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宮博物院為了迎接90周年大慶而推出的“石渠寶笈特展”在北京隆重開幕。據媒體報道，由于武英殿展區限流200人，因此在周末想要一睹國寶風采至少需要排隊等候6個小時。

這次展覽最大的亮點莫過于《清明上河圖》528厘米長卷將全卷鋪開陳列，而上次全本展出還是在10年前故宮80歲生日之時。由于機會難得，更使很多觀眾成了圍觀《清明上河圖》的“釘子戶”。

不過，花那么多時間排那么長隊，光盯著一幅《清明上河圖》看，未免辜負了故宮對全國人民的一片心意。既然號稱“石渠寶笈特展”，那就有必要了解“石渠寶笈”到底是什么？除了人人皆知的《清明上河圖》外，“石渠寶笈”里還有哪些寶貝？這些書畫珍品在清朝滅亡后又下落何方？

《石渠寶笈》是如何編成的？

《石渠寶笈》，全稱為《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是距今最近的官藏大型著錄文獻，成書于清乾隆、嘉慶年間，歷時70余年。《秘殿珠林》主要載錄釋道書畫，而《石渠寶笈》則著錄一般書畫，按照“千字文”字頭編號來編寫，收錄作品7757件，成為中國書畫收藏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那么，這部如今在文玩收藏界赫赫有名的著錄文獻是如何編成的呢？

乾隆九年（1744），愛新覺羅?弘歷頒布上諭：“內府所儲歷代書畫積至萬有余種，簽軸既繁，不無真贗，頃釋、道二典已編為《秘殿珠林》一集，此外并宜詳加別白，遴其佳者薈萃成編。”

與中國歷代官修文獻一樣，這項卷帙浩繁的工程可不是一兩個人能夠完成的。乾隆十年（1745），《石渠寶笈》正編44卷開始匯編，參與者十人都是進士出身，有張照、梁詩正、勵宗萬等，他們不僅是詞林高手，而且精通書畫。

因有《秘殿珠林》在前，所以《石渠寶笈》正編遵循前例，并按照清宮內府書畫的貯藏處所，按類別進行編輯。但正編這種編輯方式日后被發現存在諸多不便，因為收藏書畫日益累積增多，且存放多處，查詢檢閱時難免出現繁復不便。

為了改善《石渠寶笈》正編的不完備，乾隆五十六年（1791），弘歷再次命王杰、董誥、彭元瑞等人編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收錄《正編》未錄和臣工們新近敬獻的作品。《續編》共40冊，體例依照《正編》，不再品評書畫的等次，但每件書畫詳加記載，并列有總目，方便日后稽查。

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英和、黃鉞、姚文田等人奉旨編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共120冊，收錄作品2000余件，體例依照《續編》，前有目錄，另在每卷前列分目，更加便于稽查檢閱。但三編僅有抄本，沒有付諸印刷，收入《四庫全書》之中。學者羅振玉編有《石渠寶笈三編目錄》，可供參考。

《石渠寶笈》經過初編、續編和三編，收錄藏品計有數萬件之多。其中著錄的清廷內府所藏歷代書畫藏品，分書畫卷、軸、冊等九類。每類又分為上下兩等，上等是真而精的作品，編者對其進行詳細記述，下等是品相不佳或存有疑問的，記述也相對簡略。最后，再根據其收藏處所編撰，如乾清宮、養心殿、三希堂、重華宮、御書房等地，各自成編。

全書編修定稿后，又指定專人以小楷繕寫成朱絲欄抄本兩套，分函加以保存。現在一套存放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另一套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著錄于《石渠寶笈》中的都是真品？

近年來，熟悉和關注古代書畫拍賣市場的人應該會發現，凡是經過清內府庋藏的鈐有“石渠寶笈”或“乾隆御覽之寶”等印記的書畫，在拍會上的價格往往居高不下。換句話說，只要是經過《石渠寶笈》著錄的書畫作品，在拍賣市場上勢必會受到追捧。

這當然是由于《石渠寶笈》這部著錄叢書本身對于書寫中國書畫史和書畫鑒定都具有極大的權威性。例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摹本）、王珣《伯遠帖》（摹本）、顧愷之《女史箴圖》（摹本）、展子虔《游春圖》、阮郜《閬苑女仙圖》、黃筌《寫生珍禽圖》、董源《瀟湘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文徵明《真賞齋圖》卷等這些中國書畫史上的名作都著錄于這部文獻中。

那么，是否可以說著錄在《石渠寶笈》中的作品都是價值連城的書畫真跡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通過專家研究，現在國內文物鑒定界基本可以肯定，《石渠寶笈》中除了有在中國書畫史上不容忽視的精品瑰寶外，還有歷代大量的偽作和仿作，其中既有明末“蘇州片”，也有清當代作偽的古代“巨跡”或當時“四王”的“名筆”。更有少數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冊，而將偽劣、價廉之品進呈給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寶笈》著錄。由此看來，乾、嘉兩朝的內廷鑒定水平相當有限。

