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汪東興，因病醫治無效，今日去世。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 》（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記錄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毛澤東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這段歷史。汪東興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形成、發展和覆滅，有深入的了解。本書把作者跟隨毛主席參加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前后后活動經過寫出來，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這段歷史。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其中內容。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后，全國開展批修整風運動，毛主席提出在全黨、全軍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特別是要求黨的高級干部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提倡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同時，毛主席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和“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原則，要求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統一全黨、全軍的思想和認識。

9月9日我們下廬山后，毛主席的專列先到長沙，毛主席與華國鋒同志在車上談了話。專列停在支線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親切地問我：“你在想什么？”

我說：“我在想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

毛主席高興地說：“這好嘛！”

我說：“在山上開會，忙于會務，沒有時間想自己的問題。現在有空閑時間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對我的態度比較滿意。他說：“這樣好，想到什么就說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專列抵達武昌。送毛主席到東湖賓館住下。安頓好后，我就考慮根據自己新的認識，再寫一份檢查。到了晚上，我的檢查寫好了，呈送給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已經點了陳伯達的名，對陳伯達的錯誤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對自己錯誤的性質的認識又提高了一些。在這次的檢查中，我也批判了陳伯達。

現將我第二次書面檢討的主要內容抄錄如下：

主席：

我這次犯了嚴重的錯誤，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的兩次檢查和一次書面檢討外，最近經主席多次談話，對我進行嚴格的批評和親切的教育。每次談話對我啟發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難受，總覺得對不起主席，對不起黨中央，對不起受誤會的同志，我真是辜負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這是有罪的，我應牢記這次教訓，努力改正錯誤。

我完全擁護主席《我的一點意見》的英明指示。在這指示以前，我沒有識破陳伯達。他的手段特別陰險、惡毒，利用九屆二中全會搞突然襲擊，造謠和詭辯，欺騙不少同志。他打著論天才的旗號，其實要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奪毛主席的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次把陳伯達揪出來，使黨更加團結，更加純潔，更加鞏固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中前三天被陳伯達利用欺騙有三件事：（一）在華北組他突然地又是有計劃的發言，利用我的無能，而心情非常激動，又不加分析，更不顧自己的身份，就起來發言，結果當了陳伯達壞人的炮手。（二）我懷疑陳伯達事先看過修改過華北組的簡報，他利用簡報來擴大到各組煽動欺騙人。我建議中央派人追查陳伯達，事先是否看過修改過這期簡報，這期簡報發出最早最快，而且簡報內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陰謀，有鬼。（三）陳伯達利用聽林副主席錄音報告時，把論天才的語錄交我打印五份（當時我交代打印二十份，準備政治局同志要時免得再打印），現在看來是陳伯達的陰謀詭計，可能是要我發言時引用，結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存在著個人主義，驕傲自滿思想，有主觀片面性，遇事易激動，缺乏冷靜的考慮分析問題，再加上文化理論水平低，路線斗爭覺悟不高，警惕壞人破壞中央團結不夠，平常學用毛澤東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陳伯達這樣的陰謀家、野心家，我不僅沒有識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這次我所犯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的錯誤，對我觸動很大，教育很深，我應很好地接受這次教訓。今后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特別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通過學習提高認識，提高兩條路線斗爭的覺悟，在實際工作中，努力鍛煉自己，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切實改造世界觀。上述認識是否妥當，請指示。

敬禮

汪東興

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過我的第二次書面檢查后，表示滿意，在我寫給他的信上面用鉛筆作了批示：“此件請汪東興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志一閱，進行教育，詳由東興面談。”在第一頁信紙的左右空白處又寫道：“陳（即陳伯達——作者注）案另是一個問題，應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點半，毛主席讓吳旭君（毛主席的護士長——作者注）通知我去談話。這次談話一直談到11點50分。

毛主席說：“你寫的信我看過了，信中對問題的認識很好，接受教訓。我看有些同志還不通，上了當，還不通？現在不通，慢慢總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馬列主義，自己都沒有看過馬列主義這一方面的書，發言時又要引用。我看還是要進行教育，還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補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讀點馬列主義的書，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書內選些章節出來。此事請總理、康老辦。我還可以提選一些。不讀馬列主義怎么行呢？不行的。結果就被陳伯達擺弄了。”

在談到軍委辦事組時，毛主席說：“我們軍委辦事組內有幾位同志也上當了。發言時，一個口徑，用一樣的語錄，連林彪也受他們的騙。據說他要寫信給我，葉群和他們（指黃永勝等人——作者注）不讓寫。我勸林應好好地想一想，表一個態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態也可以。”

