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診室是一個見慣生死的地方，在這里，每天，都會有人無奈地看著自己的親人離開，有人選擇不惜一切地挽留，有人無奈放棄，有時，選擇只在轉瞬之間，卻改變生命的走向。

在這里有生命的脆弱，也承載著醫務工作者的理想和堅守，每年9月的第二個周六定為“世界急救日”，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身體周刊記者近日走訪上海多家醫院的急診室，記錄里面的悲喜故事。

急診室的男護士

陶沖是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急診醫學科招收的第一批男護士，至今已經工作8年。他說，那時候班里大多數男同學都是因為調劑專業才進了護理系，剛剛進入這個專業的時候心里還是有些“膈應”。

“男生做護士容易遭到歧視，甚至有些醫院科里的同事也會看不起，如果領導不給力，工資不夠、待遇不好，跳槽會比較頻繁。”陶沖說，“以前的很多同學堅持不下去，改而從事醫藥代表或者和醫療無關的工作。我們現在科里一共有13個男護士，領導知道我們工作辛苦，在待遇方面會給予一些傾斜，所以這里的流動性并不大。近兩年男護士越來越多，一批比一批厲害，比方說，操作、業務技巧、情商。隨著新鮮血液的加入，會帶動整個團隊的提高。”

吳先帥就是陶沖口中的“新鮮血液”，標準的90后，也是大多數男護士中的特例。吳先帥告訴我們，自己家里條件不錯，他從小的愿望就是學醫、想做白衣天使，覺得醫生特別偉大，但是由于高考考分不夠醫學院的分數，吳先帥選擇退而求其次，“當時填志愿的時候，三個專業都填的護理專業。”吳先帥說，“但是當時上學的時候，第一節課學的是如何鋪床，那時候覺得現實和自己的想象差距還是很大。”

雖然如愿以償成為一名醫務工作者，但在實習輪崗的科室，吳先帥還是受過刺激，“當時給一個病人更換補液，也沒有直接接觸，沒想到這個50多歲的男士突然來了一句‘男護士，男護士有什么意思’，當時自尊心還是很受打擊，自己當時也比較沖，就回了他一句：‘那什么有意思，做老板就有意思了？’”

除了遭受非議和嘲笑，工作最初還會遇到一些尷尬。吳先帥回憶起當時在產房實習的經歷，“剛進產房輪轉的時候有一次讓我幫產婦倒便桶，那時候心里還是有抵觸的，從小也沒有經歷過這些，就會想，也是學了專業這么多年，怎么可以讓我做這些？不過現在在搶救室做了3年，慢慢也習慣了。”

吳先帥說：“搶救室里是不能有親屬陪同的，有些老先生、老太太需要解手，又不方便下地的時候，我們確實是會搭把手。”“上唄，我們不上誰上。”陶沖樂呵呵地說。

“不過我們也不是專職做這些，在家屬在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會教會家屬照顧自己的父母，畢竟我們的職責還是搶救病人。”吳先帥補充道。

陶沖和吳先帥雖然也有牢騷和埋怨，會遭到一些白眼和不理解，但都認為，搶救室的工作確實能夠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讓自己有存在感，這就是自己一直堅持下來的理由。

“同樣是做護士，在病房也能夠做，常規的打針、吊水、給藥，非常瑣碎，但是在急診室能夠接觸到不同的患者，一個人的生老病死，你都有參與，和醫生一起完成一整套搶救流程，把患者從死亡線上拉回來，這其中有自己的功勞，那一刻會由衷的開心。”陶沖說，“所以大部分男護士都喜歡在急診室工作。”

“就像在你生命的旅途中，我們雖然擦肩而過，但是我挽救過你，我自己對于患者的付出，也許患者看不到，但是我自己會給自己肯定。”吳先帥這么說的時候，陶沖笑著說他酸，但也贊同確實如此。

吳先帥回憶起第一次給一個心梗病人做心肺復蘇的時候。“這和在假人身上練習完全不同，假人做錯了能夠推倒重來，真人急救卻是在和死神賽跑。那時候分秒必爭、什么也顧不到，只想著把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吳先帥說，“老年病人一般都會骨質疏松，在做心肺復蘇急救的時候難免會有骨折的風險，但是這又是必需的。我的手完全可以感受到老人的骨頭骨折的觸感，會下不去手，但按輕了達不到急救的效果，我第一次搶救的時候手在抖。”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急診醫學科的護士長朱曉燕是陶沖和吳先帥的領導，她說急診室有太多的生死，看多了其實心情也不是很愉快的，“男護士一般還是比較陽光的，我們也希望他們給這個團隊帶來一些正能量。”

陪伴比治療更重要

“急診室是一個能夠看到人間百態的地方，在這里你可以看到親人之間的相處，生命的轉瞬即逝，很多時候無法強留，看多了生死，會覺得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今年，是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醫師封啟明在急診工作的第12個年頭，她說，急診工作對于自己是一份值得珍惜的體驗，自己因此成為好朋友間的知心大姐。

封啟明有一個好朋友的媽媽腫瘤晚期，因為害怕媽媽擔心，瞞著老人病情。“我當時就告訴她，她媽媽肯定知道自己的病情，只不過她不想讓親人擔心，不想做這么多的放化療，她想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余下的時間。一開始這個朋友不信，過了兩個月，她告訴我我是對的。”封啟明說，“我看過太多這樣的案例，我就勸我朋友要珍惜自己和母親共度的最后的時光，有時候生命盡頭的陪伴比治療更加重要。”

