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新聞引起了中國科幻愛好者的廣泛關注——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與劉慈欣等科普科幻創作者座談。李源潮在會上表示，科普科幻創作肩負著展現中國夢的時代責任。在這次座談會上，存在著一個值得注意的“語詞并置”現象：“科幻”和“科普”這兩個概念被緊緊地綁定在一起，聯結成一個特定的詞組。這種語詞并置其實體現了主流輿論的一種常識性認知——科幻與科普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這種觀念具有怎樣的歷史依據和合理性？又是否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呢？

科幻與科普之間的歷史淵源

根據現有的文學史研究成果，“科幻”這個文學類型誕生于19世紀的西歐，20世紀初傳入中國，它作為一種“被譯介的現代性”，與梁啟超發動的“小說界革命”密切相關。

1902年，梁啟超在發表于《新民叢報》的《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一文中，論及他創辦的《新小說》雜志將要登載的小說類型，這位相信“新小說”與“新民”存在密切關聯（“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者故”）的思想家專門列出了“哲理科學小說”一類，稱它是“專借小說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

無獨有偶，1903年，魯迅翻譯法國科幻作家凡爾納的小說《月界旅行》（這部小說在今天更為通用的譯名是《從地球到月球》），在為這部小說所寫的“辨言”中，魯迅也向“科學小說”寄托了厚重的期望和崇高的使命。魯迅熱情地稱贊它“綴取學理，去莊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他還進而提出：“故茍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

在梁啟超等思想先驅的倡導下，晚清的新小說家們翻譯和創作科幻小說——在晚清獲得廣泛使用的術語是“科學小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覺世新民”的實用目的。中國的科幻小說也從此背負起沉甸甸的普及科學知識和科學觀念的啟蒙重擔。

在晚清經歷了一段短暫的繁榮期之后，科幻文學很快又遭到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五四新文學”的壓制。雖然20世紀30年代陶行知開展的“科學大眾化運動”和《太白》雜志特辟的“科學小品”專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科普事業，但西方科幻小說的翻譯和本土科幻小說的創作在整個民國時期卻都成果寥寥。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科幻文學迎來了一段新高潮。1955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的社論，同時，中共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一批從事少兒讀物、科普讀物出版的編輯響應中央的號召，將一些科普文章作者和兒童文學作者，拉入“科學幻想小說”的創作陣營，初步形成了新中國第一代科幻創作隊伍。這股創作熱潮持續了近十年，直到“文革”爆發方告終結。

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中國的科幻創作重新啟動，并延續了五六十年代那種“少兒化”和“科普化”的寫作模式。但與此同時，科幻界對于“科普化”傾向的反思也開始出現。1979年，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使用“科學文藝”這一相對籠統的概念，提出“科學文藝”應當與“科普作品”相區分，它并不以介紹科學知識為目的，在這里，科學內容是“作為展開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的需要而充當背景的”。童恩正的觀點立刻引起了廣泛反響，鄭文光、肖建亨等作家都先后撰文表示支持。

在“樹雄心，立壯志，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時代主潮中，以童恩正為代表的觀點顯得有些不合時宜。1979年8月14日，魯兵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把童恩正提倡的“科學文藝”稱作“靈魂出竅的文學”。1982年7月11日，《文匯報》發表鄧偉志的《科幻小說應當宣傳科學》，支持《中國青年報》。1983年10月29日，《光明日報》刊發房亞田的《警惕“科幻小說”中的精神污染》，將討論上升到更高的政治層級。這場關于“科幻文學”到底是“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最終帶來的是對一批在主題、題材、創作方法上進行有限開拓的科幻小說的“清理”，一度活躍的科幻創作急速衰落，科幻期刊紛紛停刊，普通雜志和出版社不再出版科幻作品。

這種蕭條的局面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有了轉變，在劉慈欣、韓松、王晉康等一批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國的科幻小說創作逐漸迎來了又一輪的新高潮。這批作家都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和科學訓練，具有豐富的科學知識儲備；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普遍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并不視科幻文學的主要社會功能為科學普及。為劉慈欣和中國科幻贏得世界性聲譽的《三體》系列，就是這一波科幻創作浪潮經過長時間積累所結出的碩果。

優秀的科幻應當超越科普

晚清的中國科幻雖然以“科學小說”自命，實際上卻遍布著“想當然”的“前科學”構思，而《三體》系列的世界觀設定是相當扎實地建基于現代科學探索和理論之上的。與那些明確以科普為己任的小說相比，《三體》系列所內蘊的知識含量和理論深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卻并沒有使用多少解釋性和說明性的文字，而是著力于表現一種富有科學內涵的美感和崇高感。劉慈欣在高潮迭起、懸念叢生的故事中氣勢磅礴地描畫了種種具有漫長時間跨度和龐大空間尺度的事物與場景，同時又在字里行間穿插著許多精致的技術細節，令讀者得以通過他的如椽巨筆和生花妙筆，領略科學的宏觀視野和微觀視角所能帶來的極具震撼力的奇觀。

