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不像現代的專家學者專治一端，是一通儒。他也應是二十世紀不可忽略的中國史學家，我曾當面問過《新史學九十年》（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1988）的作者許冠三，九十年間為何沒有史家錢穆？他回話說：“錢穆的史學不是新史學?！边@當然是許氏的偏見，當讀者看到該書總結九十年來中國新史學集大成的所謂“史建學派”，主導者赫然是殷海光與許冠三，可見其主見與偏見之深。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熱、國學熱風起云涌，錢穆也成為受人尊崇的民國國學大師之一。當今論述錢穆的中英文專書雖已為數不少，似尚有進一步公正客觀評論的余地。當我收到《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這本新書時，欣然披覽，始知作者戴景賢乃錢穆先生及門弟子，從錢先生游長達二十年，師生情誼之深，非同門諸君可及，且著作等身；戴子所著書，已輯為《程學閣著作集》，有二十六冊之多，名稱既古雅，涉及學術范圍亦廣，上自先秦，下及明清，有異于儕輩的專家之學，不愧為賓四門人。

其著作集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于十二年內出齊，洋洋大觀可期?，F已出版四冊，此冊即其中之一。觀乎《著作集》之緣起，得知各冊都是論文集，此冊亦不例外。當下學風如此，因學者礙于年度考績，研究計劃多傾向較短期的論文寫作，很少人愿意撰寫耗費日力的專書。論文漸多之后，結集成冊，為了便捷，幾無打散諸文、重新寫成專書的雅興。按：“專書”（monograph）有其成規，不僅首尾能呼應，而且章節之間必須環環相扣，使全書論述連貫，儼然一體，自有別于“論文集”（collected essays）之各章，可以獨立成篇。此冊論述錢穆學術思想，由于是七篇單獨論文的結集，以致內容時而重復，連錢穆等人的名號與生卒年也一再重復出現，相同的論點亦一再提出來說。戴書如能據其已發表之論文，另起爐灶，別撰綜合而又井然有序的論述錢學之作，則無憾矣。

錢穆生平的各類著作何止等身，戴教授特別舉出四本“重要”著作：《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推崇備至。此四書確可稱為錢穆的代表作，《系年》考論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的淵源、學派的發展與相互關系，以及年代的厘清，落筆細膩，多有建樹，早為世人所重；固然書中也有失誤，例如考定孫武與孫臏為一人，俟《孫臏兵法》的出土而破功；又如力言莊子在老子前，也難以令人信服，戴氏亦說“其所臆測，誠未能成立”（86頁）。然就整體而言，《系年》一書尚瑕不掩瑜，其余三書亦非白圭無瑕。

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為與梁啟超所撰同名書“立異”而作，戴君直言梁氏書“最大之價值，仍僅限于人物之介紹，與其學術成績之描述”（16頁），難道錢穆亦如此認為？故而介紹清代學者時，頗襲用梁氏原語，或轉引梁氏引文，小傳照抄梁書之處尤多，若謂船山遺書“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猶多”（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5頁），僅改易任公所記“佚者不少”為“佚者猶多”而已。梁氏誤記卷數，錢穆照抄而未查書，故而沿誤。按《船山遺書》初刊于1842 年，上海太平洋書局1930年重刊，正確的數字是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

平心而論，梁氏書的價值絕不限于人物介紹與學術成績之描述，錢穆論船山之觀點，實與梁啟超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學方法治學，“比前人健實許多了”（見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182頁）。錢穆亦以哲學之本體論述王學之能顯真明體，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6頁）。惟錢穆嚴夷夏之辨，雖于論呂晚村一節有所發揮，卻未就船山強烈的貴華賤夷之民族本位政治與歷史觀大加論述，未免失之交臂。

錢穆對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的評價，與梁啟超所見亦略同。所異者，梁視漢宋之爭為實學與玄學之爭，尊漢鄙宋之意顯然，而錢絕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雖認可東原考證之精卓，絕不認同其義理，力斥戴震所論為“激越”、“深刻”、“詆毀逾分”，頗致憾焉！且不惜借重章學誠之言以批戴震，并張大實齋以抗衡東原。不僅此也，錢穆雖說方東樹攻伐漢學“肆口無忌”，仍認為“頗足為漢學針砭”、“并可絕其病痛者”，尤樂見其“尊護朱子”。錢穆論清學之衰，也一本其尊宋的立場。

