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都一處”和“六必居”是兩家著名的老字號，有關它們的傳說許多人并不陌生。

乾隆十七年（1753年）臘月三十晚上，北京城里的店鋪幾乎都打烊回家過年了，只有前門附近的一家小店還在營業。子夜時分，來了一主一仆模樣的兩個人。他們吃了一頓可口的飯菜后并沒有離開。當他們發現這家小店并無招牌時，就讓店主拿來筆墨，主人模樣的人寫下了“都一處”三字，是說這時開張的店在京都只有這一家了。不久，宮中送來一塊虎頭牌，店主才知道來吃飯并題字的人是乾隆爺。這個傳說是真是假已無法證明了，但“都一處”的確成了老字號。不知道當年乾隆爺吃的是什么，讓我留戀至今的是它的燒賣，薄皮大餡，一咬一口油，真香啊！

都一處

另一個是關于“六必居”的。“六必居”也在前門附近，是明代時官員們早朝之后常來喝個小酒、聊聊閑天的地方，連當朝宰相嚴嵩也常來。盡管在今人看來嚴嵩是奸臣，但他其實也是大書法家，又位極人臣，能請他給寫個店名，生意定會更加興隆。不過嚴嵩的字不好求，他們就去找嚴夫人。嚴夫人想了一個辦法，寫了許多幅“六必居”的字，嚴嵩看了認為寫得不好，就自己寫了一幅讓夫人臨摹。后來這幅字就被刻成了“六必居”的店牌。這個故事也只能聽之一樂，但“六必居”之盛名卻非虛傳，至今不少老人都非“六必居”的咸菜不吃，大醬不用。

知道這兩個傳說的人不少，但知道這兩家店為山西人開的并不多。“都一處”為山西李姓青年所開，他所制作的馬蓮肉和晾肉堪稱一絕。乾隆皇帝去吃飯時，李掌柜已去世，店主是他的妻子蓋素珍。“六必居”為山西臨汾人趙存義、趙存仁、趙存禮三兄弟所開。他們經營“開門七件事”中除茶之外的“柴、米、油、鹽、醬、醋”。這六樣東西是日常生活離不了的，故有“六必”之說。

在當年京城的晉商中，這兩家店絕對談不上大，主人亦小康而已。但從這兩家店我們可以看出，山西人無處不去，無一行業不經營，而且出手就成功。山西人經商之才能可見一斑。

再來說北京，從明代起山西人就在北京經營著各個行業，幾乎無所不包。所開的名店除“都一處”“六必居”外，還有經營紙業的“洪吉紙號”、經營藥業的“萬全堂藥店”（早于同仁堂）。山西人在北京有多少商號、多少商人已不可考，但在北京最早建商人會館的是山西人，會館建得最多的也是山西的會館，達32個。

當然，到北京經商只是山西人順手玩玩。山西人在其他許多地方的買賣比北京大得多。近代學者嚴慎修在《晉商盛衰記》中寫道：“南則江漢之流域，以至桂粵；北則滿洲、內外蒙古，以至俄國莫斯科；東則京津、濟南、徐州；西則寧夏、青海、烏里雅蘇臺等處，幾無不有晉商。”再來看具體的記載：“漢民至（黑龍）江省貿易，以山西為最早。”“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在中國西部地區活動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人。”四川打箭爐“城以 內所駐商賈，惟秦、晉兩幫最伙。”康熙皇帝也說：“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易，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蓋寡。”《清宣宗實錄》中則有“太谷、平遙、介休各縣民人，多在廣東及南省等處貿易”的記錄。山西究竟有多少人在外經商？根據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平遙等地的調查，有從商經歷的人占成人的一半以上。

在這樣廣闊的土地上有這么多的山西人在經商，哪個省可以與之相比？徽商也算第二商幫了，但他們主要還是在南方富庶之地活動，很少去到偏僻、邊遠的地方，更別說國外了。至于其他的商幫，都是一些地域性相當強的商幫。與晉商相比，他們都要用一個“小”字來形容。晉商成為天下第一商幫，不僅僅在于它有富甲海內的大戶，還在于它形成了一種大規模的群眾性經商運動。就連梁啟超先生都說，能讓他“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只有“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的山西商業”。

