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明清時代的商界中堅，對于十六至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有著廣泛的影響。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長期從事歷史人文地理、明清史研究，尤其專長于“徽學”，著有相關論著十數種，在民間文獻的發掘與研究方面有不少重要的發現。其中，《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一書，從制度分析入手，將制度史與區域社會史研究相結合。此書初刊于1996年，2014年該書獲選再版。我們近期采訪了王教授。

王振忠

澎湃新聞：學界對于徽商的起源，有“東晉說”、“南宋說”和“明代說”等多種說法，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爭論的？

王振忠：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所謂徽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徽州籍商人，而是特指徽州商幫，也就是為了應對外部日益激烈的生存競爭，借助血緣、地緣關系結合而成的徽州商人群體。在這樣的界定下，討論“徽商”的起源才有意義。

至于徽商起源“東晉說”、“南宋說”和“明代說”之分歧，大致說來，有的是對史料的誤讀，有的則是概念不清引發的歧說。以“東晉說”為例，它的依據是《晉書·五行志》的記載，書中說東晉宗室司馬晞未敗之前，每逢宴會，便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后來，司馬晞果然被遷徙到新安。因徽州在西晉時曾設新安郡，清代有人就認為，司馬晞所聽到的“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應與徽商經營四方有關——這也就成了當代一些學者認為徽商起源于東晉的根據。其實，在司馬晞的時代，除了地處江南的新安郡之外，西晉時期洛陽附近的司州河南郡新安縣（今縣西北）更加有名。根據安徽省博物館劉和惠先生的考證，司馬晞聽到的“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可能是東晉初期社會上流行的民間歌曲，其中的“新安”，應指中原的新安縣，與北宋以后徽州之前身——江南的新安郡并無關聯。我贊同劉先生的看法，因為東晉的新安郡尚屬“深林遠藪”的蠻荒之地，雖間有中原移民遷入，但當地仍以“椎髻鳥語”之人占絕大多數，尚無產生“歌舞離別之辭”的條件。所以，關于徽商源起于東晉的說法，顯然是對史料的誤讀。

至于“南宋說”，則屬于概念界定上的問題。南宋定都于臨安（今杭州），這對地處皖南低山丘陵的徽州產生了重要影響。當時，徽州木材及其他土特產經由新安江源源不斷地運往杭州，在江南各地經商的徽人數量大為增加，這讓后者培養出強烈的契約意識，積累了不少財富以及從商經驗。其時，也出現了一些富商大賈。如南宋理學家朱熹的祖籍是婺源，其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了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稱“祝半州”。類似于此的富商巨賈，亦屢見于歷史文獻。不過，當時還沒有看到以鄉族關系為紐帶開展商業競爭的商人群體。因此，還難以說徽商源起于南宋。

十多年前，《四庫全書》電子檢索剛剛出現，我曾借助檢索寫過一篇短文，叫《明清文獻中“徽商”一詞的初步考察》，結論是：“徽商”一詞在文獻中出現的時間，較早的是在十六世紀初的明代正德年間。綜合其他史料考察，及至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萬歷年間，“徽商”一詞在社會上的使用情況已極為普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徽商從明代中葉起引起了世人愈來愈多的關注。

事實上，明代中葉以后，徽州鹽、典、木各業巨商崛起，積累了大批資金，其中有不少商業利潤回饋于徽州本土，這在皖南形成了商業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環境——因民間資金來源充裕，一般人皆可較為便利地獲得低息借貸，并通過個人信用“打會”融資，籌集規模不等的資金，藉此投資于各類生意、外出務工經商，從而維持著一個龐大的從商人口。這些從商者借助血緣、地緣關系，結成商人群體，開展商業競爭。因此，明代中葉以后徽商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應當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說法。

徽商老宅

澎湃新聞：一般認為古代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重農抑商是主流，您如何看待徽商的興起？它對士、農、工、商的格局有影響嗎？

王振忠：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曾策劃、組織過一套歷史人文地理的叢書（業師鄒逸麟先生主編）。當時我首先提出“區域人群”這一基本概念，是指傳統時代具有明顯區域特征、對中國社會產生不同程度影響的各地人群，他們不僅有著縱向遺傳和橫向衍播的民俗傳承，而且，其名稱又是歷史時期約定俗成的，如明清時代的“徽州朝奉”（徽商）、“紹興刀筆”（紹興胥吏和紹興師爺）、“鳳陽乞丐”和“山西票商”等。

