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常春藤大學——塔夫茨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Elizabeth J. Remick和另一名學者最近發表了一篇叫住《不要把中國男女比例失調歸咎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文章，文章內容經中國媒體轉載后，引起較大反響。

Remick教授專注中國問題，研究成果不少，對她進行過學術采訪的中國學者也稱她“廣東話講得很好”。但這篇談論中國問題的文章，卻有一些明顯的硬傷。

文章第一段談到：“由于男多女少，數以百萬計的中國男子注定要獨身。”轉載該文的英文媒體原文是“millions of Chinese men”，中文翻譯尊重了她的原意。

但事實是，2004年全國兩會期間，兩名全國政協委員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不約而同提出一個尖銳問題：“到2020年全國實現小康之日，全國將有3000萬-4000萬處于婚育年齡的男青年無女可娶。”這一數據當即引起公眾廣泛關注。

2010年9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在一份研究報告中，也提到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2020年以后可能有四五千萬婚齡男子打光棍。

2011年11月，媒體報道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指出，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的累積效應已現端倪。據國家統計局推算，中國0-19歲年齡段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萬，10年后上千萬適齡男性面臨娶妻難。

不管是官方還是學者的測算，都表明未來10多年內，中國社會將出現數千萬中國男人討不到老婆的嚴重問題，何以這個“數千萬”（Tens of millions）的新常識到了Remick教授筆下，被隨隨便便縮小了10倍，只有“數百萬”（millions of）？中國有數百萬男子討不到老婆固然不幸，但所反映出來的人口性別比還在正常范圍，還不至于成為一個全社會深感焦慮的問題。

Remick教授舉例說，與鄰國日本一樣，中國一胎政策實行前幾年的20世紀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已經下降，并長期維持世界最低的人口出生率，但日本沒有出現性別比例失調，而中國出現了，很多人認為是計生政策所導致。Remick教授認為這是一個誤解。她認為，從更久遠的歷史角度來看，中國的男女比例是在過去200年的很長時間內漸漸嚴重失調的。但這樣說，又如何解釋她自己觀察到的新生兒性別比“1960年至1985年間正常”呢？

Remick教授的說法是“在公社期間（約1958年至1983年），生產活動社會化，財產歸集體，祭祖活動遭壓制，養老金由公社提供。家庭不需要兒子，所以他們沒有什么動力去殺死或遺棄女嬰。”

生產活動社會化、祭祖活動遭壓制兩個因素姑且不論，“財產歸集體”和“養老金由公社提供”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1962年9月的“農業六十條”第四十四條規定：“保障社員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包括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車、縫紉機等 ，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這說明，除了“大躍進”時期農民的上述財產無法保障之外，其他時候，盡管少得可憐，農民還有權擁有“一切生活資料”，并沒有做到Remick教授說的“財產歸集體”。

“農業六十條”第十六條還規定：“公社和生產大隊，在今后若干年內，一般地不從生產隊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第三十六條規定：“生產隊可以從可分配的總收入中，扣留一定數量的公益金，作為社會保險和集體福利事業的費用，扣留多少，要根據每一個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員大會認真討論決定，不能超過可分配的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到三，公益金怎樣用，應該由生產隊社員大會討論決定，不能由少數干部自由支配。”這個著名文件中，絕無公社為社員提供養老金一說，即便生產隊扣留的“公益金”，不僅少得可憐，而且頂多照顧到鰥寡孤獨，何來一般農民的“養老金”一說？事實上，本世紀初年推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之前，中國農民何曾有過什么“養老金”？

因此Remick教授所聲稱的導致性別比正常的四個因素，實際至少有兩個因素不能成立。導致這一時期性別比正常的原因，只能是相對自由的生育。至于上世紀70年代初出生率下降，更大的原因是年輕父母都需要參加生產隊勞動掙工分養家，以及農村公共衛生水平有所提高，不太需要以嬰兒的數量優勢戰勝嬰兒死亡率。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嬰兒性別比急劇攀升，其中不排除長期以來重男輕女思想作怪，但更現實的訴求是老有所依，由此，在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大量違法存在胎兒性別鑒別，以及人工流產的便利化。可惜這些因素并未進入Remick教授的視野，而是熱衷于討論虛無縹緲的祭祖問題，以及中國法律早就解決的平等的財產權和繼承權。

公共政策的調整需要聽取各方意見，包括來自外國的意見，但對基本事實都存在嚴重偏差的意見，還是謹慎一些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