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近日表決通過新的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在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招致廣泛的批評和憂慮。引人注目的是，德國政府對日本通過安保法案表示歡迎。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德國外交部副發言人9月18日就日本安保法案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德國政府“正帶著極大的興趣關注討論，應該歡迎日本在國際維和行動等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該發言人還表示，日本有必要與中國等“鄰國保持密切對話”。

深陷難民危機的德國政府，在未與歐盟主要成員國進行協調的情況下，單方面作出這一表態看似突然，事實上早有鋪墊。

早在去年7月，德國政府就曾明確指出：日本政府對1947年憲法進行重新詮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符合聯合國憲章，是完全正常的步驟，有助于日本加強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參與，德國政府對此表示歡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為此專門致電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對德國支持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表示感謝。

自默克爾第三任期以來，德國積極推進對外政策調整，明確德國作為國際事務領導力量的角色，在希臘危機、烏克蘭危機和難民危機中擔當重任。與此同時，德國亞洲政策的走勢也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和調整。在中日問題上，德國過去一向謹言慎行，避免在中日關系中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同為二戰的戰敗國，德國政府此次對日本的安保法案表示支持，既有自身安全政策的考量，也有德國亞洲政策界定模糊的因素。

德國早已解禁集體自衛權

日本尋求解禁集體自衛權，對于德國來說，并無新意。兩德統一之后，德國恢復全部主權，努力尋求德國對外政策的正常化。1994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基本法的相關條款進行了修改，加入集體安全體系的表述，解禁集體自衛權。聯邦憲法法院的裁決明確指出，為了保障與某一體系相關的集體安全與和平，德國可以在該體系的框架和規則下，向國外派遣軍隊。

除了解禁集體自衛權，這一裁決的特殊意義在于，北約被界定為聯合國之外的一個集體安全體系，使德國在北約的框架下向北約以外領土派遣軍隊成為可能。

解禁集體自衛權，標志著德國在軍事力量的運用方面恢復了主權國家的正常狀態，統一后的德國也因此成為真正意義的正常國家。

解禁之后，德國聯邦國防軍在聯邦議會的授權下，參與了一系列的海外軍事行動，其中包括：1999年德國參與北約軍事打擊塞爾維亞的行動；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后，德國參與打擊塔利班和索馬里海盜的行動等。

2011年，德國再次對防御政策標準進行了調整，在國際恐怖主義之外，把氣候災害、移民問題和能源短缺等界定為新的威脅，納入集體安全的應對范疇。

德美在東亞安全問題上的分歧

對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美國參議院國防與外交委員會的兩黨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歡迎日本在地區和國際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并期望日美兩國早日應用新安保法案的相關條款。雖然德美兩國均對日本通過新安保法表示歡迎，但是兩國的立場存在顯著的差異。

對于美國而言，日本未來將作為平衡中國與朝鮮的力量。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崛起，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優勢地位構成挑戰。鑒于國防開支下降，美國更傾向于與亞洲盟國進行協調，希望日本在未來可能出現的沖突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與之相反，德國在東亞地區沒有直接的安全政策利益和軍事存在，被東亞地區國家視為次要的安全政治行為體。德國在東亞地區沒有盟國政策，與所有地區伙伴保持良好的政治和經濟關系。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問題上，德國對于日本尋求正常國家的努力表示同情，同時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立場表示理解。

德國對東亞地區的安全利益缺乏清晰的界定

德國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表示歡迎，既有尋求亞洲政策再平衡的因素，也有東亞利益界定缺失的問題。在默克爾第三任期的《聯合執政協議》中，日本在德國亞洲政策中的重要性再度被提升到第一位。在德國的戰略關系中，日本被界定為“志同道合的重要伙伴”，中國和印度是“利益高度相關的挑戰者”。在歐盟自貿協定談判的全球戰略布局中，中國也被置于敏感的盲區。德國本屆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明確指出，德國支持歐盟與日本和印度進行自貿協定談判，但是對于中歐在這一領域的合作未置一詞。

綜觀默克爾第三任期的對外政策實踐，雖然德國有意尋求亞洲政策再平衡，但是相對于其他亞洲伙伴國家，中德關系在經貿交往規模和政治磋商密度方面，皆處于更高的層次。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德國，中德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升級為中德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表明雙方重視發展政治關系，希望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加強兩國在安全政策和國際秩序方面的合作。

德國在中日問題上表現出的矛盾與反復，主要原因在于德國對其自身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利益缺乏清晰的界定。針對東亞安全問題，德國和歐盟內部迄今沒有進行系統性的討論。對于該地區可能出現的緊張局勢，德國和歐盟應該如何定位，目前也沒有定論。東亞地區的安全局勢也觸及德國和歐洲的利益：地區沖突升級一旦對海上運輸通道構成障礙，勢必影響全球貨運貿易，對歐洲經濟造成沖擊。

時隔九年，新的歐盟對華政策文件有望在今年年底出臺，歐盟及其成員國能否在東亞安全問題上統一立場，值得關注。

（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教授、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