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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新:中元之夜說浦江
“最悲傷的淚水灑在英年早逝者的墳頭,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還有很多事沒有做。”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這句話最適合用在劉浦江身上。今年1月6日我在普林斯頓收到幾個老師幾乎同時發來的短信,知道浦江已在墊江去世。到辦公室枯坐一天,什么都做不下去,只在微博上發了一條:“失去他,是北大中古史中心三十年來最大的損失。浦江走好,天國也有讀書處。”那以后每逢有人讓我寫點什么,我都推辭了,即使不得已而答應下來的,也遲遲無法動筆。剛剛承受了田余慶先生的遠去,再經歷同輩人的長別,回憶和紀念無疑是一種我竭力想要回避的折磨。
最后見到浦江,是元旦前他得知病情惡化動身回墊江老家的前一天,我跟著鄧小南和榮新江等去腫瘤醫院,隔著監護室的大玻璃窗用對講機說話,那真是一種無法描述的訣別。但見浦江說對自己的人生很滿意,唯一托付的事情只和學生相關,我又感到莫大的震動。我不知道自己若是躺在那張病床上,面對前來告別的多年同事,能不能做到如此平靜、如此從容。從醫院回家,凌晨兩三點因時差醒來,我從書架上找到浦江的《松漠之間》,讀了其中的《春水秋山》和《再論阻卜與韃靼》。浦江的文字和他說話有點像,簡明平易,節奏飛快,讀的時候就想象他正在會議上宣講自己的論文。
其實《再論阻卜與韃靼》我是很熟悉的,這正是他2004年10月間提交給由剛成立的民族史教研室主辦的一個小會的論文,此前他的論文我只認真讀過有關遼代橫帳的那一篇。我和浦江熟起來也是從那時開始。這之前雖然做了近十年的同事,卻沒怎么閑聊過,甚至也沒有談過彼此的研究,只有一次他提起我在《中國史研究》上那篇討論十六國歷運的小文,表示不大同意,但也沒有多說。我對他的印象,是比較書生氣。我讀過他在《讀書》上那篇《正視陳寅恪》,沒有太多共鳴。最早的印象則是我剛留校時,參加年末的青年教師座談會,聽過浦江的發言。記得那次他火氣不小地批評學位制度,強調學位不等于學問——當然批評的對象很明顯是當時的提職和評價體系。此外我對他似乎就沒有什么印象。聽幾位同事說他的學術特點是文獻底子特別好,我想他既然很受鄧廣銘先生器重,那必是有某方面的過人之處。
對浦江的學術開始了解得多一點,是我把學習重點確定在民族史之后。因為本科不是學歷史的,我的專業知識有很多缺陷,對契丹女真史就是略知皮毛。有一次系里開會,我恰好和浦江坐在一起,聊起某個跟契丹史料有關的問題,我引陳述的說法,他嘲笑了我。那以后我才開始讀他的論文,一讀之下,慚愧我對遼金史的進展全無所知,也驚嘆浦江不止在文獻方面出類拔萃,分析和闡釋能力亦不同凡響。那以后我有機會就會和他聊幾句遼金史,我注意到,雖然他常常一開口多作驚人之語,但接下來他會平心靜氣、條分縷析,見解常常很通達。
2004年,在銳意改革的系主任牛大勇的支持下,我們幾個偏重古代民族問題的斷代史教師考慮成立民族史教研室,主要人員是王小甫、劉浦江、張帆、黨寶海,再加上我。我不記得是我還是浦江先提出這個想法的,但推動教研室成立則主要靠他。他在系領導主持的一次座談會上,如數家珍般分析全國各高校的民族史教學、科研和人員現狀,聽的人無不贊嘆他竟然掌握這么多信息。那時他已經下了很大功夫學習契丹文,我在學習突厥文,張帆、黨寶海也開始重視蒙古文和波斯文,加上王小甫長期以來本就重視民族語文,所以我們這幾個人確有一點志同道合的意味。浦江不僅重視語文和文獻,而且還很注意理論,特別是重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很多研究。他關于契丹父子連名制的兩篇文章,可說是他多方面學術優長的集中體現。幾年前他忽然夜里來電話,和我談契丹的人牲人殉問題,談了個把小時,其中涉及語文學分析和人類學數據,范圍很大,材料豐富,顯示他的研究方法可能正在轉型。
這幾年大家都稱贊浦江出眾的行政能力,希望他出任系主任,誰知“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令人嗟傷。2006年浦江初任系副主任時,說過愿意做出犧牲的話,我感覺他比我境界高。時下很多人以為擔任行政領導就是做官,做官還有什么境界?殊不知官與官差別可大了,浦江做官,你會感覺他真是一個服務員,有這種領導,絕對是一個單位的大幸。不過從學術發展上來說,我覺得浦江更應該集中精力做研究,把自己的優長發揮到極致,那樣必定可以大大有助于提升我們的遼金史和民族史的整體水準。
浦江去世后,我讀了能找到的幾乎所有悼念文章,發現涉及私人情感的文字很少。這也許是浦江的另一個特點。我自問算不得浦江的朋友,我們之間的談話從未及于彼此家庭,一直到最后訣別時,我才知道他的夫人原來是中文系高我一屆的同專業同學。他到了最后,仍是一言不及于私。但是,那么多人對他的去世所表達的悲痛卻說明,私交之外仍然可以有真摯而深切的情感。這又是令人羨慕的。
今天是七月半,一個特別的月圓之夜。納蘭詞有句,“莫對月明思往事”,何況在今夜。正如杜甫的詩句:“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果真有另一個世界,大概浦江還是在讀書寫作,還是穿著他那件淡藍色的休閑西裝。也許在醫院告別時浦江自己的總結很有道理,既然能夠自由地讀書,無論生死,都還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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