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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祖:錢穆之學可以用西學詮釋么?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熱、國學熱風起云涌,錢穆也成為受人尊崇的民國國學大師之一。當今論述錢穆的中英文專書雖已為數不少,似尚有進一步公正客觀評論的余地。當我收到《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這本新書時,欣然披覽,始知作者戴景賢乃錢穆先生及門弟子,從錢先生游長達二十年,師生情誼之深,非同門諸君可及,且著作等身;戴子所著書,已輯為《程學閣著作集》,有二十六冊之多,名稱既古雅,涉及學術范圍亦廣,上自先秦,下及明清,有異于儕輩的專家之學,不愧為賓四門人。
其著作集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于十二年內出齊,洋洋大觀可期?,F已出版四冊,此冊即其中之一。觀乎《著作集》之緣起,得知各冊都是論文集,此冊亦不例外。當下學風如此,因學者礙于年度考績,研究計劃多傾向較短期的論文寫作,很少人愿意撰寫耗費日力的專書。論文漸多之后,結集成冊,為了便捷,幾無打散諸文、重新寫成專書的雅興。按:“專書”(monograph)有其成規,不僅首尾能呼應,而且章節之間必須環環相扣,使全書論述連貫,儼然一體,自有別于“論文集”(collected essays)之各章,可以獨立成篇。此冊論述錢穆學術思想,由于是七篇單獨論文的結集,以致內容時而重復,連錢穆等人的名號與生卒年也一再重復出現,相同的論點亦一再提出來說。戴書如能據其已發表之論文,另起爐灶,別撰綜合而又井然有序的論述錢學之作,則無憾矣。
錢穆生平的各類著作何止等身,戴教授特別舉出四本“重要”著作:《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推崇備至。此四書確可稱為錢穆的代表作,《系年》考論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的淵源、學派的發展與相互關系,以及年代的厘清,落筆細膩,多有建樹,早為世人所重;固然書中也有失誤,例如考定孫武與孫臏為一人,俟《孫臏兵法》的出土而破功;又如力言莊子在老子前,也難以令人信服,戴氏亦說“其所臆測,誠未能成立”(86頁)。然就整體而言,《系年》一書尚瑕不掩瑜,其余三書亦非白圭無瑕。
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為與梁啟超所撰同名書“立異”而作,戴君直言梁氏書“最大之價值,仍僅限于人物之介紹,與其學術成績之描述”(16頁),難道錢穆亦如此認為?故而介紹清代學者時,頗襲用梁氏原語,或轉引梁氏引文,小傳照抄梁書之處尤多,若謂船山遺書“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猶多”(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5頁),僅改易任公所記“佚者不少”為“佚者猶多”而已。梁氏誤記卷數,錢穆照抄而未查書,故而沿誤。按《船山遺書》初刊于1842 年,上海太平洋書局1930年重刊,正確的數字是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
平心而論,梁氏書的價值絕不限于人物介紹與學術成績之描述,錢穆論船山之觀點,實與梁啟超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學方法治學,“比前人健實許多了”(見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82頁)。錢穆亦以哲學之本體論述王學之能顯真明體,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6頁)。惟錢穆嚴夷夏之辨,雖于論呂晚村一節有所發揮,卻未就船山強烈的貴華賤夷之民族本位政治與歷史觀大加論述,未免失之交臂。
錢穆對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的評價,與梁啟超所見亦略同。所異者,梁視漢宋之爭為實學與玄學之爭,尊漢鄙宋之意顯然,而錢絕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雖認可東原考證之精卓,絕不認同其義理,力斥戴震所論為“激越”、“深刻”、“詆毀逾分”,頗致憾焉!且不惜借重章學誠之言以批戴震,并張大實齋以抗衡東原。不僅此也,錢穆雖說方東樹攻伐漢學“肆口無忌”,仍認為“頗足為漢學針砭”、“并可絕其病痛者”,尤樂見其“尊護朱子”。錢穆論清學之衰,也一本其尊宋的立場。