在談到陳伯達的問題時，毛主席說：“我們的任務是對付帝、修、反。而陳伯達不管帝、修、反。我寫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見，給陳看時，他馬上說他與蘇修無關系。我又不是問他這事，他急著聲明這個問題。”

在談到九屆二中全會的六號簡報時，毛主席說：“六號簡報要抓緊核實，你懷疑陳伯達看過、改過，應找會議主持同志，還有王良恩同志和記錄印發的人。為什么不經你看過，發出最早最快？由總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實為好。要他們不要再上陳伯達的當了，有錯誤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著煙，不時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談著。

他問我：“你說他們（指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作者注）在各組一起動作，煽動，他們幾個，還有黃永勝報名要發言（會議期間，黃永勝留在北京，但他準備了書面發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語錄，但他們的簡報未發，一說不行了，記錄就收回，這當中好像是有點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搖了搖頭，說：“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著說：“你跟我出來了，他們在北京是否在陳伯達處商量過？”

我又搖了搖頭，說：“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說：“誰知陳伯達住在何處有何活動？誰能知道？陳伯達案另辦，與你們好人犯錯誤不同。”

毛主席說：“我在簡報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發言中說，懷疑他們都在24日下午發言，是統一部署的。”

毛主席還要我找曾思玉單獨談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談話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

他說：“你先回去，讓總理和康生召集會議，把你給我的信給他們看，傳達我對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談話的內容，爭取犯錯誤的人早點覺悟。”

毛主席還說：“你這封信可以啟發他們，讓他們也可以寫或找我來談。”

出于對毛主席安全的考慮，我說：“我的意見，我們還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訊員先帶回去。”

但是，毛主席還是堅持要我乘送文件來的飛機先回北京。他說：“早一天回去，讓他們早一點覺悟也好嘛。”

這樣，我只好準備第二天早上先飛回北京去了。

16日下午，我去找當時任武漢軍區司令員的曾思玉聊了兩個小時，他還陪我吃了晚飯。談起廬山會議，曾思玉同志說：“當時我是一盆漿糊，弄不清楚。”

我笑著問：“現在你還是一盆漿糊？”

他說：“開始我腦子是一盆漿糊，毛主席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后，通過學習，慢慢地了解了。”

我誠懇地說：“廬山會議上我也犯了錯誤。”

他說：“中南組也是緊張的，說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奪毛主席的權。葉群發言就是這樣講的，她還說毛主席是天才沒有錯。”

我講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從實際中學的，是靠看書學習，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們過去認識不清，現在才有所認識。”

曾思玉說：“那幾個副詞，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報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聽進去，總覺得這是毛主席的謙虛。”

我和曾思玉談話中，互相交換了一些思想認識。

晚飯后，我向毛主席辭行。毛主席已經休息了，我就沒有打擾他。午夜12點鐘吃過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點鐘左右，護士長吳旭君來敲我的門，我正要起身開門，吳旭君說不用開了。她從門縫塞進來一張紙條，并且告訴我說：“你不要起來了，看一看條子就行了。”我撿起條子見上面寫著：“主席講，你不要走了，一齊走。”這樣，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覺。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當專列走到石家莊時，我將曾思玉同我談話的情況報告了毛主席。我對毛主席說，曾思玉是老實人，他的態度是好的，有什么談什么，只是水平與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會通的。

毛主席聽后“嗯”了一聲，沒有說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繼續做黃、吳、葉、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將我于9月15日寫給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傳達。

吳法憲看到我的書面檢討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寫出了書面檢討。在這份檢討中，吳法憲承認“犯了嚴重的錯誤，干擾了主席，干擾了主席親自主持的二中全會”，并帶著“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檢討認錯”。可是，他在檢討中把自己說成是“上了大壞蛋陳伯達的當”，是自己“政治上極端幼稚”的表現。

我把吳法憲的這份檢討書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閱。我愿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主席還在吳法憲的檢討書上寫了許多批語。

吳法憲在檢討書中講到他在莊嚴的二中全會上，在關系全局性的原則問題上，事先沒有請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請示報告。毛主席在這段文字下邊畫了一道杠，又在旁邊寫道：“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么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

在吳的檢討書中講他自己的發言“不從全局考慮，不顧影響，不考慮后果，這是極不嚴肅、極不慎重的不負責任的態度”這段話的下邊，毛主席畫了一道杠，在旁邊寫著：“這些話似乎不真實。”

