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各地紀念“918”事變的第二天，日本參議院“不出所料”地表決通過了新安保法案，這是日本安保政策自“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轉變。新安保法案不僅解禁了集體自衛權，使得日本能夠參與戰爭，甚至可以在面對“存亡危機事態”時主動挑起戰事，至此，在名義上和平憲法未被修改，但其基礎已被顛覆。

雖然日本部分民眾強烈反對新安保法案，在野黨也極力阻止新安保法案表決通過，但在安倍政府依仗執政黨占據參眾兩院多數地位的局面而執意推進下，日本朝野圍繞新安保法案的攻防戰其實勝負早定。民眾的集會反對以及在野黨以“牛步”戰術拖延表決，只是日本社會右傾化過程中上演的政治劇目中不足以扭轉劇情的幾許“波瀾”而已。

“和平紅利”難以繼續存在

可以想見，新安保法案通過后，日本將增加海外軍事行動，并致力于成為“未遭受攻擊也能發動攻擊的國家”，今后日本將進一步增加軍事預算，而軍事能力的增長將使日本獲得更多“自信”，與周邊國家發生摩擦的可能性也將增大。

此外，日本軍事力量可以在海外和盟國聯合作戰，為本不太平的世界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這無論對日本還是周邊國家而言，都非善事。

新安保法案通過之后，日本首相安倍表示：“為保護國民生命和和平生活（安保法案）是一個必需的立法，為的是防止戰爭發生。完善了法律基礎。今后也推動積極和平主義，以期萬全。”而此前的一個多月，安倍在發表的戰后70年談話中提到，“我們再也不應該用任何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我國帶著對那場戰爭的深刻悔悟，做出了如此發誓。在此基礎上，我國建設自由民主的國家，重視法治，一直堅持不戰誓言。我們對七十年以來所走過的和平國家道路默默地感到自豪，并且今后也將繼續貫徹這一堅定的方針。”以上言論言猶在耳，作為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安倍的言論與行為之反差讓人錯愕失笑。

對日本而言，之所以能夠從二戰的廢墟中迅速恢復，崛起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和平紅利”至關重要。日本戰后取得的發展成就和國際地位靠的是日本人的危機意識加上奮斗精神，以及堅守和平主義立場。但在經歷“失去的十年”后，新一代的日本國民越來越失去了奮斗的精神，也失去了判斷危機的能力，現在，安倍政府還要讓日本國民失去和平的環境。對周邊國家而言，面對一個沒有對侵略歷史進行認真反省，并在當下與鄰國存在著領土爭端的國家，要成為擁有戰爭權力的“正常國家”，不能不勾起對歷史的回憶，并提高警惕。

警惕圍繞核武的曖昧言論

新安保法案通過之后，日本右傾化進程減速還是繼續加速，仍然需要觀察。根據安倍的“政治理想”，解禁集體自衛權絕非終點。下一步安倍政府會做什么，值得關注。

一個關注點是安倍政府是否會“趁熱打鐵”，在明年大選后推動修改憲法，以徹底擺脫戰后體制。

另一個需要特別提醒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的關注點是日本的核政策是否會做出調整。日本現行核政策的核心是1956年日本國會制訂的《原子能基本法案》以及1967年佐藤榮作首相提出并為以后歷屆日本政府所遵守的“無核三原則”。《原子能基本法案》將日本的核技術研究、開發和使用限制于和平目的。“無核三原則”則禁止日本擁有核武器、生產核武器和引進核武器。

雖然日本的核政策以和平利用核能為基調，但這一政策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事實上，“無核三原則”提出40多年來，日本政府內部從未停止過與之相悖的言論。冷戰結束后，隨著國際格局的遽變以及亞太地區政治安全環境的變化，日本國內有關核武裝的議論日益頻繁和公開化。

國際輿論普遍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近十幾年來，日本國內要求擴充軍備，甚至發展核武器的情緒和主張明顯升溫。日本右翼勢力借口朝鮮核問題以及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權益爭端，渲染日本安全環境惡化并煽動輿論要求對是否發展核武器進行“公開討論”。

盡管日本政府依然聲稱堅持“不制造、不擁有、不引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但同時也拋出了類似“憲法允許日本擁有自衛所需’最低限度’的核武器”這樣的曖昧言論。例如2002年5月，當時擔任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的安倍晉三就聲稱，日本不僅擁有制造核武器的技術，而且有立即進行生產和裝備自衛隊的能力，日本隨時都可以制造核武器。

近年來，日本更是做出了修改《原子能基本法》的實際行動。2012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原子能基本法》修正案，修訂后的《原子能基本法》在核能研究、使用和開發的基本方針中，加入了“有利于國家的安全保障”的模糊表述。

在擺脫限制集體自衛權的束縛后，日本的軍事力量有可能迅速膨脹，鑒于日本具有發展核武器的巨大潛力，以及近些年來日本政治加速右傾化趨勢背景下越來越公開化的發展核武器輿論，國際社會特別是曾經遭受過日本侵略戰爭傷害的亞太國家，有理由對日本核政策的走向感到擔憂并保持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