在我看來，這些區域人群的出現，與明代中葉以后整個社會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密切相關。這些變化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氣候，從十五世紀中葉起，中國進入了與歐洲“小冰期”相當的“明清小冰期”，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危機（如氣候多變、自然災害頻發、糧食大范圍歉收、游牧民族頻繁南襲等）。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口壓力卻在迅速增大。根據人口史的研究，十四世紀中葉的明初，人口數量僅為七千萬左右，但隨著承平日久，人口迅速增長。及至十七世紀的晚明，人口峰值已接近兩億，人口壓力空前增大。在這種背景下，對整個社會來說，如何養活龐大的人口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晚明時期，“救荒”是整個社會普遍關心的一個重要話題。永樂年間編纂的《救荒本草》，在嘉靖年間曾兩度再版，由此帶動了多部以“救荒”為主旨的農學、植物學著作的出版熱潮。與此同時，中國還從海外輾轉引進了一些美洲糧食作物，如玉米、番薯等。

晚明時期，紹興籍的著名官僚祁彪佳寫過一篇《救荒小考》，他指出：“重農固為務本，但今人稠地窄處，竟有無田可耕者，因其土俗，各有力食之路，但占一藝，便非游手，此亦救荒源頭。”在他看來，人多地少之處，應根據本地的鄉土風俗和社會經濟結構，發展出不同的謀生手段。而就個人而言，任何人只要有一藝在身，便不能算是游手好閑，這是解決“救荒”難題的根本辦法。正是因為生計追求成了首要問題，各地人群需要以群體力量應對外部激烈的競爭，也就在這種背景下，諸多商幫遂風起云涌，浮沉商海。

傳統的中國社會，商人居于四民之末，商業被視為市井小人之事。及至明代中葉，在“救荒”的大背景下，“治生”成了個體的頭等大事，社會上遂出現不少肯定商人社會地位的言論，一定程度上沖擊了舊的“四民”排序。著名思想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四民異業而同道。”而徽商在教育后代時也強調：“士商異術而同志”，“士、農、工、商皆為本業”。他們認為，經商、業儒只是各人志向不同而已，實際上并無實質性的差別。因此，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徽州的一些民居中，看到反映昔日徽商觀念的各類實物。例如，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黟縣西遞村，就有一副非常著名的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在徽人眼里“讀書貴矣，但農、工、商、賈各專一業，便非不肖子孫”，此與前述祁彪佳的看法異曲同工。這些，都充分肯定了經商在個人安身立命中的地位。

黟縣西遞村

澎湃新聞：在談到中國傳統商人群體時，比如晉商以票號、大院而著名，那么徽商有何特色呢？

王振忠：十六世紀以來，通過不斷的交往與沖突，不同區域人群的性格特征日益明顯。晚明著名旅行家謝肇淛到過徽州，與徽州文人和富商大賈有過廣泛接觸，他在《五雜組》一書中就曾指出：“新安人近雅而稍輕薄。”所謂輕薄，大概是指徽商的“好色”、“好訟”。明代中葉以來，徽商無遠弗屆，其足跡遍布海內外，因多是男子孤身外出，追芳逐艷在所難免。在三言兩拍等明清世情小說中，好色的“徽州朝奉”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故事中，那位覬覦杜十娘美色的富商孫富，便是來自徽州的揚州鹽商。類似于此的故事深入人心，因此，徽商之好色，在世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另外，作為中國著名的商賈之鄉，徽商有著強烈的契約意識，他們在僑寓地遭遇糾紛，動輒通過訴訟官司加以解決，故而自明代以來，徽人“健訟”之名蜚聲遠近。

至于說“近雅”，是指徽商“賈而好儒”、“雖為賈者，咸近士風”。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務工經商之前，在家鄉都受過最基礎的啟蒙教育。另外，明清時代徽州是個科舉極盛的區域，科舉興盛固然很令人驕傲，但這也意味著讀書人間的競爭異常激烈，不少人名落孫山，只能轉而去經商。在這種情況下，徽商群體中便出現了不少高素質的文人。當時，不少地方的徽州會館也叫“紫陽書院”、“徽國文公祠”。所謂紫陽，是朱熹的一個別號。朱熹雖然生于閩北，但其祖籍卻在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徽商在徽州會館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國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號，顯然是以此高自標置，凸顯“賈而好儒”的“儒商”特色。此種“賈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說是一種文化追求，對于徽商群體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從當時人的記錄來看，一些商人“賈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潛移默化下，自覺地以儒家倫理、道德規范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明代中葉以后，徽商迅速發展成為稱雄商界的一支勁旅，與此一重要特色恐怕不無關系。