在吳法憲談到陳伯達是“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反黨分子”這句話的下邊，毛主席畫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

吳法憲交代8月23日晚12點前后，陳伯達來找他和李作鵬、邱會作，談到過關于“天才”方面的問題。毛主席在這段話下邊也畫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同志的報告，又找什么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借口。”

當毛主席看到吳的檢討書寫到“他（指陳伯達——作者注）還說，主席也批評了你們，我們問他主席批評了什么，他不肯說，……說話神態異常，說時支支吾吾”時，毛主席在旁邊批示：“無非是想再騙你們一次，企圖挽救他自己。”

吳法憲的檢討書中揭發8月27日晚上12點以后，陳伯達來問他講沒講過“有人利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這句話，毛主席在“偉大謙虛”四個字下邊畫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什么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吳法憲提到陳伯達8月27日晚上核對上面那句話時，看到陳的發言稿上有“中央委員會也有斗爭”一句話，吳法憲認為這是“造謠”。毛主席在“中央委員會也有斗爭”這九個字下邊畫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這句話并沒有錯，中央委員會有嚴重的斗爭，有斗爭是正常生活。”

當毛主席看到吳的檢討書中寫道“……他只參加過兩次會，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怎么能這樣做，并且告訴秘書不要答復他”這句話時，在旁邊批道：“這樣對。”

10月12日，葉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書面檢討。承認“我犯了嚴重錯誤，干擾了主席，干擾了中央和到會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說毛主席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她的諄諄教導，使她受到極大的啟發和教育。但葉的檢討書中把她的問題說成是上了陳伯達的當，自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言的“動機是出于對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熱愛，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葉群的檢討，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閱。”并在裝檢討書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關同志閱后退中辦存。”

葉群在檢討書中說，她“這次犯的錯誤是嚴重的是路線性的”。毛主席在“路線性”三個字下邊畫了一道杠，在旁邊寫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葉群在檢討書中談到她在北戴河時，連續接了幾個這方面反映情況的電話，而她沒有注意核實情況時，毛主席在旁邊寫道：“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

葉群在檢討書中引用毛主席講過的話“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毛主席在這句話下邊劃了一道杠，并在旁邊批道：“這是馬克思的話，我不過復述一遍而已。”

葉群在講到林彪要寫信給毛主席，她出來勸阻，結果幫了倒忙時，引了毛主席過去講過的話“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毛主席在這句話下邊劃了一道杠，在旁邊寫了這樣一段話：“一個傾向掩蓋著另一傾向。‘九大’勝利了，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的呢？”

葉群在檢討書中寫道，九屆二中全會上她接到軍委辦事組寄給她一份論天才的語錄。毛主席在下邊劃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

葉群說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論天才的語錄，這就間接地上了陳伯達的當。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個字下邊劃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種，無論誰搞的都是一樣，難道別人搞的就不算上當嗎？”

葉群還說什么她對陳伯達的反動本質認識不足，警惕不夠，因而過去對他的斗爭不夠有力。毛主席在旁邊寫道：“斗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么會去同他斗爭？”

葉群在檢討書中還對陳伯達提出了一些疑問。毛主席在旁邊寫道：“不上當是不會轉過來的，所以上當是好事。陳伯達是一個十分可疑的人。”

葉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導認真讀幾本馬、恩、列、斯著作，聯系實際，改造世界觀。毛主席在下邊劃了一道杠，在旁邊寫道：“這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共產黨人不讀一點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擔負高級職務的人。”

在葉群的檢討書末尾，毛主席寫道：“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毛主席這些批語清楚地表明，對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和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所犯的錯誤，都還是采取批評、教育、挽救的方針的。

廬山九屆二中全會后，為了繼續解決這次會議上的問題，給林彪等人改正錯誤的機會，爭取和挽救他們，黨中央和毛主席倡導開展學習和批判運動。

這年10月，毛主席對貴州省關于“三支兩軍”問題的報告作了批示，提出要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

11月6日，黨中央發出《關于高級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傳達了毛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關于黨的高級干部要擠出時間讀一些馬列主義著作的指示，建議各單位干部讀六本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澤東著作，即：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國家與革命》，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1月16日，經毛主席批準，中央作出《關于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指示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采取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偉大領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一文，粉碎了陳伯達的反黨陰謀，撥正了全會的航向。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全會揭露了陳伯達反黨，反‘九大’路線，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的面目。這是我們黨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指示提出了解陳伯達的情況和問題的同志，要進行檢舉和揭發，將揭發材料妥送中央，并號召全黨全軍立即開展“批陳整風”運動。

