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老牌大國英國與新興強國德國之間的關系越發緊張。后來出任英國外交副大臣的克勞爵士那時還是一名年輕官員，他在分析英德關系前景的《克勞備忘錄》中稱，“善意的，更不用說誠懇的關系，必須依靠持續的機警、體貼、節制、溫厚，和解才能維系”。遺憾的是，英德之間并未能實現“善意的關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基辛格在其《論中國》一書中，專門將《克勞備忘錄》收入，以此警示當今美國和中國的決策者們。

近日，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的首次國事訪問，讓國內外輿論一時聚焦于中美之間的合作與友誼，而不像平常那樣總是盯著摩擦和較勁。人們期待中美之間可以構筑起“善意的關系”。應當承認，習主席此次訪美之際，中美關系的整體氛圍并不是太好，且距離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又是如此之近。雙方在網絡安全、南海問題等方面的爭執日趨深化，圍繞國際秩序的深層次博弈也逐漸顯現，國際媒體充斥著“看空”中美關系的論調，美國威斯康星州州長等政客甚至要求白宮取消此訪。9月初，還一度傳出白宮將因網絡安全問題對中國公司和個人實施制裁的消息。考慮到中美關系陰云密布的情形，如果說習主席此訪似赴“鴻門宴”，倒也不算太過夸張。

中美“新型”關系，新在何處

在這種情況下，此訪仍最終取得多達49項重要共識和成果，實屬不易，背后折沖樽俎之繁復也難為外界所知。細細品讀此份成果清單，人們會發現，它不僅所涉及的議題領域，連同所使用的概念和語匯，與以往類似清單相比都有很大不同。可以說，僅從這份清單，就能非常直觀而真切地感受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意味。如果聯系習主席訪美的具體行程，并且將其聯合國系列峰會之行與訪美聯系起來看，中美“新型”關系呈現三個突出特點。

首先，華盛頓不是中國走進美國的唯一道路，伴隨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等新變化，中國對美國社會內部的深入程度，對美國多元利益主體的接觸廣度開始加速提升。

其次，中美雙方大力培養“合作的習慣”，探索以“新型”的方式認真應對“新型”的難題。無論是網絡安全高級別交流機制的建立，還是突出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共同利益，習主席此訪在諸多高敏感議題上取得的成果表明，發展中美關系，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雙方本著冷靜、務實的態度，就有望像處理氣候變化問題那樣，將中美之間的“沖突領域”轉變為“合作亮點”。“新型大國關系”呼喚的是一種直面問題、相向而行的“新型”心態和方式。美國知名學者史文認為，習近平是最敢于面對難題的中國領導人，他能夠以清晰、系統的方式回應美方的具體關切。

第三，中美關系的“全球性”意涵大大擴展，雙方更加主動地應對國際秩序層面的分歧，不斷探索具有創新性的舉措。通過此訪，中美高層就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和完善進行了深度溝通，雙方開始構建一種事實上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在國際維和、反恐、網絡空間規則制定、公共衛生、野生動物保護等方面大力拓展“新型”協作。實際上，近年中美在攜手應對西非埃博拉疫情、共同推動解決伊朗核問題等方面的成就尚未得到足夠重視。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美國評論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言，美中可以做“全球穩定的共同維護者”。在全球事務方面，中美之間的“新型”關系是“長出來的”，是中美關系發展演進的結果，是兩國關系“升級換代”的真切反映。

中美關系重在“維穩”

觀察元首峰會，不僅要看具體成果，更應關注雙方對彼此作出的“戰略保證”。領導人會晤是解決具體問題的“行動催化劑”，官員們都希望為會晤準備盡可能多的成果，但指望一次峰會帶來太多“驚喜”是相當不現實的。畢竟，中美關系茲事體大，它不是《紙牌屋》這類連續劇，也不是電視“真人秀”。未來幾十年，如果中美關系的戲劇性因素能少一些，平穩性多一些；而外界對它的“驚喜”期待少一些，平和心態多一些，則實乃大幸。

