓和全人教育。“培養珍貴的普通人”是學堂的愿景。HOPE學堂直接服務職校老師和職校學生，通過在職校內開辦各種活動，幫助學生們成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輕人。青草公益長期關注教育資源薄弱青少年的成長，尤其聚焦于初升高這一重要節點，為學生們提供支持。近幾年，它將目光投向“職業探索”，陪伴學生們探索適合自己的成長方向與路徑。摘星學坊回應的同樣是“職業教育的出路”這一問題，作為一所“培養設計師的體制外學校”，它試圖探索職業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職業教育，我們也期待更好的未來在對話、理解和行動中展開。值得一提的是，要想推動改變的發生，從思想上破除“重普輕職”的觀念，的確是重要的。但觀念的偏見建基于實實在在的不平等之上，如果學生們無法在職校獲得好的教育，無法在就業市場里實現好的就業，“重普輕職”的現狀就不可能被改變。隨著老一代農民工的老去以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在不久的將來，職校學生很有可能成為打工者群體中的主力軍。可以說，職校學生的境遇與整體勞動者的境遇息息相關，對職業教育的關注要求我們對整體勞動者的權益予以更多關注，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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