更可注意者,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以專章述論曾國藩,將其學術地位與清代巨子并列,贊褒愈恒,認為其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尤推譽國藩特重宋學,不僅知經世而且知經術,故而“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尚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87、589、581頁)。錢穆及其門生皆自命無門戶偏見,戴君亦謂乃師“具體達成”破除漢宋門戶之見(17頁),豈其然哉?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尊宋黜漢的意識形態無可掩蓋,尤重宋儒朱熹,自稱“于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見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文)。其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平生始終如一,故毋庸贅辯者也。
錢穆的《國史大綱》綱舉目張,行文簡潔可讀,成為當年的“部定大學用書”,誰云不宜?戴書謂此書能達成“時代之需求”(21頁),諒系指此書成于抗戰期間,意在教育國人的愛國情操,即錢穆自稱“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國立編譯館”,1960,第3頁)。于此可見,錢穆也自有其“服膺之歷史觀點”,固無可疑。至于戴君說錢師此作“能超越其所處時代之限制”(21頁),則難悉何意。按錢穆撰《國史大綱》受制于時代,可以理解;若論此書超越時代,真不知史家如何能超越其時代?錢穆論史開宗明義說:“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錢穆,《國史大綱》,第1頁),乃對“歷史”此一概念做了不可能的界定,蓋“已往全部之活動”極大部分已如湖上之風,隨風而逝,留下的只是由文字記載的紀錄,包括史料與史書,而歷史知識唯有從史書中獲得。換言之,文字發明之前無歷史,史前史唯有依賴考古發掘之物證。故現代學人以有文字之殷商為中國信史的開端,不再以史前遺物與神話為上古史的開端。
最可議者,《國史大綱》的重點之一是“中國自秦漢二千年來之政治非專制”(21頁),而戴氏不僅不以為非,而且曲為師飾,竟謂帝制尚有“制衡”(check and balance)可言(77頁),甚至說“‘專制’(despotic dictatorship/autocracy) 一詞究竟應包有多少內含? 不唯學者各人之認知有差距……”(76頁)云云。按despotism、dictatorship、autocracy 這幾個英文字,意義明確,既然是學者,更不可能有認知上的差距。
我們可以體會到當年激越之徒妄自菲薄國史之不當,國史絕非“帝王家譜”,既不“黑暗”,更無西方概念之“封建”,然若亟言二千余年之帝制非專制,殊無必要,謂“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謂秦漢乃“士人政府”,謂“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謂班固之后,“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民間自由制作之一業焉”(錢穆,《國史大綱》,12-15頁),既違背歷史真實,更授人以柄,李、蒙輩之慘死,已足證專制之酷烈。錢穆自己亦不得不言明清“獨夫專制之黑暗”,然謂“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錢穆,《國史大綱》,23頁),豈其然哉?專制起于秦,至明清愈演愈烈耳。中華帝國的“智識階層”何來“堅實之自主性”(79頁)?戴君說,錢穆持此說雖遭“極大之批評”,然“始終不屈”(280頁),難道是擇“善”固執嗎?戴君對錢穆的史學評價甚高,認為其“觀點,必然將納入統整后之中西史學,成為其中極具特色之一支”(212頁)。又謂“其說之于現代史學,可謂獨樹一格”(280頁)??上H見“宣示”,未見“極具特色”以及“獨樹一格”的具體內容與令人信服之論證。
戴氏視《朱子新學案》為重要著作,將令不少讀者感到疑惑。該書雖長達百萬言,但大量抄錄朱子原作,再加以分類,僅略為之串連;此乃剪刀與漿糊可辦之事,何勞大師出手?此種寫法依現代學術標準而言,無論是“學術史”或“思想史”,都難作示范。然而戴氏卻認為此書極力抬高朱子,“以新的史學方法與眼光”,“為儒學之歷史存在,所提出之新定義”(73-74頁)。事實上,即以中國傳統學術而言,此書雖號稱“新學案”,無論才識,均難望黎洲《明儒學案》之項背,所謂“改進后之‘學案’體”(87頁),果如是乎?

