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交通工具雖然快捷便利，但也不免有各種各樣的煩惱。當你被返鄉(xiāng)的車潮堵在高速公路上動彈不得，當你因為惡劣天氣不得不在機場等上十幾個小時，當你在人頭攢動的火車站被擠得呼吸困難時，是否會羨慕古人一騎白馬走天下的逍遙？

鮮衣怒馬過長安

其實，古人出游騎馬的歷史遠遠不及乘車悠久。《太平御覽》引《釋名》說：“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大禹時代還有一位名叫奚仲的“車正”，即制造車的工匠，說明車的歷史極為悠久。先秦兩漢時期的中原人主要以馬挽車，很少直接騎乘。正如《漢書》所載：“貴者乘車，賤者徒行。”對于當時的貴族而言，乘馬車出行才是有身份的象征。

中原人騎馬，大約是從游牧民族那里學來的。戰(zhàn)國時，趙武靈王要求百姓“胡服騎射”，以御強兵，可見中原寬衣博帶式的服裝并不適合騎馬，且騎乘主要見于戰(zhàn)場，不會作為日常的出行方式。

到了唐代，隨著胡服的流行和社會觀念的開放，騎馬的風氣一時大興。唐代朝廷儀制對馬車有極其繁復的規(guī)定，光是皇帝所乘的車，就有玉輅、金輅、象輅、革輅和木輅五種等級。這些車輿一般只在典禮上使用，但唐高宗不喜歡乘大車，每到典禮，往往只乘輕便的轎輦。到了唐玄宗那里，干脆連轎輦也棄而不用，直接騎著馬就去行禮。于是，騎馬變成了比乘車更流行的出行方式，朝中貴族紛紛騎馬出入長安城，連婦女也不例外。

唐代前期，婦女騎馬還得帶著“羃?”，近似于面紗，用來遮蔽面貌，不讓路人窺探。但自武周朝之后，風氣更為開放，婦人往往只帶帷帽便可策馬馳騁。天寶年間，受盡恩寵的虢國夫人更是不加任何冠飾，就坦然自若地騎馬游春。馬搖金轡，羅衣香淺，緩緩行過上林的似錦繁花，不知是何等明媚妍麗之景。

然而，宋代重文輕武，再加上疆域南移，良馬愈少，騎馬風氣漸寢，鮮衣怒馬過長安的景象，終究也只能留在那個繁紅艷紫的盛唐了。

騎牛乘驢也無妨

駿馬難得，以馬拉車總顯得奢侈。再者，古代社會等級森嚴，馬車不是人人都能坐的。其實，早在西漢時期，宮廷貴族就已經(jīng)開始乘牛車出行了。唐代雖然盛行騎馬，但也乘牛車。楊貴妃姊妹就曾“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shù)十萬貫”（《明皇雜錄》）。這里的“犢車”即是牛車，可見其地位并不低。

宋代，從宮廷命婦到平民百姓都坐牛車，所謂“雕車南陌碾香塵”，精致細巧的車廂前未必是翩翩駿馬，更有可能是反應遲鈍的老牛。牛車聽起來雖然不夠高大上，速度也較馬車緩慢，但牛的負重較大，車廂可以造得寬闊些，行車也平穩(wěn)，坐起來反倒比馬車更舒適。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命婦王宮士庶，通乘坐車子，如檐子樣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欄，底下軸貫兩挾朱輪，前出長轅，約七八尺，獨牛駕之，亦可假賃。”所以，宋代汴京街上來來往往的多是獨牛拉的廂車，足可容納六人，還能供租賃，可算是中國最早的“出租車”。

宋代租賃行業(yè)發(fā)達，不僅車可以租，驢也可以租。作為騎乘工具，其實驢比牛、馬更為實用。它速度比牛快，耐力又比馬好，價格便宜，便于飼養(yǎng)，各種崎嶇不平的道路都可以走，驢的性情也較馬溫順些，騎起來更安全。陸游就時常租賃驢子出行，其《野興》詩中有一句“悶呼赤腳行沽酒，出遣蒼頭旋僦驢”，《劍門道中遇微雨》又有著名的那句“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說明驢在宋朝是極常見的代步工具。

宋代女子也騎驢，但開放程度不比唐朝，一般要戴上蓋頭或是“羃?”以遮蔽面容。就算這樣，騎驢終究也欠莊重，貴族婦女大多會乘轎子出行。

“轎子”是宋代才出現(xiàn)的稱謂，在唐代一般稱“輦”或“步輿”，因抬的方式不同，又分為“肩輿”和“腰輿”。顧名思義，“肩輿”就是由侍從扛在肩上行進，而“腰輿”則是侍從雙手下垂，提著把手，將轎子的高度降到腰間。步輿在唐朝是極尊貴的事物，只有皇家貴族才能乘坐。武則天游萬安山時，“以山徑危，欲御腰輿而上，以王慶諫而止”（《近事會元》）。可見就連皇帝也不能濫用步輿，否則有勞民傷財之嫌。

