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華陰一個擁有6個孩子的家庭。 CFP 資料

在有關生育政策的討論中，一種常見的觀點是，農村家庭孩子生得很多，所以中國的生育率不會太低。例如，《環球時報》2015年7月15日的社評《罵計生者比當年批馬寅初還瘋狂》就寫道：“……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甚至國家對多生者給予獎勵，這樣的鼓勵生育政策短時間內肯定不會在中國出現。去中國農村基層看一看，了解一下更廣范圍的生育情況，就知道這是為什么了。”雖然社評并未給出具體數據，但言下之意農村家庭孩子生得很多，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看法在大城市尤其普遍。重要原因之一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人們發現這些年輕人很少是獨生子女，不少甚至來自三孩、四孩家庭。偶爾造訪農村也能得到相同印象。例如，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巖松2014年5月在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就談到：“1998年抗洪報道，我發現無數個沿江家庭，都是三四個孩子。我在《面對面》做了一期《人口大堤防管涌》，強調超生現象。節目播完幾分鐘，江澤民總書記給計生委的主任張維慶打電話，接著張維慶寫給我一封親筆信，當天上午就召開全國電話會議?！碑敃r中國生育率已經遠低于更替水平，但這一事件可能致使計劃生育變得更為嚴厲。

關于農村的生育率錯覺

但實際上，看到很多三四個孩子的家庭就以為生育率很高，完全是一種錯覺。不妨先看一個假想的例子。假設圖1顯示的是一個農村幼兒班的情況。其中，第二排不同顏色的小人圖標，分別代表3個獨生子女、4個來自兩孩家庭的孩子、3個來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和4個來自四孩家庭的孩子。如果只看這14個孩子，會發現來自三四孩家庭的孩子有7人，占了一半；而獨生子女只有3人，不到1/4，給人的感覺是生育水平很高，人口要膨脹。但真的如此嗎？

如果把眼光放到他們父母輩身上會發現，7對夫妻中，3對生了1個孩子，2對生了2個孩子，1對生了3個孩子，1對生了4個孩子。 這樣，7位母親只生育了14個孩子，生育率只有2.0（14/7）。權威數據顯示，目前我國不孕不育患者已超過5000萬，平均發病率為12.5%~15%。也就是說，每8對夫妻就有一對不孕不育。如果在圖1中再包括一對不孕不育的夫妻，那意味著一共8對夫妻16人只生育了14個孩子，生育率只1.75（14/8）。

根據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國的生育率更替水平是2.2，即平均每對夫妻需要生育2.2個孩子才能維持孩子數量與父母輩持平。在圖1中，這體現為父母輩當年平均需要出生17.6（2.2×8）個人，最終才會有8位女性存活到生育期。在2.2的更替水平下，1.75的生育率意味著每代人將減少20%（1-1.75/2.2）。

也許有人會說，上述例子中很多孩子來自同一家庭，與現實不符。比如，4個四孩家庭的孩子就來自同一個家庭。但實際上，這些孩子不管是來自同一個還是不同的家庭，對我們的結論都毫無影響。

下面看一個更抽象的例子。假想全社會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數是2，已經低于替代水平2.2。再考慮1/8不孕不育的比例，平均生育孩子數只有1.75。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我們會發現每6個孩子中，來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別是1個、2個、3個。在這個假想的情形下，獨生子女僅占全社會孩子的1/6，來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卻占到一半，給人的感覺是到處都是“超生”的孩子，生育率很高，人口會膨脹，但實際生育率卻只有1.75。

換言之，如果周圍的孩子有一半是來自三孩的“超生”家庭，只有六分之一是獨生子女，人口不僅不會膨脹，反而還會以每代減少20%的速度萎縮；而在嚴禁三孩的政策下，人口每代至少可能會減少40%以上。

這種直觀高估生育率的錯覺之根源是，來自多孩家庭的孩子會以更大的概率出現在人們視野中。假設一半家庭生一個孩子，一半家庭生三個孩子，那么見到三孩家庭孩子的概率是見到一孩家庭孩子的3倍，讓人們誤以為三孩家庭數量是一孩家庭的3倍，但其實他們的數量是相同的。不同家庭生育孩子數越不均勻，錯覺也就越嚴重。

