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民族始祖的黃帝起于何時？

拜祭黃帝究竟應該在陜西還是在河南？這一爭議最近爆紅網絡，使得人們重新關注“拜祭黃帝”這個話題。其實，拜祭黃帝，自古有之。歷史上的大一統政權中，不獨漢族政權公祭黃帝，少數民族政權也從不缺席這一活動，其中清代尤甚。清代一方面承前朝之制，設黃帝神像于帝王廟中，皇帝多次親臨致祭；另一方面常派專員致祭黃帝陵寢，規格隆重，一般是三年一次，若遇特殊事由，隨時致祭。

那么問題來了，清朝為什么要隆而重之得祭祀黃帝呢？

其實，在傳統歷史敘事中黃帝有多重面相：他既是神靈，乃五方上帝之一，又是肇啟文明的人文初祖；既是開啟帝系之始的人間帝王，又是擅長醫學、紡織等各類發明創造的上古版愛迪生。然而，黃帝作為“華夏族始祖”卻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晚近不斷形成構建出來的。

不少歷史學者認為，黃帝作為漢民族始祖這一形象的發展形成并深入人心是在晚清。如孫隆基認為，將黃帝視為民族始祖并予以崇拜的做法，在中國自稱“天下”的大一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受到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開始尋求民族敘事的構建時，為民族豎立一位始祖才有意義。孫隆基將這種觀念的來源追溯至王夫之。

身逢明清易代的王夫之在《黃書》中反復強調嚴守民族疆界的重要性和正當性，其實嚴守民族疆界的實質即嚴守夷夏之防。他認為恰恰是黃帝界定了華夏的畛域，判別了夷夏，正是通過對黃帝的別樣書寫，隱微地表達了對滿族統治朱明江山的不滿。至于晚清，尤其是二十世紀之后，革命黨出于“保種”與“排滿”的需要，從這一思想資源出發，加以闡釋發揮，最終確立了黃帝作為漢族始祖的形象。然而黃帝作為漢族始祖的形象也并非一成不變，辛亥革命之后，推翻滿清政府的任務已經完成，出于團結各民族的需要，在官方的敘述中，黃帝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民族的始祖，而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始祖。

晚清之前，黃帝幾乎不具有什么民族主義色彩，王夫之等學者的只言片語也難以形成太大的影響，清朝統治者祭祀黃帝絲毫不用難為情。但是不妨進一步追問，在清代的國家公祭中，黃帝既然不以民族始祖的形象出現，那么主要以哪種形象出現呢？

清代公祭中，黃帝的地位如何？

首先，黃帝是作為歷代帝王中的一員而出現的。明清之前有些朝代在祭天時會配祭黃帝在內的五帝，黃帝被視為五方上帝之一，是超越的神靈形象；但明清兩代祭天時已不再以五帝從祀，而是將黃帝供奉于帝王廟中，與其他杰出帝王代表一同受祭，此時黃帝更多的是以歷史人物的形象出現。到康熙年間，皇帝下令，除了那些歷史上無惡不作的帝王外，其他帝王一律廟祀；乾隆皇帝更是將入祀的皇帝增加至一百八十八人。與黃帝同處一廟的，就不僅僅是杰出帝王代表了。

另一方面，黃帝是作為“師”的形象出現的。《清史稿》記載，康熙二十四年，在文華殿以東建傳心殿，專門供奉“師”。有皇師、帝師、王師、周公、孔子，而軒轅氏（黃帝）在這里是作為三皇之一出現的，自然是皇師之一。

其實，黃帝的這兩種形象——“帝王”的形象與“師”的形象，包含了“治統”與“道統”兩種文化資源，清代皇帝祭祀作為帝王的黃帝，實則是通過這種莊嚴的國家儀式與歷史想象接續治統，彰顯政權的合法性，表明其自身是整個漫長皇帝譜系的延伸。在傳統想象中，新政權對前朝帝王的公祭，是對歷史的某種繼承，更是帝王之德的宣示，最終形成政權的合法性。而清代皇帝祭祀作為老師形象的黃帝，則表明其對傳統德性的尊重，對教化的重視，其潛臺詞是世俗帝王完全可以是道德之師，治統、道統可以合二為一。

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清代雖然非常重視黃帝，但遠遠沒有達到二十世紀人們對黃帝的崇拜熱度。清代對黃帝的祭拜是隆重的，但又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隆重。

在《清史稿?禮志》對帝王廟的描述中，黃帝并非名列第一，而是排在了伏羲與神農之后，這明顯是采用了古代三皇的排列順序。在清代對歷代帝王的祭祀中，黃帝不一定是地位最出類拔萃的。我們比較現存清代祭祀黃帝的祭文與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等其他帝王的祭文，發現不少文辭類似，黃帝所享受的祭文規格并未比朱元璋高多少。清代皇帝在祭拜禹陵與明太祖陵時，都曾用過三跪九拜這一最高禮節，對黃帝的規格也絕無可能超過于此。在清代，帝王廟的規格也是漸漸升高的，最初廟宇的覆瓦只是青綠琉璃瓦，到乾隆年間重修才改成規格更高的黃瓦。因此廟中包括黃帝在內的諸位帝王，在清代統治者心中也并非一直就是至高無上的。作為“師”，黃帝也不是最杰出的。比如，康熙皇帝祭祀傳心殿時，行二跪六拜之禮，而祭孔子廟庭時，則行三跪九拜之禮。

當然，黃帝也不能等同于一般帝王。如明代建帝王廟時，就規定排在黃帝之前的伏羲和神農的神像不用冠冕，因當時尚無冠冕之制，而按此順序黃帝則是第一位冠冕帝王。冠冕即文明，在明清歷史敘事中，黃帝雖不是排位第一的帝王和老師，卻在某種意義上是帝王中的文明初祖。所以，清代公祭中的黃帝沒那么重要，但又沒那么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