戴氏并用“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與“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然兩者取徑有異,不能混同。戴說錢穆“抗拒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al determinism)”,“具有不可磨滅之功勞”(75頁),須知歷史的“決定論”(determinism)與“自由意志論”(free will)乃歷史哲學里各領風騷的理論,尚無定論。要決定“不可磨滅之功勞”,理當要舉出錢穆在這兩種理論辯論中的具體貢獻何在,“抗拒”何用?
馬克思史觀就是一種“決定論”,錢穆固然極力反對,但馬克思史學不僅僅行之于共產國家,也是西方學界一大派,英國的第一流史家如湯普森(E. P. Thompson)與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不僅用唯物史觀治史有成,而且還是共產黨員,豈能一筆抹殺?錢穆既不取西方“哲學系統”,戴君又何必以西方哲學名詞與概念來解釋錢學。戴說錢穆“偏近于‘實在論’(realism)之主張”(91頁),惜僅有結論而無論證,錢穆所偏近的“實在論”主張者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皮爾士(C. S. Peirce)、摩爾(G. E. Moore),還是懷特海(A. N. Whitehead)?
戴書更無必要將錢穆與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相牽扯(207、209頁),斷言錢穆的歷史論述,近于斯賓格勒(251頁)。斯氏的“文化生物學”(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比較包括中國在內的八大文化,因各具特有的動能,創造出杰出的成績;然而當大文化以及次文化的創造力衰竭時,就會停滯,故此說認為文化也是一有機體,具有興亡的生命周期。文化既然是有機體,無可避免地衰亡,一如生物之有生死。斯氏之名著《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既難讀又有爭議,錢老夫子絕無興趣閱讀。
戴書又指出“錢先生之‘文化生機論’”與斯賓格勒的悲觀論不同,認為“道德意志力量”可使文化“長久綿延”,似比斯氏高明;然則如何能稱得“文化生機論”?凡生必有死也,應作“文化無機論”才對,然而欲成此“無機說”,即使不能如斯氏之長篇巨制,也不能以寥寥數語帶過。最費解者,戴氏隨后又認為錢穆的所謂“文化形態學”“與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西方之沒落》一書之‘學說性質’相近”(290-291頁),到底“不同”呢,還是“相近”?戴著贊賞錢氏之余,還不忘批評斯氏“缺乏足夠豐富之有關‘義理’之人性論,故于‘形態學’(morphology)之歷史論述外,并未深入于有關‘普世價值’應如何建構之問題”(251頁);此評于斯氏名著,顯然未求甚解。
此外,既然“賓四師于西方近代之詮釋學,所知未多”(262頁),又何必將錢學詮釋為“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240頁)?所謂“中國現代學術”若非輸入之西學,也是借重或仿效西學,胡適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無論在體裁上或方法上,都學自西方。而錢穆之志業則在西潮沖擊下維護傳統之舊學,與胡適輩西化派兩不相容。戴君為師門說法,卻刻意使用西學詮釋,屢提“哲學系統”、“歷史哲學”、“人類學”、“文化學”,實與賓四之學無大干系,其學之長處在國學。竊以為戴書若能聚焦于“錢賓四先生與中國傳統學術”,或更有成效;若更能著墨于錢穆如何將國學或儒學作“創造性轉化”的業績與貢獻,則功莫大焉。
尚可一提者,此書行文晦澀,未能尊孔圣“詞達而已”之教誨,疑難之句讀不時浮現,又偶有驚人之語,如說“遠古時期亦可能產生偉大之思想體系與價值觀”(288頁)。又有怪異的杜撰之詞,如“嚴格之‘歷史哲學’”(288頁)、“寬松定義之‘文化學’”(290頁)。又有并不恰當地將編年與紀傳視為“動態之記史”,書與志視為“靜態之記史”(333頁)。至于說“錢先生之視歷史之過去非過去,歷史之未來非未來,過去、未來乃相凝合而為一大現在”(338-339、344頁)。然則,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現在”而非“過去”,是無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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