明代中葉以后，徽商對于各地城鎮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現在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諺，叫“無徽不成鎮”。根據胡適的解釋，這句俗諺的意思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進去了，就會開設店鋪、發展商業，于是就將村落變成了市鎮。清代以后，“無徽不成鎮”主要指的是長江中下游一帶，特別是長三角。但在明代，徽商活動的區域更為廣大。比如在北方的北京、山東臨清、河南開封等地，都聚集了大批的徽商，這與其時南北貿易的格局密切相關。當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動范圍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地區。而晉商重點經營的區域，則在北中國和西部地區。這是兩者在活動區域上的不同之處。

馬頭墻

澎湃新聞：剛才講到“無徽不成鎮”，可見徽商分布之廣，那么徽商在遷徙的過程中，是如何保持家鄉文化習俗，同時又如何適應居住地文化習俗的呢？

王振忠：胡適在其口述自傳中曾經說過：“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于全國。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于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以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葉、潘、胡、俞、余、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胡適的這個描述相當生動。事實上，從明代開始，天下繁華都會以及山陬海隅、孤村僻壤，處處都留下徽商的足跡，極受世人關注。這些外出務工經商的徽州人，有不少落地生根，從祖籍地緣轉入新的社會圈。大約從清代前期起，大批徽州人開始以僑寓地為中心重修族譜、重建宗祠，這是徽商“土著化”的一個標志。徽商要在僑寓地落地生根，當然要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比如清代江南醬商世家潘氏，是從歙縣大阜遷到蘇州，他們返歸祖籍掃墓時，很多習慣便都帶有強烈的蘇州風俗色彩。清代有的徽州日用類書刊本，分別詳細羅列出徽州與蘇州的禮俗，以便相互參照，直觀地反映出徽商適應僑寓地文化習俗的努力。

與此同時，明清時代，在不少城市中都出現了徽商聚居區。此類相對集中的聚居區，在杭州是位于錢塘江濱的江干一帶，揚州、淮安集中在瀕臨京杭大運河的河下，而漢口則在圍繞著紫陽書院（徽州會館）的新安巷周圍。這些會館和徽人聚居區，對于僑寓異地的徽州人保持自身的文化習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說來，移民群體要對僑寓地產生重大影響，通常需要滿足幾個條件：一是移民數量龐大且分布相對集中，二是移居人口持續不斷。在這方面，“徽禮”在長江中下游的廣泛流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關于“徽禮”，簡單地說也就是徽州禮俗。自南宋以來，徽州民間有著紛繁復雜的儺壇祭儀，及至十五世紀，據說是由著名官僚程敏政將之刪訂增改而成《祈神奏格》，分門別類地收錄了徽州的宗教科儀。由于《祈神奏格》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幾乎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使得徽州民間禮俗有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而隨著它的出現及其傳播，不僅使得徽州一府六縣的民俗更趨“一體化”，而且，對于徽州禮俗在異地的傳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僑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通過家祭、祠祭、墓祭、會館祭等，使得徽州的禮俗為世人所熟知——這就是長江中下游各地極為流行的“徽禮”。就現存的文獻記載來看，清代揚州、漢口、景德鎮等地皆有“徽禮”的流行。精密詳備的徽禮，使得僑寓異地的徽人大大區別于其他各地的人群。

澎湃新聞：剛才還提到徽商“賈而好儒”，是講文化的，那么徽商在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與眾不同之處嗎？