急診會接收很多腫瘤晚期的病人，這些病人往往身體狀況已經很差，無法耐受化療或者放療，但是，在很多家屬的觀念里，如果放棄治療，就是不孝。曾經有一名胰腺癌晚期的病人自己不愿意繼續治療，但是家人堅持治療，最后患者只能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因此，醫護人員有時候會勸家屬，不要再進行猛烈的、可能給病人增添痛苦的，或無意義的治療，但是，有些家屬仍舊會堅持搶救到最后一分鐘。

“臨終是生命的一個階段，每個人都會經歷，就是看怎么離開。我們必須接受疾病到某個階段，患者已經不需要治療，而是可以用一些止痛貼劑來緩解患者的痛苦。”封啟明說，腫瘤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惡心、嘔吐、疼痛、失眠，甚至整個人都變形的情況，這也許并不是腫瘤終末期患者真正想要的。當前臨床上對于晚期癌癥患者非理性的、“無害也無效”的過度治療仍然存在，有一些治療純粹是為滿足家屬的要求。而最終的結局往往是很多癌癥患者在受盡折磨后，落了個人財兩空。

“其實，對于真的很痛苦的癌癥晚期的患者，我們還是建議打麻醉誘導劑，這不會終止患者的生命，但是會讓患者處于昏昏欲睡的狀態，減輕患者的痛苦。”

封啟明說，在一些國家，只要有兩個以上該類疾病的醫師共同判斷患者的疾病已經到了終末期，無法挽回生命了，就不會再進行無效的治療或者其他醫療手段的干預。患者臨終的時候會有牧師指引，有家人陪伴，病人會覺得自己是到了另外一個地方、是和其他的家人去會面，他們對于死亡沒有這么多的恐懼。但在中國，并沒有這樣的終止治療規定。

見多了這樣的生離死別，封啟明坦言，如果是她自己的家人，她會更愿意在他們生命最后的階段，給予家庭的關懷和溫暖，而不是待在醫院里接受各種痛苦的治療。其實醫院會給病人造成緊張和不安的情緒，而家里是最讓人放松的地方。

“現在城市里很多人不愿意讓病人在自己的家里過世。而我們呼吁建立臨終關懷醫院也是出于這種初衷，對于晚期病人來說，關懷比救治更加重要。”在封啟明看來，“醫學是永遠落后于疾病的，患者必須接受，生命到了盡頭是拉不回來的，我們也只能救治一部分疾病。”

有人不顧一切地挽留，有些人則因為某些原因放棄，這樣的事常常在急癥室上演，也因此造成一些突發事件。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急診醫學科醫生盛露露在急診工作了3年，她告訴我們，第一天來急診上班的時候，就碰到患者的兒子，平時都是患者的妻子在負責照顧，并不見患者兒子來探病，那天患者兒子來了以后突然發火，說醫生不向他介紹患者的病情。

“其實，我們都沒怎么見過他，一般都是跟老太太溝通，他說醫生應該跟每個家屬溝通，后來我們才知道，其實患者長期腦梗，因為肺炎收進來進行治療。患者因為久病花費很多，他和自己的父母對于治療有矛盾，他媽媽希望老人能夠好起來，兒子就希望放棄治療。那天兒子來的時候就會把氣撒在我們頭上。”

盛露露說，“這當然是少數，不過，在急診工作強度大，突發事件會很多，自己會格外謹慎，都是很重的病人，就怕會出事情。”

醫患壓力下的急診

和盛露露一樣，急診醫生在救治患者之時，還可能遇到一些醫患問題。用封啟明的話說，很多同事都把醫生視為一種高危職業，特別是急診，稍有不慎甚至會影響到自己的職業生涯，對于念了多年醫科的醫生來說，這簡直是致命的。

前兩年，六院急診醫學科曾有個醫生離職，起因是她搶救了一名93歲的老人，但最終沒搶救過來。老人的兒子指責醫生搶救沒有盡力，并且威脅要跟蹤這名醫生到她家去。這名醫生以前也有多次遇到過病人惡語相加，精神上壓力很大，最后她轉到一家地段醫院，做些預防醫學的工作。

封啟明說：“三級醫院的醫生往下走當然會有心理落差，但是她跟我說，‘不管怎樣我都覺得我的命更加重要。’”

因此，現在醫生難免會有一些自我保護，然而，這種惡性循環也會影響到患者的治療效果，醫學畢竟是經驗學科。比方說，有些腫瘤細胞在轉移的初始階段，儀器是無法檢測到的，但是醫生感覺到要轉移了，可以提前提供治療手段，但是，現在醫生不大敢這么做。“有時候一些治療方案是需要冒險的，我們會試圖說服患者選擇，但是我們無法替患者選擇，如果患者無法對醫生信任，其實會影響治療效果。”封啟明說。

其實，基本上每名醫務工作者總會多多少少碰到和患者起沖突的情況。朱曉燕說，比如危重外傷患者，有些由于生命體征不穩定，不能馬上去做手術，急診醫生必須先進行檢查，保證生命體征平穩，骨科醫生先確定檢查報告、拿定手術方案才能進行手術，這時候家屬就會很著急。其實急癥醫生也理解，但在同樣焦急的狀況下，一旦發生沖突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這種情況，大多數還是因為溝通不到位，家屬一旦情緒上來，就需要有一個人去協調，安撫患者。

“時間長了，我們做的事情，患者都能夠看到。比方說，我以前在急診觀察室的時候，和患者就會建立起信任，但是，在急診搶救室時間太緊急，患者不了解你的工作，我們也理解。”朱曉燕說，“有時候患者需要的就是一個安撫的眼神，或者幾句話，還是互相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