12月16日，毛主席對三十八軍黨委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作了批示，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時說：“什么‘四個偉大’（指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作者注），討嫌！”

斯諾說：“我有時不知那些搞得很過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誠意。”

毛主席說：“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的，‘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個偉大”是林彪提出來的。毛主席的上述講話顯然是批評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幾次表示過對“四個偉大”提法的態度。我記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會見卡博、巴盧庫時，就說過：“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么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就不高興。”還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發表一篇元旦社論。社論的草稿上提了“四個偉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讓我拿著社論的清樣去釣魚臺找陳伯達和姚文元刪掉。我問毛主席，“四個偉大”您就不留一個？主席想了想說，那就留下一個吧！我又問留下哪一個。毛主席說，我是當教員的，就留下那個導師吧。其實導師就是教師，不過比教師高明一點。我到釣魚臺找了陳伯達、姚文元，讓他們按毛主席的意見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對周總理關于開好華北會議的請示報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認真的批評，從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建議李德生、紀登奎二同志參加會議。黃永勝、李作鵬應同李德生、紀登奎一道參加華北會議。這次會議在全軍應起重大作用，使我軍作風某些不正之處轉為正規化。同時對兩個包袱和驕傲自滿的歪風邪氣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開了華北會議，對陳伯達進行揭發批判。

華北會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參加了，我也去了。

去參加會議前，我請示毛主席：“我要不要發言？”

毛主席說：“你現在是明白人了，為什么不發言？”

我說：“我先寫一個東西給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錯了。”

毛主席說：“不用寫了。根據我與你幾次談話的情況，我看你的思想已經通了。你講吧，講錯了，回來我們再商量，再批判嘛！”說到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來。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對濟南軍區政治部《關于學習貫徹毛主席“軍隊要謹慎”指示的情況報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講清了問題。請你們看一下，是否可以轉發全軍。如同意，請總理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宣讀、討論、通過，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軍委總政治部的幾句指示，即可發出。除軍隊外，中央機關和地方黨、政機關也要發出。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軍委召開一百四十三人參加的批陳整風座談會。黃永勝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陳伯達，又不做自我檢查。毛主席對黃等人的態度不滿。為了改變這種狀況，1月26日，中央發了《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

在華北會議結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開的華北會議——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個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李德生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紀登奎任第二政委；謝富治任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德生任第二書記，紀登奎任第三書記。在這個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談過話。

軍委座談會和華北會議前期，都沒有開好。對此毛主席進行了批評。2月19日，毛主席在關于開始批陳整風運動的指示中說：“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會議前期，批陳不痛不癢。”

2月20日，軍委辦事組根據毛主席批評軍委座談會不批陳的問題，寫了一個檢討報告。毛主席在這個檢討報告上又批示說：“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么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毛主席在這個檢討報告上還批示：“為什么老是認識不足？三十八軍的精神面貌與你們大不相同。原因何在？應當研究。”毛主席對黃永勝等人不做自我檢查，不認真批陳是抓住不放的。

與此同時，毛主席又強調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認真學好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覺得可用。只在十八頁上去掉一個詞，以便突出馬列。十七頁上已有了這個詞，也就夠了。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

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等遲遲不肯承認錯誤，不肯做自我批評，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書面檢討。盡管如此，毛主席對他們承認錯誤做出檢討的行動，仍采取了歡迎的態度。

毛主席看了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的檢討后，于3月24日在黃永勝3月21日的書面檢討上作了如下批示：“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三同志的檢討都看了，我認為寫得都好。以后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只在黃的第二頁上有一個注語，請各同志注意。”

黃永勝書面檢討的第二頁上有段話“過去我對反黨分子陳伯達這個人有迷信，被他所謂‘天才理論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對這段話批注：“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斗，挑動軍委辦事組干部及華北、軍區干部，都是由此而來。”

3月30日，毛主席又對劉子厚在河北省“批陳整風”會議上的檢查作了指示，指出：“上了陳伯達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3月19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還在劉的檢查的最后一頁批示：“這還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動。”

4月15日至29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開了批陳整風匯報會。參加會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隊的負責人共99人。29日，周總理代表黨中央在匯報會上做了總結。