王振忠：前面提到，商幫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的“四民秩序”觀。不過，也應當看到，“以賈代耕”的徽商，他們大膽肯定商業行為的正當性，目的是為商人群體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會地位。在不少人的內心深處，“儒為名高，賈為厚利”，徽商雖然重利，但亦重視“儒”名，故而服賈與業儒并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為如此，徽州既是全國著名的商賈之鄉，又以文風興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譽為“程朱闕里”、“東南鄒魯”。一些商人在業賈致富后，總是想方設法讓子孫攻讀詩書，成就儒業。為此，他們踴躍捐資，在桑梓故里興修官學、書院，廣建義塾、文會，為鄉里、宗族內的貧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讀書環境。有的家族明確規定，對族中聰穎好學但卻無力從師的子弟，必須給予資助。對參加科舉應試的學子，給予來往路費、筆札膏火、慶吊酬酢等方面的資助。這些規定，被詳細地列入族規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戶之村，不廢誦讀”，文風相當興盛。據何炳棣先生的統計，從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五百十九名進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鄉及第的），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一百八十年間，江蘇省產生了一甲進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進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個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顯然與徽商重視子弟教育有著重要的關系，這一點與北方的晉商有著顯著的不同。

另外，因傳統時代有大批人外出務工經商，這對徽州教育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此，胡適曾指出：“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歷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由于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學者——如十二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占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胡適本人就是因家族世代在浦東經商，而得以在上海讀書，獲得良好的教育。

除了一般的啟蒙教育之外，值得重視的還有職業教育。在徽州，如果是商人之家的分家書，它的前言里通常都會提到家族的經商經歷，這也是對后代的一種教育。也正因為如此，現在發現的不少徽商撰寫的自傳，其實與分家書的撰寫體例有關。此外，由于徽商“賈而好儒”，不少人“棄儒從商”，商人具有良好的文化修養，故而現存的明清商人書和商業書，以徽州保留下來的為數最多。這些商人書和商業書，或涉及經商的道德規范，指導東家、學徒如何待人接物，或詳細介紹鹽業、典當等的具體運作。作為家傳之秘，這些商業書對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是彌足珍貴的經商知識和重要經驗，子孫世業，歷代相承，從而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皖南形成了厚實的商業文化積淀，使得徽商在總體上作為一個區域人群歷數百年而不衰。

安徽歙縣江氏鹽業家族

澎湃新聞：徽商的興起與鹽業壟斷有關，后來走向了沒落，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振忠：明清時代的徽州府下轄歙縣、休寧、績溪、黟縣、祁門和婺源六個縣，這六縣的商人統稱為徽商，他們幾乎是無貨不居，經營的范圍觸及國計民生的諸多行當，其中，又以鹽業、茶葉、木材和典當占最為重要的地位。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徽商趨于衰落，這是一個總體的趨勢。其原因有諸多方面，主要的如清政府財政制度的變化、太平天國時期的兵燹戰亂、近代外國資本的沖擊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其他地域商幫的崛起，等等。

當然，不同行業的商人，其衰落過程和原因都不盡相同，各個商人家族的興衰亦是此起彼伏。以徽商的中堅力量鹽商為例，道光年間清政府實施的鹽政改革——改綱為票，將原先在兩淮鹽區實施的“綱鹽法”改為“票鹽法”，從根本上取消了業鹽兩淮的徽商之壟斷特權，從而沉重打擊了徽州鹽商的實力。此后，咸同時期太平天國的兵燹戰亂，使得長江中下游的貿易往來幾乎中斷，絕大多數的徽州鹽商徹底衰落。由于鹽商系徽州商幫之中堅力量，他們的衰落，從總體上改變了徽商的地位。

不過，這并不是說太平天國之后徽商巨賈就完全退出了兩淮鹽業的經營。歙縣上豐宋氏家族在清代前期是兩淮鹽務八大總商之一，他們在道光年間的鹽政改革中雖然一度中衰，但在太平軍尚未完全失敗時，就冒險從江西運銷淮鹽，從而在戰后的兩淮鹽業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