更可注意者，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以專章述論曾國藩，將其學術地位與清代巨子并列，贊褒愈恒，認為其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尤推譽國藩特重宋學，不僅知經世而且知經術，故而“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尚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87、589、581頁）。錢穆及其門生皆自命無門戶偏見，戴君亦謂乃師“具體達成”破除漢宋門戶之見（17頁），豈其然哉？錢穆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尊宋黜漢的意識形態無可掩蓋，尤重宋儒朱熹，自稱“于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見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文）。其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平生始終如一，故毋庸贅辯者也。

錢穆的《國史大綱》綱舉目張，行文簡潔可讀，成為當年的“部定大學用書”，誰云不宜？戴書謂此書能達成“時代之需求”（21頁），諒系指此書成于抗戰期間，意在教育國人的愛國情操，即錢穆自稱“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國立編譯館”，1960，第3頁）。于此可見，錢穆也自有其“服膺之歷史觀點”，固無可疑。至于戴君說錢師此作“能超越其所處時代之限制”（21頁），則難悉何意。按錢穆撰《國史大綱》受制于時代，可以理解；若論此書超越時代，真不知史家如何能超越其時代？錢穆論史開宗明義說：“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錢穆，《國史大綱》，第1頁），乃對“歷史”此一概念做了不可能的界定，蓋“已往全部之活動”極大部分已如湖上之風，隨風而逝，留下的只是由文字記載的紀錄，包括史料與史書，而歷史知識唯有從史書中獲得。換言之，文字發明之前無歷史，史前史唯有依賴考古發掘之物證。故現代學人以有文字之殷商為中國信史的開端，不再以史前遺物與神話為上古史的開端。

最可議者，《國史大綱》的重點之一是“中國自秦漢二千年來之政治非專制”（21頁），而戴氏不僅不以為非，而且曲為師飾，竟謂帝制尚有“制衡”（check and balance）可言（77頁），甚至說“‘專制’（despotic dictatorship/autocracy） 一詞究竟應包有多少內含？ 不唯學者各人之認知有差距……”（76頁）云云。按despotism、dictatorship、autocracy 這幾個英文字，意義明確，既然是學者，更不可能有認知上的差距。

我們可以體會到當年激越之徒妄自菲薄國史之不當，國史絕非“帝王家譜”，既不“黑暗”，更無西方概念之“封建”，然若亟言二千余年之帝制非專制，殊無必要，謂“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謂秦漢乃“士人政府”，謂“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謂班固之后，“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為民間自由制作之一業焉”（錢穆，《國史大綱》，12-15頁），既違背歷史真實，更授人以柄，李、蒙輩之慘死，已足證專制之酷烈。錢穆自己亦不得不言明清“獨夫專制之黑暗”，然謂“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錢穆，《國史大綱》，23頁），豈其然哉？專制起于秦，至明清愈演愈烈耳。中華帝國的“智識階層”何來“堅實之自主性”（79頁）？戴君說，錢穆持此說雖遭“極大之批評”，然“始終不屈”（280頁），難道是擇“善”固執嗎？戴君對錢穆的史學評價甚高，認為其“觀點，必然將納入統整后之中西史學，成為其中極具特色之一支”（212頁）。又謂“其說之于現代史學，可謂獨樹一格”（280頁）?？上H見“宣示”，未見“極具特色”以及“獨樹一格”的具體內容與令人信服之論證。

戴氏視《朱子新學案》為重要著作，將令不少讀者感到疑惑。該書雖長達百萬言，但大量抄錄朱子原作，再加以分類，僅略為之串連；此乃剪刀與漿糊可辦之事，何勞大師出手？此種寫法依現代學術標準而言，無論是“學術史”或“思想史”，都難作示范。然而戴氏卻認為此書極力抬高朱子，“以新的史學方法與眼光”，“為儒學之歷史存在，所提出之新定義”（73-74頁）。事實上，即以中國傳統學術而言，此書雖號稱“新學案”，無論才識，均難望黎洲《明儒學案》之項背，所謂“改進后之‘學案’體”（87頁），果如是乎？

