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34年，作家沈從文創作了小說《邊城》，他在文壇的地位就此奠定。然而從1948年起，他開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并逐漸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文物研究上。

建國后，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64年，他撰寫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然而這本物質文化史巨著歷經波折，17年后才得以出版。

作家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研究

沈從文在博物館三十年，“前十年條件比較便利，文物各部門，大都有機會過手經眼十萬八萬件”。由于和各類實物的接觸，對文物研究中的空白點尤其敏感，“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萬計，且逐日還在不斷增加，為中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扎實有用資料。一個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學習，博聞約取，會通運用，顯明會把文物研究中的大量空白點，一一加以填補，能取得嶄新紀錄的”。沈從文《曲折十七年》中的這些話，說的其實是他自己的體會，因為心中抱著研究物質文化史的宏愿，所以眼手所及，并不是單獨的文物類型，而是文物的“各部門”，而且是“會通運用”。

沈從文文物研究的涉獵之廣，專題之多，是令人驚訝的。盡管由于環境和條件的極端苛刻的限制，他計劃中的很多專題都沒有系統地完成，但就是以文字和圖像留下來的各類成果，已經相當豐富。從《沈從文全集》的第二十八至三十二卷，可見他在以下這些方面的專門性研究：玉工藝、陶瓷、漆器及螺甸工藝、獅子藝術、唐宋銅鏡、扇子應用進展、中國絲綢圖案、織繡染纈與服飾、《紅樓夢》衣物、龍鳳藝術、馬的藝術和裝備，等等。而他得以系統地完成的，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一巨著，成為中國古代服飾這一專門領域的開創性著作，也是沈從文物質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成就。

一九六四年，周恩來總理提議編一本能夠反映民族文化發展和工藝水平的中國古代服裝史圖書，沈從文承擔了這一工作，歷史博物館并調人協助。這種工作雖為“創始開端”，由于沈從文此前的積累，特別是對實物的熟悉，“進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開始，前后不到八個月時間，本書主圖二百幅，附圖約百種，及說明文字二十余萬，樣稿就已基本完成”。

經過重作校核刪補，本可望很快出版，卻“由于政治大動蕩已見出先兆”，拖延下來。“文革”開始后，這份待印圖稿就被認為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沈從文也因此接受審查。“本人雖不久即得到‘解放’，卻和全國百十萬老年知識分子命運大體相同，接受延長十年的特殊‘教育’，真應了一句老話：‘在劫難逃’。所有個人進行研究工作的圖書資料，既在無可奈何情況下，一律當作廢紙處理完事，使得我任何工作都無從繼續進行。”（《曲折十七年》）

《曲折十七年》和《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后記主要不同在于，前者較為詳細地敘述了作者從編著這部書到這部書最終出版這十七年間的經歷，特別是下放階段和回京之后的遭遇。

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沈從文作為博物館三戶老弱病職工之一，被首批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三家人到達后，“才知道‘榜上無名’，連個食宿處也無從安排。于歲暮嚴冬雨雪霏微中，進退失據，只能蹲在毫無遮蔽的空坪中，折騰了約四個小時，等待發落。逼近黃昏，才用‘既來則安’為理由，得到特許，搭最后那輛運行李卡車，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屬于故宮博物館一個暫時空著的宿舍中，解決了食宿問題”。

這個地方離先來下放的張兆和所在干校連隊約有五六里路。“因為人已年近七十，心臟病早嚴重到隨時可出問題程度，雨雪中山路極滑，看牛放羊都無資格，就讓我帶個小小板凳，去后山坡看守菜園，專職是驅趕前村趁隙來偷菜吃的大小豬。手腳凍得發木時，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會會，活活血脈，避避風寒。夜里吃過飯后，就和同住的三個老工人，在一個煤油燈黃黯黯光影下輪流讀報，明白全國‘形勢大好’。”這種離奇的“教育”使他“想起這正是‘亞細亞式’迫害狂歷史傳統模式的重演，進一步理解《阮籍傳》中‘有憂生之嗟’含意”。這樣過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底。

“有一天，下午正在菜秧地值班，忽然有個人來通知我，限二小時內遷移住處，到五十里外雙溪區后，另作安排。”在五里外勞動的老伴聞訊趕來，說不到十句話，卡車就開動了。“在車中我想到古代充軍似乎比較從容，以蘇東坡謫海南，還能在贛州和當時陽孝本游八境臺，飲酒賦詩。后移黃州，也能邀來客兩次游赤壁，寫成著名于世前后《赤壁賦》，和大江東去的浪淘沙曲子。”

到雙溪后，先在區公所門樓上稻草堆中攤開行李；過半月，轉移到一個孤立空空小學校教室里去，“我在湖北前后兩年中，遷移過六次，以這個地方住得最久，約占一年時間，留下印象最深刻”。住處不遠有個分配棺材的機關，沈從文說“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個小樓房，有點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壓最高時有二百五十，還只想盡我做公民的責任，從不擔心會忽然間死去”。這段話或許可以算作沈從文回憶當時苦境的“黑色幽默”，實際情況是，他那個時候的書信屢屢提及身體因腎和心臟等的問題隨時可能“報廢”，請求去醫院檢查得不到批復，八月病重，不得不要張兆和請假來照料十天；更危險的一次是十一月，腎結石和高血壓心臟病發作，幸虧張兆和趕到，送咸寧縣醫院治療，住院四十天。

一九七一年夏天，沈從文又轉到湖北丹江市一個采石區荒山溝去住，這次是和老伴在一起。地方離火葬場不遠，“《靜靜的頓河》譯者金人先生，就是我和家中人到達后第二天故去的。……我平時已不大便于行動，間或拄個拐杖看病取藥，總常常見雪峰獨自在附近菜地里澆糞，滿頭白發，如漢代磚刻中老農一樣”。

憑記憶進行的文物研究

下放這兩年，沈從文最焦慮的，就是他計劃中的許多文物研究工作無法進行，手頭沒有任何書籍和資料可用。這個時期他試探著寫了大量舊體詩，有時候甚至想，不能進行文物研究而創作舊體詩，或許是自己不得已的第三次改業。但他其實已經無法放棄文物研究。沒有文獻、圖像和工具書可用，就憑記憶來做。

從一九七一年三月寫出《關于馬的應用歷史發展》、《獅子如何在中國落腳生根》，到七月寫出《談輦輿》，短短幾個月就積累了二十篇小文章的初稿；六月到八月，還為歷史博物館的通史陳列寫“改陳”建議，寫出了六十個展柜的建議。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圖稿更是在念念不忘中，在雙溪和丹江，“只能就記憶所及，把服飾圖稿中疏忽遺漏或多余處，一一用簽條記下來，準備日后有機會時補改”。

十七年波折后終于出版

沈從文一九七二年獲準回京治病，此后以不斷續假方式留在北京，一個人在一小間屋子里進行對中國古代服飾資料圖稿的修改增刪，和其他文物研究工作。“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許多較貴的圖錄，盡可能把它分門別類釘貼到四壁上去，還另外在小臥房中，縱橫牽了五條細鐵線，把擬作的圖像，分別夾掛到上面。不多久，幸好得到兩位同好的無私熱心幫助，為把需要放大到一定尺寸的圖像，照我意見為一一繪出，不到兩個月，房中墻上就幾幾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圖像占據了。”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部著作數易其稿，后來在出版上還是多經周折，直到一九八一年九月，才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印行。這一年沈從文是七十九歲。

（本文節選自張新穎，《沈從文九講》，中華書局，2015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