另外，歙縣大鹽商程穎芝也是在太平天國運動尚未失敗之前，就寫信給自己的朋友，希望后者一起籌錢出來做鹽業生意。此人與曾國藩的關系相當之好。在曾國藩的日記中，經常可見此人的祖孫三代與曾氏下圍棋的記載。據說，曾國藩的圍棋水平不高，而且有時棋風不太好，但卻很喜歡下圍棋，即使是在戎馬倥傯之際，仍然要下圍棋，大概是藉此紓緩緊張情緒吧。而與他下圍棋的，都是與之關系莫逆的人。程穎芝有一子在做鹽商，另一個兒子程桓生，也是曾國藩的入幕之賓，直接參與了曾氏對戰后江南經濟政策的擘劃。程桓生長期擔任鹽政官員，并于同光年間兩度出任兩淮鹽運使。從太平天國結束到清朝滅亡，為時不到五十年，而程桓生擔任鹽政官員的時間卻長達二十多年，占了一半時間以上。因此，徽州鹽商對于晚清兩淮鹽政仍然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正是因為這個背景，不僅程穎芝的后代在太平天國后的鹽業經營中如魚得水，而且，前述的上豐宋氏在戰后的活動，也與此種官商勾結密切有關。當然，此一時期的鹽商，與清代前期的徽商巨子不可同日而語。在清代前期，兩淮鹽商的資本多達七八千萬兩白銀，其中，八大總商之一的歙縣棠樾鮑氏一家，就有三千多萬兩白銀，應當是當時中國的首富。太平天國之后，徽州鹽商在全國財富排行榜上的位置則大為下降。

咸同兵燹對徽商的打擊極為沉重，不過，茶業和木材業在太平天國以后仍有發展。徽州茶商在戰后曾一度中興，但因清政府大幅度增加茶業稅，茶商隨即遭受沉重打擊。另外，光緒中葉以后，印度、錫蘭等國大面積引種茶葉成功，洋茶開始沖擊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在此背景下，洋商競相壓價，中國茶葉出口量遂日漸減少，徽州茶商內外交困，最終走向窮途末路。此外，近代錢莊、銀行業的興起，從根本上撼動了徽州典商原先在金融業中的地位。與此同時，洋紗、洋布以及南洋木材的進口日增，也使得徽州布商、木商等的生意遭受嚴重影響。

茶業是徽商四大行當之一

澎湃新聞：剛才談到徽商興衰中，可以很明顯看到政商關系的重要性，對此您有何評價？

王振忠：傳統中國是個專制主義的集權國家，權力主宰一切，因此，政商關系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諸多問題的核心所在。徽商的四大行當是鹽業、典當、木材、茶業，其中的前三項，號稱“閉關時代三大商”——這指的是近代開埠之前，鹽業、典當和木材業商人是最為重要的商人，而在這三大商中，徽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事實上，鹽、典、木三大商皆與封建政權有著密切的糾纏。

鹽業從明初的“開中法”到晚明綱鹽制度之確立，再到清代中葉的“綱鹽改票”等，都是直接與政府的政策變化密切相關。晚明時期鹽商專賣壟斷特權之獲得，與徽商不斷向官府的“輸獻”有關。及至清代前期，康熙和乾隆皇帝先后分別六次南巡，接駕所花費的銀兩主要出自鹽務經費，其中，鹽商的捐輸、報效占了很大的比重。在這種背景下，官府投桃報李，給予鹽商諸多權益。當時，兩淮鹽務中設有“總商”，乾隆時代更出現了權力空前的“首總”。徽商江春就擔任過“首總”，袁枚稱之為“以布衣上交天子”、“身系兩淮盛衰者垂五十年”。這些“總商”乃至“首總”，既是兩淮眾商的代表，又是官府與鹽商之間的聯系人，實際上擁有半官半商的身份（類似于晚清胡雪巖那樣的“紅頂商人”），他們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官方鹽業政策之制定，這當然也是乾嘉以后鹽政日趨窳壞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了鹽業之外，典當也是徽人重點經營的行當。民間素有“無徽不成典”的說法。當鋪需要報官納稅請帖，其信用要取得官府的保證。另一方面，官府也時常將大筆公款發典生息。這些，都說明典當業與官府的關系相當密切。太平天國之后，左宗棠大幅增加典稅，典業因此受到沉重打擊。至于徽州的木材業，起源于南宋時期。及至明代，早期前往西南一帶的木商，有不少就是從事“皇木”經營的商人，這些人與皇室、官府的關系亦相當密切。