這樣的構思和書寫顯然超越了科普的范疇，而這種創作也唯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才可能由小眾圈子的探索走向相對大眾的流行。由于中國是一個“后發現代化”的國家，長期以來國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情勢下，科幻文學不得不被當作始終未完成的“啟蒙”事業的一部分，被寄予普及科學、傳播知識的重任。科幻文學肩負的這一重擔，既是它作為一種“被譯介的現代性”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基本動力，但也長期束縛了作家想象力的飛揚，桎梏著科幻美學的創造。隨著基礎教育的全面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隨著互聯網新媒體的覆蓋面越來越廣、應用越來越便捷，隨著泛科學的知識共享社區聚集了越來越多、越來越活躍的網絡化用戶，中國的年青一代擁有了更多更自由的獲取知識與信息的渠道，因而也就不再需要由科幻文學來充當尚未健全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的替代和補充，不再需要科幻來越俎代庖地行使科普的職能。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下，歐美和日本的科幻小說，以及科幻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動漫、游戲等多種媒介產品，通過各種渠道大規模地傳入中國，共同培育了一批新生代的“科幻迷”，正是他們構成了劉慈欣等中國科幻作家的核心讀者和“后備軍”——事實上，劉慈欣本身也是一位由科幻迷成長起來的科幻作家，深受“科幻黃金時代三巨頭”尤其是阿瑟·克拉克的影響。這些科幻迷或多或少都對西方科幻譜系有所了解，也對前沿科技成果有一定的涉獵，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積極接受《三體》里那些宏偉幻想的感知能力，并且能夠頗為投入地參與填補劉慈欣在其“未來史”書寫中有意無意余留的空白，從而為“超越科普”的科幻創作提供了足夠的預期讀者和信心來源。

《三體》系列吸收和融匯了大量的高新科技元素，其容量勝過此前的任何一部中國科幻作品；但這部科幻作品真正的超越性在于：它的科學幻想絕不僅僅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以扣人心弦的敘事對物理學、宇宙學的終極命題進行了追問。諸如“大自然真是自然的嗎？”、地球文明乃至整個宇宙的最終命運這樣的問題，是那些僅僅放眼寰球以探尋中國的國際地位，或者僅僅聚焦于生產生活中的應用性課題的小說，幾乎從未費心去思索的；啟發讀者求索這樣的問題，也從不是“科學普及”這一功利性要求的題中之義。

從“保國保種”到“落后就要挨打”，從“變法圖強”到“向現代化進軍”，中國自晚清以來的發展長期受困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深重憂患，承受著趕超邏輯的沉重壓力；而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新一國之民”、“導中國人群以進行”等觀念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科幻，在承擔科普重任的同時，也常常將科學技術的幻想與富國強兵的理想相混合，并因此表現出極強的技術崇拜傾向。這些小說對科學技術的偉力予以富有激情的描繪，卻總是缺乏對基礎科學理論的終極關懷。

與它們相比，劉慈欣用以構架《三體》系列的核心設定——“宇宙社會學”，固然可以解讀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在宇宙尺度上的極致推演，但它在原著的上下文里，首先是劉慈欣以物理學家大衛·布林關于地外智慧生命的“大沉默”理論（存在著一種還不為人類所知曉的危險，迫使所有比人類更智慧的地外文明保持沉默）為藍本，對科學史上眾說紛紜的“費米悖論”（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話，它們早就應該出現在這兒了）進行的嘗試性解答。而這種“天問”的提出和回答，又是通過富有戲劇性的故事情節抽絲撥繭般地逐步解開。劉慈欣將他所設想的這種宇宙社會學與超弦理論關于十維空間的物理學論說相結合，對宇宙演變史進行了極具沖擊力的宏大演義。

在《三體》系列中，人類社會的未來命運就是在這樣的宇宙學視野下得到想象和書寫的。劉慈欣利用冬眠技術和光速飛船等手段，使故事中的人物得以超越生理壽命的限制，從而使讀者能夠追隨這些“公元人”的視角，見證“后公元”人類的命運，直到時間的盡頭；他將第三人稱限知敘事和全知敘事有機地結合起來，并且在敘事中適當地插入審訊記錄、通話記錄、回憶錄等“歷史文獻”，巧妙地滿足了讀者接受“未來歷史”所需要的信息量，完整地講述了一個在時間跨度和空間尺度上都極為巨大的精彩故事。

《三體》系列的敘事融合了外太空和未來這兩大科幻母題，在空間和時間兩個向度上架構了基于科學認知的陌生化世界，使讀者得以從嶄新的視角來觀照自己的生命狀態與生存境況。在這個意義上，劉慈欣對于超信息化社會、超全球化社會、女性化社會、太空城社會、星艦文明的描繪，關于險惡太空環境對人類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深刻挑戰的設想，對于極端情境乃至末日情境下人群應激反應的敘寫，等等，都值得我們予以嚴肅而認真的思考與探討。

中國科幻文學誕生已愈百年，《三體》系列堪稱第一部躋身“世界名著”行列的長篇巨作，而這種成就的達成，正是建立在對于科普的超越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