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為美國海軍軍事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副教授、中國安全政策專家萊爾·戈德茨坦（Lyle Goldstein）的新著《相向而行：如何緩和美中之間日漸顯現的競爭關系》（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的序章。由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高級項目協理朱穎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研究生米詩雅翻譯，作者本人授權翻譯發表。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與美國亞特蘭大卡特中心中國項目（The Carter Center China Program）授權澎湃新聞“中美策”專欄獨家首發。

萊爾·戈德茨坦（Lyle Goldstein）的新著《相向而行：如何緩和美中之間日漸顯現的競爭關系》（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自年輕的海軍陸戰隊中尉約翰·燕西(John Yancey)在東北亞某個不知名山丘，親眼目睹自己半數將領遭中方槍擊陣亡至今，60年時光已逝去。隨后，他轉向那些幸存的部下，說：“堅守崗位，像海軍一樣從容赴死?！本瓦@樣，1950年底，一千多名美國士兵在長津湖戰役的猛攻中喪生。

這是一場不該發生的戰爭，就在兩周前，遠東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還在威克島和總統哈里·杜魯門的一次會晤中確保說，中國軍隊介入朝鮮戰爭的幾率“很小”，盡管北京高層警告過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就意味著“嚴重威脅中國安全”。

知史以鑒今。在中美沖突繼續呈現危險勢頭的今天，對所有關心中美關系未來走向的人來說，深思并回顧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美間戰火紛飛的朝鮮戰爭，以及在此戰役中喪生的美國士兵，都是至關重要的。

冷戰及其意識形態已成為歷史，但中美之間潛在的軍事沖突在過去十年間不斷升級，且涉及中國南海、東海、朝鮮半島及印度洋等更多區域。

目前的地緣政治競爭和冷戰早期相比，有一個懸殊差別：1950年的美國正處于鼎盛時期，中國卻因數十年的戰爭及內亂而元氣大傷。然而，如今，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實力急劇增強的中國，因此伴隨而來的風險也更為顯著?？紤]到兩國綜合實力，今天的中美如若交戰，用“朝鮮戰爭”的規模來對比并不恰當，其嚴重程度將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也是自一戰以來的百年間備受關注的議題。

太平洋兩岸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們幾乎一致同意這種災難性的沖突在所難免，但他們至今仍未提出明智有效的理論框架，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把中美關系從災難邊緣拉回正軌。因此，迥異于業內其他中美關系的相關研究，我的這本書開宗明義地集中探討如何通過雙邊合作實現“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而非急轉直下的趨勢。

美國海軍軍事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副教授、中國安全政策專家萊爾·戈德茨坦。

本書不同篇章共提出了上百條政策建議，不是因為這些政策建議能涵蓋所有抑制沖突惡化的政策，而是嘗試就雙邊關系中最棘手問題展開真誠的對話，并給予相應政策方案。

很不幸地，目前中美間對抗已蔓延到地緣政治、經濟，甚至文化等各個領域，并顯現在全球各個角落。筆者在華盛頓和北京都親身感受到出于強烈的恐懼和厭憎、零和博弈的心態而導致的敵對及日益危險的相關政策。

就算還未發生，五年內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同時，中國穩步提升了軍事實力和武器科技，某些領域甚至比美國更先進，比如不容小覷的反艦導彈。此外，雙邊關系的意識形態把民主和市場主導型模式與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對立起來，更在已甚為棘手的事態上火上澆油。

在2011年春季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報告中，李侃如和王緝思為觀察中美關系的學者們審視現實提供了很好的樣本。他們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盡管已進行的60多次中美對話都旨在加強互信關系，中美間正被“戰略互疑”的陰云籠罩。

在解釋中國對于“戰略互疑”的看法時，王緝思坦言：“中國的一些高層官員曾公開宣布美國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這種觀念尤其在中國的國防和安全部門以及黨的意識形態部門中得到普遍接受。”李侃如也坦呈了同樣疑慮重重的美方觀點：“美國……擔心……中國會試圖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又擔心中國從根本上把中美關系看成一種零和博弈?！蔽覍⒃诶钯┤绾屯蹙兯嫉拈_拓性報告的基礎上，繼往開來地提出新的建設性動議，并汲取他們的靈感以激發更多創造性思維。

實際上，兩國領導人都已認識到雙邊關系正滑向令人不安的方向。2013年6月加州太陽谷的習奧會便是一個明證。會議的安排無疑是積極的——在不設固定日程，也沒有很多顧問們介入情況下，讓兩國元首能共渡很多“自由時光”。會議成果之一就是習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雖然毫無疑問很多人會認為這個概念有些空泛，但不可否認此概念的提出確實表現出中國對中美關系的重視，承認中美關系對于兩國和世界而言都舉足輕重。也許更重要的是，“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說明北京清醒地意識到了縱容大國間對抗的潛在危險，以及突破這種競爭格局的必要性。

但此后令人憂慮的軍事沖突仍在持續，舉例來說，2013年12月中美軍艦南?！皩χ拧笔录?014年8月中美戰機東海險些走火，都讓我們遺憾地意識到，中美關系缺乏穩定基礎。

2014年11月北京習奧會在很多領域都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如碳排放量、貿易、中美簽證互惠及構建軍事互信等。習主席提到“滴水成池”，而奧巴馬總統說：“中美攜手合作將惠及世界。”然而華盛頓外交政策制定者們對此滿腹狐疑，奧巴馬政府也持相似的懷疑態度。

長遠來看，對于如此重要的兩國關系，輕忽地對待“新型大國關系”這個概念可能導致嚴重后果。排斥“新型大國關系”的提法，很可能對中國戰略家們而言意味著，只有美國政府才能制定兩國關系的框架，亦或更糟：就算會引起沖突和軍事對抗，美國政府對于現有新興大國和守成國的關系很滿意。對中國政府來說，這種做法傳達出錯誤的信息，也很不幸地表明當今中美關系合作的根基尚淺。