最近二十年，皖南民間陸續發現大批徽商家族文書，這些資料，對于考察清代的政商關系，提供了極佳的史料。例如，前述的歙縣上豐宋氏家族文書中，就有一冊看似極為簡單的記事簿（五行藍絲格抄本），分欄上方依次書寫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僅在一些日子下記有簡單的人名。不過，稍加觀察便可發現，其上記錄的是一些官員及其家屬的生日。記錄的內容頗有規律：有官職的人物及其家人，緊跟在日期之后，排在顯要的位置；而沒有官銜的人物，則書寫于每行的底部，這應當反映了官本位背景下作者心目中人際關系的重要程度。記事簿的用途顯然是為了按時送禮之需，希望以此拉近與官員的距離。剛才提到的那位大鹽商程穎芝，據《清實錄》記載，其人在安慶一帶的鹽鋪開張時，打出的旗號竟然是“欽差大臣”，這當然是以曾國藩為其后盾。

歙縣新安江畔的芳坑江氏自明代中葉起就開始外出經商，清乾隆時代曾往遼東運銷茶葉，此后，長年販茶入粵，轉銷外洋。太平天國兵燹戰亂之后，轉運茶葉至上海。直到晚清，隨著國際市場上中國茶葉漸失優勢，江氏茶商才日趨衰落。此一家族中的江耀華，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著名的大茶商，其人從學徒做起，后在蘇州拙政園旁開設茶葉鋪，曾巧遇李鴻章，受到后者賞識，遂把他介紹給廣東香山買辦巨商唐翹卿，讓他們合伙做起大生意。據早年接觸這批資料的安徽學者介紹，江耀華家中藏有李鴻章、洪鈞、王文韶等達官貴人的翰墨甚多。李鴻章曾為他親筆撰寫對聯：“玉樹臨風人集一品，芝田養秀春滿四時。”與大鹽商程穎芝的做法相似，江耀華在做生意時，貨箱上都貼著兩淮鹽運司專用的封條，封條上印有“欽加二品銜總理兩淮都轉鹽運司”的字樣。這些，都是權力與資本勾肩搭背的形象寫真，反映出政商關系在商業運作中的重要作用。

澎湃新聞：還有一種觀點說，傳統中國商人致富后傾向于回鄉買地，而不是像西方資本家那樣將資產用于擴大再生產，從而導致了傳統中國商人的衰落，您怎么看待這種說法？

王振忠：傳統時代，商人致富之后，當然會有部分資金回流，用于購買土地。不過，并不是所有的地區、所有的時代都是如此。另外，要說傳統中國商人的資本完全不用于擴大再生產、購買土地是導致其衰落的原因，這可能沒有觸及問題的癥結所在。關于這一點，我們不妨考察一下徽州人的分家慣例。在傳統時代，徽商分家頗為理性，通常是“分家不分店”——也就是在分家時，一般的田產、房屋可以鬮分，但店鋪與祭祖的眾存田產等，往往并不列入分家的范圍。“分家不分店”，是為了避免因分家而導致商業競爭力的下降。分家以后，一般是在后代中挑選一位能干的人從事店鋪的經營，其他的房支則以股份的形式參與每年的分紅。與此同時，家族中的其他成員如果有余錢，還可以“附本”經營，這不僅可以吸納一些閑散資金，擴大再生產，而且還可讓族人分享家族商業的利潤回報，從而增強家族成員的內聚力。實際上，本土的家族組織與旅外的商業發展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發達的家族組織，總是成為旅外商業繁榮的強有力后盾。

澎湃新聞：改革開放以來，浙商群體興起，徽商有過復興嗎？您覺得現在的商人群體與以前的商人群體有什么延續和不同嗎？

王振忠：現代的商人群體與以前的商幫有著相當大的不同。雖然現在也有以“徽商”為名義組織的一些活動，以前我也受邀參加過一兩次相關的活動。但據我了解，當代人所說的“徽商”之“徽”是指安徽，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徽州府。除此之外，“徽商”的內涵也擴大了，現在提倡新“徽商”的人甚至提出，只要是他們心目中的“賈而好儒”，以“誠信”理念從事經營的，不管他們原先來自何方，都可以歸入“徽商”的范疇，這當然與傳統的徽州商幫已毫無關系。另外，傳統時代徽商無業不居，但以鹽業、典當、木材和茶業為四大主業，現在形勢變了，舊瓶裝新酒的“徽商”，當然不會有什么主業。傳統商幫的形成，一是有富商巨賈的出現，二是區域內有普遍的經商風氣，三是人們借助血緣和地緣關系，展開商業競爭。從這三個方面來看，當代徽商都沒有復興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