4月18日，我在這個匯報會的華北組小組會議上又做了第三次檢查。我把當時檢討的內容抄錄如下：

我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在全會期間和全會以后，經過主席多次談話，對我進行了嚴格的批評和親切的教育，每次談話對我的啟發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帶著自己的問題，進一步學習了主席的光輝文獻《我的一點意見》，學習了馬、列和主席的幾本著作。遵照主席“在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的指示，我同中央辦公廳和警衛局、警衛團的同志們一起揭發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罪行，同時，也在會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幫助，使我進一步認清了陳伯達的反革命本質，進一步認識了自己錯誤的嚴重性，進一步提高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覺悟。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在毛主席親自領導和主持下，會議開得很順利，氣氛很好。但是，會議剛開了一天，陳伯達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驅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以偽裝的面目出現，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打著紅旗反紅旗，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制造謠言，欺騙同志的惡劣手段，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妄圖實現他反黨奪權的罪惡目的。主席很快識破了陳伯達的反革命面目，適時地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這篇光輝文獻，粉碎了陳伯達的反黨陰謀，撥正了全會的航向。

在這次全會上，把陳伯達這個大壞蛋揪了出來，教育了全黨，團結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隱患。這是偉大導師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是我們黨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針見血地擊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陳伯達的要害，從理論上徹底揭穿了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揭穿了陳伯達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反動本質，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對于我們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我堅決擁護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堅決擁護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一切決定，堅決跟著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沒有發表以前，我沒有識破他是一個大壞蛋，上了他的當，受了他的騙，當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深感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黨中央，對不起受誤會的同志。辜負了毛主席對我的信任和教育，沒有聽毛主席的話，干擾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我內心極感沉痛。我的錯誤是：

（一）在華北組聽了反革命分子陳伯達的煽動性發言，我沒有考慮分析，沒有調查核實材料，更不顧自己的身份，以極不慎重的態度，心情非常激動地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把不應該上綱上線的問題上了綱、上了線，使會議氣氛緊張，不利團結，影響會議順利地進行，當了反革命分子陳伯達的炮手。

（二）我聽到反革命分子陳伯達煽動說，有人不要毛澤東思想，有人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高興得手舞足蹈，我沒有識破他的陰謀，憑著自己樸素的階級感情，一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動起來了，錯誤地提議在新憲法中恢復設國家主席一章。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問題，還是主席的意見，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從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轉達了主席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會議上，大家都擁護主席的意見。可是當我聽到反革命分子陳伯達的煽動性的發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凈。在這關鍵時刻，我沒有冷靜思考，沒有堅持原則，沒有考慮到主席日日夜夜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勞。我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聽毛主席的話，違反了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這是十分錯誤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三）反革命分子陳伯達利用“第六號簡報”來煽動、欺騙參加全會的同志，妄圖分裂黨，破壞“九大”“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路線。這期簡報發出最早、最快，簡報內容中陳伯達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給我看，這是一個陰謀，我上了當，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陳伯達利用聽錄音報告的機會，把關于論“天才”的語錄交給我打印五份（當時我交代打印二十份，準備政治局同志要時，免得再打印）。這個語錄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沒有使用，在陳伯達陰謀詭計被識破后這個語錄已封存。現在看來，可能是要我發言時引用，結果未得逞。

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1）對反革命分子陳伯達的惡意造謠，沒有調查核實，沒有分析判斷。對在哲學上的欺騙和詭辯，自己不懂，也沒有向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請教，主席教導：“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而我違反了主席的這個教導，結果情況不明，決心很大，方法不對，犯了嚴重的主觀主義的錯誤，思想上陷入極大的盲目性。主觀主義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一種表現，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反映。毛主席指示：“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過去對主觀主義的危害性認識很不夠，今后必須下決心“打倒主觀主義”。

（2）過去沒有“認真看書學習”，對馬、列和毛主席的書讀得很少，而且有些沒有讀懂。因此，思想和理論水平很低，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覺悟不高，警惕壞人破壞中央的團結不夠，特別是遇到像陳伯達這樣手段很陰險、很毒辣的陰謀家、野心家，我不僅沒有識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著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世界觀沒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訓，帶著問題認真地學習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覺地改造世界觀，克服驕傲自滿，爭取較快地改正錯誤。真正做到在大風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識別真假馬列主義，堅決緊跟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在毛澤東思想和“九大”路線的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我的第三次檢討書送給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對我說：“你的幾份檢討有階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廬山會議后，大家到現在還跟不上氣候，看來你跟上了。”

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以后，毛主席和黨中央在領導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的同時，還采取了許多措施，一是接連批發了許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這個辦法叫做“甩石頭”；二是派紀登奎、張才千參加當時被林彪、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控制的中央軍委辦事組，毛主席把這個辦法叫做“摻沙子”；還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華北會議結束前改組北京軍區，毛主席說這個辦法是“挖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