我堅信合作的基礎是能傾聽和理解對方的想法，所以我的這本書在立場上和上述的猶疑態度截然不同。雖然“新型大國關系”目前僅是一個概念，拙著有志于簡明扼要地為其填充具體細節。并借助眾多中美學者涵蓋的信息與觀點，以具體建議搭建必要的知識框架，為舉足輕重的中美關系奠定堅實基礎。因此，我在書中考察了兩國關系中包括匯率政策、綠色科技產業，乃至中國南海等主要關節點，以期作為業內人士改善中美關系的實用手冊。

在研究國際關系及面對棘手問題時，學者們通常對給出具體明確的動議三緘其口，更傾向于強調價值中立的理論體系。這些當然都很重要，但我在政府的親身經歷，加上和決策者們打交道的經驗都證明，更為緊迫的，其實是以嚴謹的政治學分析為基礎，提出明確、可執行的政策建議。也就是說，我們在規范化處理中美關系方面還大有可為，而此關系不僅是本世紀全球范圍內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也可能成為未來好幾個世紀內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

除了常見的考察眾多現有中國文獻的研究方法外，這本書還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以期在一系列棘手問題上從政策制定方面促進中美關系的穩步發展。我們可以把“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看成是“急轉直下局勢”的另一極，后者這種惡性循環通常被認為是當領導者面對安全困境時產生恐懼和誤解的后果。而在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中，可以通過漸進地相互合作逐步達到更廣泛長遠的妥協，由此樹立起對雙邊關系的信任與自信。誠然，實施這些步驟并不容易，但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只要通過循序漸進的互動，這些步驟將成為政策實施者的實用指南。

“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吸收了國際關系理論中建構主義、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等重要傳統，在本書中被應用到處理中美關系諸多棘手的政策困境。

實現這種良性循環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要確?；セ菪?，二是必須找到確鑿的合作起始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們需要循序漸進地邁向終點。就算終極目標看來遙不可及，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將帶來顯著成效。舉例來說，如果沒有日積月累與持續努力，今天的歐盟就絕無可能成立。

從上述建議的“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回到我撰寫拙著的初衷與邏輯，我認為本書的前提是：歷史不容掩蓋或忽視。

因此，我在書中第二章匯集了最新披露的一些中西方處理東亞時局的歷史文獻，第三和第四章則分別集中討論臺灣問題和經濟關系。這些章節也介紹了“螺旋上升的合作關系”這一概念，此模式將貫穿全書。

第五章著重闡述了，中美在環境領域的合作所取得的顯著進步，同時特意把焦點集中在涉及氣候變化的所有重要議題上。

第六章順延前述經濟和環境關系，進一步討論中美在發展中國家的互動。

第七章是關于國際舞臺上的地緣政治，包括中東局勢不穩的困境，以及中美戰略性合作可能為此帶來多少希望。隨后的章節從探討全球范圍內中美合作的可能性過渡到十年來一直困擾東亞政治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威脅著東亞的新興繁榮，而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讓當今世界都目眩神迷。

因此，第八章到十章倡議中美加強合作共同解決朝鮮半島的頻發危機，中日間的敵意及緩解東南亞急轉直下的緊張關系。

鑒于印度可能在未來與中國的角色相當，第十一章探討了印度、美國與中國的三邊關系如何能促進穩定和平，而非持續目前不斷升級的大國對抗局勢。

第十二章總結了一些問題地區間的脈絡關系（如臺灣和朝鮮半島地區），并提出了螺旋上升合作關系的終點，著重于中美整體關系的安全維度。

螺旋上升的三個關鍵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結尾討論的三個關鍵點，這些關鍵問題若處理不當，可能會損害中美螺旋上升合作關系的未來。

第一個關鍵點是人權問題。美國應該和一個根本價值觀不同的崛起國家積極尋求合作嗎？

第二個關鍵點是“G-2”。“中美共治”本質上就不公平且在很多方面都不成熟。其他諸如日本這樣的大國將如何反應？就更別提那些在兩條大鱷中求生存的小國反應了。

最后一個關鍵點，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反對意見，即中美接觸合作可能導致的“綏靖主義”。如果中國安全方面的顧慮被容忍接受，北京會不會要求更多讓步？

我在本書結論部分對這些關鍵點均有回應。在此當可斷言的是，無論是中國人權議題，還是與“第三方”關系的最重要問題，都將從中美兩個超級大國間的合作式雙邊關系所產生的穩定發展中受益。至于回應“綏靖主義”的指控，這本書很可能把北京的強硬派惹得比華盛頓鷹派還火大，因為我倡議雙方都做同等程度的退讓—— 也是唯一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做法，因為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把己方意愿強加在對方身上。

我在書中還指出了這樣一個現狀——亞太地區大部分的緊張關系源自未能創立與真正大國關系相匹配的決策框架。最終和平與穩定的源頭將是中美兩國首先謹慎地建立協商后的共識，而后再由其他國家和小國進一步修正。對于崛起大國而言，新的世界秩序正需要這樣的架構和過程。本書順應了這一國際政治的新時勢。

因此，當看到本書表現出很大誠意要滿足北京在亞太地區影響力范圍內的需求時，讀者無需訝異。如書中自始至終用大量細節指出的那樣，這個判斷的前提是全球與地區秩序的新時勢，以及在現實基礎上對中國意圖的積極和正面闡釋。我們需要謹記，中國并沒有海外軍事基地，且在30多年里都沒有大規模使用過武力。實事求是地說，在世界舞臺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給中國一個合適的位置，將真實地有助于美國的發展并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