不過，宋代經(jīng)濟繁榮，享樂之風愈熾，對于乘轎的禁令也漸漸放松。北宋初年，王安石還拒絕乘轎出行，認為這是極不人道的做法：“古之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但到了哲宗時期，已經(jīng)有富家大戶坐著四人大轎，大搖大擺地穿過汴京街市了。北宋后期，汴京還有專門出租轎子的店鋪，依路途遠近，價格從幾十到幾百文不等。

南宋遷都杭州，都城地面較為濕滑，不便騎馬，朝廷于是正式將乘轎合法化，允許官員乘轎上朝，民間也流行起了新娘出嫁乘花轎的習俗。此時，還出現(xiàn)了封閉的“暖轎”以及通風的“涼轎”，無論風吹雨打，都可施施然端坐其中，顧盼自如，只苦了抬轎之人，難怪朱熹要痛呼：“自南渡后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揚帆逆浪幾舟船

無論是車輿還是轎輦，都只適合短途出游，若是長途旅行，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則莫過于船，借著水流風力，可以實現(xiàn)“千里江陵一日還”，又能免去車馬兼程之苦。古代造船技術(shù)發(fā)展很快，到了唐代已十分成熟。《唐語林》卷八記載，大歷、貞元年間，有“俞大娘航船”，規(guī)模之大，簡直能自成一座城鎮(zhèn)，其中有街巷交錯，“居者養(yǎng)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

日常出行的航船沒有這么龐大，但至少能在船上吟詩作對，烹茶煮酒，比起窩在車廂里終日顛簸，顯然要風雅得多。李白游三峽、下?lián)P州，都是走的水路。春江漲綠，兩岸群山翻滾如波濤，佇立船頭，大唐的浮云長日盡收筆端。要是沒有舟船，這世上該少了多少清辭麗句可供后人追思仰慕呢？

到了宋代，造船工藝愈發(fā)出神入化。宋徽宗遣使高麗，為了揚我國威，特地造了兩艘“神舟”，長達百米以上，光是水手就需要數(shù)百人。船隊起航之時，“巍如山岳，浮動波上，錦帆鹢首，屈服蛟龍”，到達高麗時，更是“傾國聳觀，歡呼嘉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可以想見其規(guī)模之宏偉。

南宋時期，游西湖成了達官貴人們的新愛好，湖上的畫舫游船亦盛極一時。有的形制精美，雕梁畫棟，極盡奢華之能事；有的輕便小巧，穿梭煙柳之間，自有一番情致。當時人們大多租船出游，每到花朝節(jié)、清明節(jié)，租船生意亦十分興隆，價格比平時貴上不少，還得提前預定，才能租到合意的游船。據(jù)說湖上游船最多可達上百艘，兩岸亦是游人如織，白堤、蘇堤上“幾無置足地”，其盛況想來不輸現(xiàn)在的黃金周。

到了四月，俗傳的釋迦牟尼生辰之時，城中寺廟佛事大盛，湖上也會有專門的“放生船”，讓善男信女們購買小魚小蝦，到西湖中放生。即便是冬天，富家大戶也不會閑著，時常會雇一艘“玩雪船”，劃到湖心去賞雪。租船行業(yè)興盛，相應的服務也周到完備。許多游船上，筆墨紙硯、琴棋書畫一應俱全，有什么額外需求，也可在租船時要求船家一并采買。船上時常備著飲食，還提供“外賣”服務，可以在岸上點了食物，讓人乘小舟送上船來。

明清時期，揚州瘦西湖聲名鵲起，湖上的游船行業(yè)也較宋代更為成熟。除了一般的畫舫，還有專供女眷游覽的“堂客船”，四面垂簾，內(nèi)飾考究，連廁所都更精致些。湖上時常游弋著“沙飛船”，滿載食材，有大廚常駐，為湖上游客提供飲食，還有一些小船如“陳胡子餅船”，專門兜售零食小吃。

此外還有“歌船”，為游客表演清唱、鑼鼓、小曲、評話等節(jié)目。若是錢包夠鼓，大可在湖上宴飲玩樂數(shù)日，不必下船。此時，許多畫舫也有了名字，形成品牌，若是經(jīng)名人題字，身價更高。如明代有一艘船名為“小秦王跳澗”，服役甚久，到了清代，已經(jīng)破舊不堪，揚州八怪之一的李鱓戲題其名為“一搠一個洞”，居然也被做成牌匾掛在船上，實在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