在這種廣泛的經商過程中，晉商不僅富了自己，而且還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為富一方。

清朝統一中國，為商業發展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環境。乾隆初年 為了加強西北蒙古地區的防衛力量，清政府將右衛將軍改為綏遠將軍，其所屬的八旗子弟軍隊由右玉移駐綏遠，進行屯田耕種，并鼓勵內地百姓前往口外開墾荒地。綏遠地區的農業得到發展，前來經商的山西人很多，后來最著名的就是喬家和大盛魁。

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先在包頭一帶當伙計，以后與秦氏合伙開了一個草料鋪，兼營豆腐等小吃和雜貨。該店成功后，秦氏兒子不肖，全由喬家接管，以后發展為經營各個行業、有十幾家店鋪的集團。因為這些店鋪的名字中大多有一個“復”字，故喬家在包頭的商號統稱為“復”字號。這家商號對包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先有復字號，后有包頭城”的說法。另一家對內蒙古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的商號是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縣的史大學、張杰創建的大盛魁商號。其總號原來在烏里雅蘇臺，后遷至歸化。他們經營的商品包括茶葉、煙草、綢緞、糖、鐵器、蒙古靴子、木碗、藥材、牲畜、凍羊肉、皮毛等。大盛魁在極盛時幾乎壟斷了蒙古牧區市場，對發展這個地區的生產、活躍經濟、改善牧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喬家大院

廣大的北部邊疆本來是荒涼而貧窮的，晉商在改變這種狀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歸綏地區從清初開始移民開荒種地。山西人在這里經營皮業、餐飲、肉、藥材、紙張、百貨、鐵器、木材木器、油漆、典當、錢莊、票號、理發、修鞋、縫紉等，既滿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也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移民增加，到光緒十年（1884年）時已有“士農工商數十萬戶”。庫倫（今烏蘭巴托）和多倫原來為落后的草原，山西人在這里主要經營牲畜，對當地的開發起了重要的作用。到宣統末年，庫倫地區已有近二十萬人，超過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兩個地區的總和。

山西人在東北的貿易應該是從明代中期在遼東設東馬市正式開始的。這里原來地廣人稀，自山西人來后城市人口逐漸增加，沒有店鋪的地方也有了店鋪。晉商大戶太谷曹家正是從遼寧的朝陽起家的，所以有“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城”之說。據不完全的資料，在奉天（今沈陽）的山西商人有一百三十余人，當然這些留下名字的只是大店鋪的東家或大掌柜，實際在此經商的山西人十幾倍于此數。他們還來到吉林、黑龍江一帶。東北的晉商主要從事糧食的生產、運輸與銷售，組織當地土特產（包括人參、鹿茸等）的運銷，以及從事釀酒業和榨油業。這些經商活動使東北經濟發展加快。到宣統末年，東北人口已達一千八百多萬，比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增加了近六倍。

山西商人在新疆哈密、巴里坤這一帶的活動始于康熙末年，是隨清駐防而去的。起初以運糧為主，后來經營茶葉，并向內地販賣玉石。此外，晉商還在四川雅州、青海松潘這一帶經商。

博物館里的晉商

晉商在各地經商都對當地有重要影響，即使像蘇州這樣繁榮的地方，晉商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道光八年（1828年），由于商業用銀多由票號匯兌，蘇州市場上少了數百萬兩現銀而使市場波動、物價飛漲。這些發達地區的經濟和商業本來就發達，晉商的到來，再重要也是“錦上添花”；而對于北部落后地區，晉商的到來就是“雪中送炭”。所以，我們重點介紹了晉商在北部邊疆地區的活動與影響。

記得有一幅表現“領袖走遍全國，山也樂來水也樂”的畫。我想如果畫一幅晉商在全國活動的畫，就應該寫上：“晉商走遍全國，商也富來民也富。”今天當我們為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而歡呼時，不要忘了當年晉商的歷史功績。

（本文摘自《游山西 話晉商》，梁小民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版。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