這是由于一方面當時沒有博物館，無論是皇帝，還是身邊的近臣，其對書畫的了解和學習條件比現在要差很多，鑒定者由于自身見識有限，判斷力自然就會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社會，皇帝一言九鼎，文臣的鑒定還會受到皇帝喜好的制約。例如被譽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傳世的明清兩代名家摹本多達10余本，乾隆就曾先將摹本當作真跡，反復題詠，并著錄進《石渠寶笈》初編，后來當真跡出現時，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只能命詞臣梁詩正將真跡題為偽作，后來此卷也被編入《石渠寶笈》三編。

所以，《石渠寶笈》和其他文玩古籍一樣，絕對不要盲目追捧，說白了，它只是一本著錄文獻而已，并不能保證作品一定為真跡，更不能代替專業的文物鑒定工作。

《石渠寶笈》著錄作品流向何處？

如上所述，雖然《石渠寶笈》中著錄的作品并非全然真跡，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使是古代的偽作放到今天，那也是相當值錢的。所以在清朝滅亡后，清宮內大量收藏的這些書畫作品下落如何，便成了人們關心的話題。

如今《石渠寶笈》著錄作品大部分被集中收藏在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上海博物館、遼寧博物館這幾個大館中，還有一些在各省市博物館里，相對零散，另外一些就流散至國外，比如美國的大都會、克利夫蘭博物館，法國的吉美博物館等等。所有這些博物館所藏《石渠寶笈》著錄書畫加起來約占著錄總量的十分之八。

其余的部分從各種渠道散佚出去，一種是皇帝以各種各樣的名目賞賜出宮。第二種就是末代皇帝溥儀在遜位后留住紫禁城期間向外偷運。辛亥革命后，溥儀利用北洋政府給予的“清室優待條件”作庇護，趁機大肆竊取宮中財物，千余件歷代書法名畫因此被盜運出宮。

根據書畫鑒賞大家楊仁愷先生的記述，1922年7月13日，溥儀開始以“賞賜”其弟溥杰為名，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進宮陪其讀書之機，從珍貴的宋、元版善本書下手，一個包袱接一個包袱地運出紫禁城。

從1922年9月28日開始，溥儀先是幾天“賞”一次，每次10卷或10冊，后來幾乎是逐日“賞賜”,數量漸增，高峰時一次就“賞”35件。至1922年12月12日，總共盜出歷代書畫手卷1285件，冊頁68件。這是國民政府“清室善后委員會”根據1925年7月31日發現的“賞溥杰單”和“收到單”統計的數字。

溥杰兄弟從宮中運出的書畫、古籍和珠寶，均帶到了溥儀之父載灃的醇王府中。當他們不得不停止盜運計劃后，由溥杰出面，通過姻親關系，找到當時的全國稅收督辦孫寶琦，獲得了免驗、免稅護照。隨后，他們便將宮中寶物裝為七八十口大箱，通過鐵路運抵在天津英租界事先買好的洋房中。

溥儀被逐出宮后，先回到醇王府，不久即躲進了日本駐華公使館。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的護送下，溥儀偷偷潛到天津，在日租界原張彪的私宅張園安頓下來。溥儀在天津成立了所謂“清室辦事處”，北京的原皇宮中人還輪流來當差，又形成一個“小朝廷”。

據王慶祥《偽滿小朝廷覆滅記》（《吉林史志》1985年第4期）一文中所述，溥儀在天津時曾“賞賜”經手人即陳寶琛的外甥劉駿業一批書畫，其中有唐人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卷、《步輦圖》卷，五代阮郜的《閬苑女仙圖》卷和宋拓《定武蘭亭序拓本》卷等。

之后溥儀又到東北，充任偽滿洲國傀儡皇帝后，負責監管偽皇帝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吉崗安直，負責將暫存在天津的國寶偷運到了長春偽皇宮。其中古籍和書畫部分，整箱放置于偽宮東院的圖書樓樓下東間，在這座時稱“小白樓”中沉寂了13年。

1945年8月1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小田乙三宣布偽滿洲國遷往通化，溥儀在忙亂中挑選了百余卷冊和一批珠寶逃亡，唐周棠《簪花仕女圖》、唐摹《萬歲通天帖》（均現藏遼寧省博物館）、五代黃筌《寫生珍禽圖》、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均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多卷劇跡，都裹在其中。而后來舉世矚目的《清明上河圖》真跡之所以能被楊仁愷發現，也要歸因于溥儀及其隨身攜帶的這批書畫在沈陽一同被截獲。

據悉，此次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石渠寶笈特展”共展出故宮書畫藏品283件，可謂規模空前，以至于博物院研究部主任在介紹這次展覽時說：“這個展覽實際上就是給皇帝曬家底兒！”不過，想必諸位在了解過“皇帝家底兒”的來龍去脈后，再去看展覽，眼睛就不會只盯住那幅《清明上河圖》了吧。

參考文獻：

1、楊丹霞：《<石渠寶笈>與清代宮廷書畫的鑒藏》，《藝術市場》2004年第10-12期。

2、楊仁愷：《清宮散佚書畫始末》，《中華遺產》2004年02期。

3、劉迪：《清乾隆朝內府書畫收藏 ——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為基本史料之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