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如何從邊緣小縣變成“地上天堂”

郭曄旻

2015-09-16 14:56

來源：澎湃新聞

2015年8月17日，中國奧委會宣布已經(jīng)向亞奧理事會正式遞交了杭州代表中國申辦2022年第19屆亞運會的意向書。作為唯一的申辦城市，亞運會落戶這座美麗的江南城市幾乎已是板上釘釘?shù)氖虑椤?/p>

果然在今天（9月16日）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舉行的第34屆亞奧理事會代表大會上，亞奧理事會主席艾哈邁德親王鄭重宣布：“中國杭州獲得2022年亞運會主辦權(quán)。”杭州成為繼北京、廣州之后，第三個舉辦亞運會的中國城市。那么，杭州究竟是怎樣變成“地上天堂”的呢？

錢塘蕞爾小縣

蘇州與紹興，是文明發(fā)展早期的江南兩個中心城市。春秋時期吳越爭衡，前者國都在吳（今江蘇蘇州），后者的統(tǒng)治中心在會稽（今浙江紹興），越王勾踐滅吳之后，首都一度北遷山東瑯琊，但越國終于不能在中原立足，又退回江南，仍舊建都于吳（蘇州）。到了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江南屬于會稽郡，而會稽郡治在蘇州。

東漢時期，會稽南部仍名會稽郡，治所也依舊在紹興；而北部則分立為吳郡，治所仍在蘇州。吳郡所轄的錢唐縣便是今日杭州的前身（縣治在靈隱山下），在吳會以錢塘江為界分治之后，錢唐縣緊靠兩郡分界線，不過是個處于邊緣地帶的蕞爾小縣。

地處吳郡會稽郡邊緣的錢唐縣

最初的杭州如此籍籍無名的原因是，與今天許多人的想象不同，位于錢塘江入海口的杭嘉湖地區(qū)，一開始并不是先民眼中的一片肥田沃土。杭嘉湖平原處于杭州灣與太湖之間，是長江三角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地勢四周高而中間低，呈淺碟狀地形，外有海水入侵，內(nèi)有湖水漫溢，注入“碟”中之水不易排出而形成沼澤區(qū)，由于地下水位高，土壤鹽堿化嚴重，水草沮洳，開發(fā)難度大，大面積的土地長期處于未開發(fā)狀態(tài)，故總體經(jīng)濟水平較低，一直作為吳郡的邊地而存在。

直至南北朝時期，囿于生產(chǎn)力的局限，錢塘江下游南北兩岸的開發(fā)成就還主要集中在中山丘陵與平原相接地帶，以及海拔相對較高的平原地帶。譬如位于杭州以西的浙西丘陵地帶，由于開發(fā)得較早，六朝時已出現(xiàn)了吳興郡（治所今浙江湖州）這樣擁有屬縣達10個之多的大郡。

至于與錢塘縣一江之隔的會稽郡，雖然寧紹平原的面積遠不如杭嘉湖平原（僅為后者的三分之二），但卻屬于山麓沖積平原。它位于會稽山、四明山與錢塘江和杭州灣南岸之間，由南往北依次為山麓、平原和后海。地勢呈逐級降低態(tài)勢，排水相對容易，地下水位相對較低，對于先民而言，開發(fā)難度更低。

公元140年，東漢會稽郡太守馬臻主持修筑鑒湖，既可以在春季尤其是梅雨季節(jié)承接山麓群流而避免山洪對平原地區(qū)的災(zāi)害性影響，同時還可以為夏秋干早季節(jié)提供農(nóng)業(yè)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以防因旱而成災(zāi)，在促進區(qū)域開發(fā)中發(fā)揮了巨大的水利效益，使得會稽迅速繁榮起來。

西晉末年，時人已有“今之會稽，昔之關(guān)中”之說，這一帶的膏腴土地甚至達到了“畝直（通‘值’）一金”的珍貴程度。在南北朝時期，作為會稽郡治的山陰縣（今浙江紹興）已經(jīng)有“民戶三萬口”，是劉宋政權(quán)內(nèi)戶口最眾的一個縣，號稱“海內(nèi)劇邑”，而吳郡屬縣的平均戶數(shù)只有少得可憐的4200戶，作為吳郡邊地的錢唐縣就更是不能望其項背了。

大運河與杭州的興起

錢唐籍籍無名的命運在隋唐時期發(fā)生了轉(zhuǎn)折。一方面，在這一時期，隨著生產(chǎn)力的提高，人們逐漸有能力進行大規(guī)模的水利建設(shè)，通過在杭州灣北岸修筑海塘以抵御海潮的侵襲，在平原內(nèi)部太湖沿岸修筑湖堤以阻止湖水的上岸漫溢，在平原區(qū)內(nèi)部興修塘浦以利排水，促進了杭嘉湖平原低洼區(qū)的開發(fā)；

另一方面，公元589年，隋滅陳之后將原本遠離吳興、吳郡治所的兩郡南部轄地析置余杭郡（唐代改為“杭州”），隨后以錢塘縣為郡治所在。更為關(guān)鍵的是，大業(yè)六年（610年）十二月，隋煬帝下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廣十余丈”，而江南河的終點，恰在錢唐縣。