簡言之，當人們感覺來自三四孩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時，生育率剛處于替代水平；當人們感覺二孩家庭孩子很多時，生育率已經遠低于替代水平了，人口規模最終會持續衰減；當人們感覺到處都是獨生子女時，生育率已經處于極低水平了。因此，只有當周圍普遍都是來自三四孩家庭的孩子時，那些生一孩或不生孩子的家庭所造成的虧缺才能得到彌補，這個民族也才有可能正常繁衍下去。

錯覺背后是生育率高估

正是因為這種錯覺的存在，兩孩甚至三四孩的普遍出現，也絲毫不意味生育率很高。這點可在其他國家得到印證。例如，去訪問日本的人會發現，無論是在東京地鐵還是農村，兩孩甚至三孩的家庭都普遍，而獨生子女卻很少見。但日本其實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根據日本的官方數據，在過去10年間，日本生育率處于1.26-1.45之間。沒有人會質疑日本統計數據的準確性。

但在中國，統計數據信譽缺失，加上人們對計劃生育政策干擾的聯想，使得直觀高估的錯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生育率的認知。甚至一些人口學家也可能被這種錯覺蒙蔽，覺得調查出來的生育率與他們的直觀感受不符。例如，根據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是1.18、1.04、1.26、1.24，但計劃生育部門卻把生育率數據調整到1.5至1.6之間。理由是存在瞞報現象。

考慮到直觀上嚴重高估生育率的傾向，國家統計局的生育率數據可能遠比計劃生育部門調整后的數據更符合實際。 根據人口普查的詳盡數據來核實歷史抽樣數據會發現，除了在1980-1996年漏報比較嚴重外，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的生育率數據基本是準確的，而計劃生育部門調整后的生育率一直高估得離譜。

中國社會對中外生育率的感受存在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無論在國內的街頭、景區還是農村，很多中國人見到多孩的中國家庭會覺得詫異，而他們在發達國家看到外國父母帶著兩三個孩子則會覺得理所當然。盡管如此，要說起生育率來，許多人卻又頑固地相信中國的生育率要比發達國家高。

這種現象在人口學界也經常出現。例如，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生育率處于極低水平，有些學者就質疑，中國的生育率怎么可能比歐洲還低呢？近年中國的生育率普遍低于歐洲，對此已經沒有疑義，但針對國家統計局的最高不到1.3的生育率，又有人想當然地質疑，中國的生育率怎么可能比日本還低呢？

這種想當然的背后，除了此前提到的直觀上高估生育率的錯覺外，就是長期的“一胎化”政策，讓人們潛意識中把每家只有一兩個孩子當成了正常狀態。在這種潛意識的映襯下，三四孩的所謂“超生”家庭很容易造成心理沖擊。這種沖擊對那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們尤其強烈。他們普遍只有一個孩子，卻看到外地年輕人源源不斷涌入，令城市人口越來越多。當他們再了解到，這些農村來的年輕人很多都有好幾個兄弟姐妹時，自然的心理反應是，計劃生育實行了這么多年，怎么還有這么多“超生”的呢？由此，他們會錯誤地得出結論：農村人實在生得太多了。

農村“超級家庭”是正?，F象

此外，媒體對一些“超級家庭”的報道，也會強化“農村生得太多”的假象。例如，2015年1月底，很多媒體都報道說，四川省一對夫妻17年間共生養了11個孩子。這一報道讓很多人驚奇不已，以為農村要人口爆炸了。但事實上，在一個正常的、哪怕是低生育率的社會，出現十幾個孩子的家庭再正常不過。

中國在1990年代的男女出生比是118:100。假設所有農村家庭都一直生育到有男孩為止，那平均每個家庭的孩子數也僅為1.85[(1+1.18)/1.18]，仍遠低于更替水平2.2。

中國這種多孩家庭的新聞與西方國家比起來不足為奇。例如，2014年12月15日，國內很多媒體就報道了英國一位39歲的媽媽將生第18個孩子的新聞。而英國的人口不到中國的1/22，生育率也低于更替水平。在西方國家，這種多孩家庭不僅出現在以“超級媽媽”為要點的報道中，也會出現在公眾人物身上。例如，德國家庭事務部女部長生育了7個孩子，盡管德國是歐洲生育最低的國家之一。