就戴君所舉的錢穆代表作而言，其師之學術不出國學范疇。然而戴君極力將錢學與西學相牽連，且喜用西方名詞與概念來論述賓四之學，殊無必要，而又因未求深解，時有誤會，若謂“因此深入討論‘現代化’，必然將面對‘傳統的’與‘現代的’之一種思想特性上之對立”（63頁）。按西方現代化理論未必將“傳統”與“現代”對立，例如日本之現代化得助于其傳統，已有定論。惟現代化必須工業化，又怎“應仍維持以‘農業’為本之立國形勢”（364頁）？

戴氏并用“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與“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然兩者取徑有異，不能混同。戴說錢穆“抗拒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al determinism）”，“具有不可磨滅之功勞”（75頁），須知歷史的“決定論”（determinism）與“自由意志論”（free will）乃歷史哲學里各領風騷的理論，尚無定論。要決定“不可磨滅之功勞”，理當要舉出錢穆在這兩種理論辯論中的具體貢獻何在，“抗拒”何用？

馬克思史觀就是一種“決定論”，錢穆固然極力反對，但馬克思史學不僅僅行之于共產國家，也是西方學界一大派，英國的第一流史家如湯普森（E. P. Thompson）與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不僅用唯物史觀治史有成，而且還是共產黨員，豈能一筆抹殺？錢穆既不取西方“哲學系統”，戴君又何必以西方哲學名詞與概念來解釋錢學。戴說錢穆“偏近于‘實在論’（realism）之主張”（91頁），惜僅有結論而無論證，錢穆所偏近的“實在論”主張者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皮爾士（C. S. Peirce）、摩爾（G. E. Moore），還是懷特海（A. N. Whitehead）？

戴書更無必要將錢穆與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相牽扯（207、209頁），斷言錢穆的歷史論述，近于斯賓格勒（251頁）。斯氏的“文化生物學”（the morphology of culture）比較包括中國在內的八大文化，因各具特有的動能，創造出杰出的成績；然而當大文化以及次文化的創造力衰竭時，就會停滯，故此說認為文化也是一有機體，具有興亡的生命周期。文化既然是有機體，無可避免地衰亡，一如生物之有生死。斯氏之名著《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既難讀又有爭議，錢老夫子絕無興趣閱讀。

戴書又指出“錢先生之‘文化生機論’”與斯賓格勒的悲觀論不同，認為“道德意志力量”可使文化“長久綿延”，似比斯氏高明；然則如何能稱得“文化生機論”？凡生必有死也，應作“文化無機論”才對，然而欲成此“無機說”，即使不能如斯氏之長篇巨制，也不能以寥寥數語帶過。最費解者，戴氏隨后又認為錢穆的所謂“文化形態學”“與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西方之沒落》一書之‘學說性質’相近”（290-291頁），到底“不同”呢，還是“相近”？戴著贊賞錢氏之余，還不忘批評斯氏“缺乏足夠豐富之有關‘義理’之人性論，故于‘形態學’（morphology）之歷史論述外，并未深入于有關‘普世價值’應如何建構之問題”（251頁）；此評于斯氏名著，顯然未求甚解。

此外，既然“賓四師于西方近代之詮釋學，所知未多”（262頁），又何必將錢學詮釋為“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240頁）？所謂“中國現代學術”若非輸入之西學，也是借重或仿效西學，胡適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無論在體裁上或方法上，都學自西方。而錢穆之志業則在西潮沖擊下維護傳統之舊學，與胡適輩西化派兩不相容。戴君為師門說法，卻刻意使用西學詮釋，屢提“哲學系統”、“歷史哲學”、“人類學”、“文化學”，實與賓四之學無大干系，其學之長處在國學。竊以為戴書若能聚焦于“錢賓四先生與中國傳統學術”，或更有成效；若更能著墨于錢穆如何將國學或儒學作“創造性轉化”的業績與貢獻，則功莫大焉。

尚可一提者，此書行文晦澀，未能尊孔圣“詞達而已”之教誨，疑難之句讀不時浮現，又偶有驚人之語，如說“遠古時期亦可能產生偉大之思想體系與價值觀”（288頁）。又有怪異的杜撰之詞，如“嚴格之‘歷史哲學’”（288頁）、“寬松定義之‘文化學’”（290頁）。又有并不恰當地將編年與紀傳視為“動態之記史”，書與志視為“靜態之記史”（333頁）。至于說“錢先生之視歷史之過去非過去，歷史之未來非未來，過去、未來乃相凝合而為一大現在”（338-339、344頁）。然則，歷史研究的對象是“現在”而非“過去”，是無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