作為余杭郡治的錢唐縣

這條江南河的修建與大運河的其他各段一樣，長期以來一直被看作是隋煬帝為了下江南游玩享樂而進行的勞民傷財之舉。但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的客觀后果是，自從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開通以后，如唐代的杜佑所說，“自是天下利于轉(zhuǎn)輸”。作為大運河南端的錢唐縣，其對于周邊腹地的集散功能不斷得到增強。在杭州中轉(zhuǎn)的客貨，既可以取道錢塘江溯流而到達今天浙江中南部的睦、婺、衢等州，并可沿新安江進入皖南的徽州；也可以往東到達越（今紹興）、明（今寧波）二州，且明州還是該地區(qū)對外交通的一個出口，由浙東運河匯集明州的客貨可下海南下福州、泉州、廣州。

于是，杭州這塊曾經(jīng)處于吳郡和會稽郡邊緣地帶的土地一躍而“咽喉吳越，勢雄江海”，確立起了它在整個錢塘江下游地區(qū)的交通樞紐地位，所謂“水牽卉服，陸控山夷”。

經(jīng)濟繁榮勢必帶來人口的增加。江南河開通前的公元609年，余杭郡的戶口不過1.5萬，到了不久之后的唐貞觀年間（627-649年），已經(jīng)猛增一倍，達到3萬戶，再過一個世紀，到天寶年間（742-755年），又翻了一倍還多，達到8.6萬戶，59萬口。這時，杭州地近江海造成的“水泉咸苦”對城市居民飲用水的危險越來越突出，唐德宗年間出任杭州刺史（781-784年）的李泌筑六井，挖土引西湖水入城蓄水為池，“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余”，使遇上大旱之年西湖水竭，也可確保城中居民日常飲用水無虞，徹底解決了這一制約城市發(fā)展的瓶頸問題。

李泌像

因此，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一副“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的興旺景象。每年朝廷從杭州所收商稅高達50萬緡，幾乎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在元和八年（812年）中央政府任命盧元輔為杭州刺史的制文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江南列郡，余杭為大”的贊譽。

榮登東南第一州

唐代后期開始，在杭州快速興起的同時，江南原先的兩個中心城市，唐代兩浙東路治所越州（今紹興）與浙西道治所蘇州則是相對衰落了。一方面，在唐末五代的戰(zhàn)亂中，江南的多個名城慘遭兵燹之災(zāi)，杭州所在的兩浙西道治所蘇州，作為淮南（吳-南唐）與吳越雙方爭奪的焦點，竟于十年間八次易手，遭禍最酷，元氣大傷。

吳越建都杭州

另一方面，由于山林過度開發(fā)、水土流失導(dǎo)致東漢時曾經(jīng)橫合三百里、溉田九千余頃的鑒湖日益淤積，在803年后甚至四年三竭。鑒湖水利功能的喪失對越州（今紹興）經(jīng)濟的持續(xù)發(fā)展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唐朝元和年間，越州的戶口已經(jīng)被杭州超過。進入宋代之后，杭越易位已成定局，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杭州城的商稅額已高達82173貫228文，而當時的越州城僅為28916貫92文，前者的商稅已為后者的3倍之多。

而杭州卻因為有錢镠勢力（吳越）的穩(wěn)固盤踞，環(huán)境相對安定，避免了兵火的洗劫，在備受摧殘的江南地成了僅存之碩果。錢镠建都杭州，使杭州的政治地位歷史上首次超過蘇州與越州，之后的杭州也一直保持浙江區(qū)域內(nèi)的中心城市地位至今。吳越國三次擴建杭州城奠定了（直至今日）杭州城市格局的主軸線；動用了大批的勞動力“運巨石盛以竹籠”修筑海塘；又多次治理西湖，設(shè)“撩湖兵”千人，專負疏浚之責(zé)，使西湖綠波仍在……“由是錢塘富庶盛于東南”。

考古發(fā)掘出的吳越時期捍海塘遺跡

北宋初年，杭州開始獲得“東南第一州”的美譽。嘉裕四年（1059年）歐陽修作《有美堂記》時，杭州城已是“四方之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著名詞人柳永在《望海潮》中更是稱贊杭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有“參差十萬人家”。杭州已經(jīng)具備“地上天堂”的美姿了。

南宋建都杭州（稱為“行在”），杭州發(fā)展到了頂峰，在經(jīng)濟、人文、景色方面均是獨占鰲頭。宋孝宗時，杭州有26萬戶、55萬余口。南宋末年時，杭州連同臨安府屬縣共39萬戶，124萬余口，這在古代，是個非同小可的數(shù)字。流傳至今的西湖十景，也是在南宋時期提出的。

南宋皇城圖

晚至元代，來華的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里說杭州是當時“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并稱贊“行在（即杭州）之大，舉世無匹。一個人可以在那里尋到這么多的樂子，簡直恍若步入天堂”。絕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這樣想而已，北宋人稱“蘇杭百事繁度，地上天宮”，已有這個意思。南宋時范成大《吳郡志》有“天上天宮，地下蘇杭”的諺語，語言上也相似了——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國都臨安繁華遠甚平江，“蘇杭”恐怕倒為“杭蘇”更為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