就個人經歷，本文作者之一在美國念博士時的同學Hilton Sterling的兄弟姐妹有9人，而他太太有兄弟姐妹6個。得知同班同學在倡導自主生育，Sterling于2012年特意寄來了下面的家庭照。這是他父母家庭團聚時與孩子們的合家照，加上未到場的23人，他父母及以下的直系親屬和配偶，包括Sterling領養的一位黑人孩子，一共有80人。 因為個人所知的范圍要遠遠小于媒體覆蓋的范圍，周圍朋友的家庭有這么多孩子與新聞媒體報道的意義是不同的。不過，美國的生育率也只是接近更替水平。

農村低生育率也已是事實

中國農村學校和學生數量的急劇萎縮也印證了農村的低生育率。根據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數據，從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數量從55萬所減少一半多，到26萬所，而全國6-14歲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從2000年的2.05億減少到2010年的1.58億。也就是說，減少了22.9%。盡管這種萎縮可以部分歸因于城市化，但農村的低生育率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中國極低生育率背后是極低的生育意愿，這已經為各種生育意愿調查所印證。

例一，根據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東、中、西部地區依次為1.70個、1 .74個、1.77個。未婚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46個，明顯低于已婚育齡婦女的1.76個。

例二，《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刊發的論文《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基于1980-2011年間開展的227項關于中國人生育意愿的調查結果，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縱向變化趨勢。研究發現，1980年以來中國人理想子女數呈減少趨勢，平均理想子女數基本穩定在1.6至1.8人之間。

為核實這些結論并避免選擇性偏差，我們以“生育意愿”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檢索出1990至2010年間刊發的共211篇文章，綜合這些文章中的475張表格共280897人的數據得出表1。該表顯示，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鄉生育意愿都在下降，而2000年代的城市和農村生育意愿分別為1.39和1.79，外出務工者介于兩者之間。

這些調查分析表明，近年來中國的生育意愿已遠低于更替水平。甚至中國農村的意愿孩子數都不到1.8， 而生育意愿非常低迷的日本、韓國的意愿孩子數都還要超過2（Yamaguchi和Youm, 2012）。更為嚴重的是，實際生育率通常要低于生育意愿或者理想孩子數。比如，在日本和韓國的調查中，理想孩子數都超過2，但實際生育率卻都不到1.45。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實際生育率與生育意愿的差距可能越來越大。造成這種差距的既有不孕不育等生理原因，也有經濟和社會的現實壓力。

所有控制中國人口的理由都站不住腳

農村的生育意愿如此之低有很多原因。一是大量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面臨更大的生活壓力并脫離了之前的親友氛圍。二是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逐漸提高，養育孩子的現實和機會成本都在增加。三是傳統的生育文化遭受破壞，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觀念都在淡化。四是城市化和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中小學數量的大規模縮減導致農村學生上學平均多走4公里（參見2012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報道），增加了孩子和家庭的負擔。

而且，隨著城市化的提升，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會不斷下降。這意味著，農村相對于城市較高的生育率對整體生育率的貢獻會越來越小。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農村人口占比在2010年為50.32%，到2014年底降到了45.23%。假設農村的生育率比城市高出30%，即使農村和城市的生育率維持不變，那么城市化率從50%上升到80%就會導致整體生育率下降8%。

中國的生育率處于極低水平已無懸念。中國農村的生育率雖然高于城市，但卻依然遠低于更替水平。由于農村的生育限制政策比城市寬松，全面放開生育對農村的效果會小于對城市的效果。而且，無論是從海外人口形勢的變化、各種生育意愿調查的結論、低生育率惡性循環的經濟學分析還是“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即使立即全面放開甚至鼓勵生育都無法將生育率長期恢復到更替水平，中國人口的極度老化和急劇萎縮已不可避免。

從人口趨勢、資源、環境、經濟、文明傳承等各方面的深入分析，這種人口坍塌的趨勢，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所有控制中國人口的理由都像本文所敘述的錯覺一樣，乍一聽有些道理，但深入分析就會發現都站不住腳。特別是，不應再以農村的所謂高生育率作為持續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