習主席啟程前，王毅外長曾用三個“再確認”來描述此訪目標，即雙方對各自的發展方向和戰略意圖進行再確認，對中美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進行再確認，對雙方維護和平、穩定與發展承擔的責任進行再確認。對照看來，此訪總體實現了這一目標。

在訪問中，習主席通過公開演講、高層會晤、座談參訪等多種形式，向美國和國際社會釋放了兩大核心信息。一是他多次強調，中國改革不會停滯、開放不會止步，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的戰略選擇，以此顯示中國的內外政策是穩定的和可預測的。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僅在于中國的崛起，還源于對中國未來發展走向不確定性的疑慮。二是習主席明確指出，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借此強調，中美關系在中國外交全局中依然占據著至關重要地位，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不僅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

與此同時，奧巴馬總統則重申，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但崛起的中國需要是“和平的、穩定的、繁榮的且在全球事務中扮演負責任角色”。在24日舉行的工作晚宴上，奧巴馬對習主席表示，他不認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必將發生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尤其是美中之間更要盡量避免沖突，他相信美中兩國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奧巴馬還特別指出，美中之間的競爭應該是“建設性的、具有積極意義的”。這表明，盡管美國國內針對兩國關系發展雜音不斷，但奧巴馬政府仍認為必須確保美中關系繼續在良性軌道上運行，而不是讓“競爭”淪為一種災難性的“對抗”，美中管理分歧的能力要比分歧本身大。

國際政治中，“言為心聲”、“言行一致”是奢侈的，但領導人的話語總會對國家的行為具有約束作用，如果“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慣了，國家的信譽和影響力自然就慢慢喪失了。當前，中美關系的一大癥結在于，無論雙方講什么“好話”，彼此都很難相信對方的善意。然而，這種戰略上的相互懷疑在大國之間再正常不過了，大國都講大國的“面子”，大國都有大國的脾氣，如果“大國”總是要跑到“新型”的前面，中美就會越來越難以建立“善意的關系”。

中國要做“不一樣的大國”

在美國人看來，中國的國家意圖是不穩定的且難以預測，正如一個人會被金錢沖昏頭腦，一個大國的意圖也會因其財富和實力的增長而變化。當軍艦戰機足夠多、軍事實力足夠強的時候，一國會更傾向于靠打仗解決爭端。美國人認為歷史上的崛起國家皆是如此，他們難以相信中國會輕易成為“歷史的例外”。“中國人具有愛好和平的基因”，這類中國人習以為常的言辭在美國人聽來是中國版的“例外主義”，甚至“具有種族主義的意味”，難道有其它國家、其它民族不愛好和平嗎。套用中國人常講的“把權力關進籠子里”，美國人想要的其實是“把中國的權力關進籠子里”。毫無疑問，美國人對中國的成見和偏見是根深蒂固的。

在21世紀，“大國”的內涵需要重塑，也正在重塑，大國不能靠攻城掠地來增加和維護權勢，大國之間需要相互保持克制，探索合作共贏之道。用承諾、規則和制度“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是為了讓權力看起來不那么嚇人，避免一國武斷地使用權力，確保權力“做好事”而不是“做壞事”。這是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所有大國都應遵循的。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需要一種“不畏浮云遮望眼”的靜氣，需要一種“功夫在詩外”的智慧，不妨讓“新型”先飛，把“大國”放一放。習主席此次訪美和出席聯合國峰會期間提出的新觀點、新倡議，展現出中國作為“不一樣的大國”的潛力和魅力。

在21世紀，如果中國在權力觀念、處事方式、“例外主義”方面變得越來越像美國，那將是一種極大的危險。中國的“大國”之路不必局限于中美關系之下，不妨先拋開中美關系的框限，擺脫對“大國權勢”、“世界老大”的迷思，先在世界舞臺上當好一個21世紀的“新型”大國，用自身行動靈巧地帶動美國和其他大國，進而讓“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國際關系”從一種“中國倡議”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