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抗日戰爭時期，從農村到城市，從中學生到城鄉婦女，各階層、各年齡段的婦女同胞們都被動員起來，真正實現了中華民族的集體抗戰。然而，以往的抗日戰爭史，往往多強調男人的功勞，婦女為抗戰做出的重大犧牲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以下幾篇有關抗戰時期的婦女研究，或許有助于讀者全面了解抗戰勝利的來之不易。

戰端肇起，女護士扛起了半邊天

周春燕：《婦女與抗戰時期的戰地救護》，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4期（2014年12月）。

清末，由傳教士傳入中國的護理專業男護士居多，女性從業者則較少，然而20世紀以來，“護士”逐漸成為中國女性的專屬職業。如此大的變化，一方面緣于女性群體溫柔細膩的天性本就適合從事看護工作，另一方面與抗日戰爭的爆發也有較大的關聯。

中國軍護制度的缺席導致專業醫護人員不足，加上日軍的步步緊逼，戰前醫護人才的培養，就始終跟不上戰爭傷亡的速度。抗戰期間，社會上一度倡導“男人殺敵、女人救護”的分工設想，政府不得不尋求專業人才以外的資源，要求高中以上學歷的女學生學習軍事看護課程，希望通過短期的救護訓練，迅速補充戰時的醫療人力。

《良友畫報》（1939年8月）第141期：后備救護員

1933年長城戰役后，教育部開始頒行《高級中學軍事看護課程標準》，企圖在不影響正常課業的情況下，以最短的時間，將全國高中以上學歷的女學生培養成能夠應對戰場多數病癥的救護人員。1934年8月，教育部明令高中女生平時即應以軍事看護為必修學科；1936年，教育部再度下令，將以往兩學年的學習課程，濃縮為一學年，并規定女生必須于每年4月11日至7月10日間，隨男生集中訓練，屆時必須接受調派服務。七七事變后，教育部于1940年2月修改公布了《高級中學教學科目及各學期每周各科教學時數表》，并將軍事訓練與軍事看護合二為一，更加突出了對高中女生的看護訓練。

與此同時，1936年起，全國各地的社會救濟團體和婦慰總會、婦指會等婦女團體也擔當起了協助戰地救護的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軍護緊缺的問題更加凸顯，直至1943年，政府終于建立起了以招收女生為主的軍護制度。

總的來看，如作者所言，“若無八年抗戰，中國的護理體系與事業可能還是發展緩慢的。”在新式醫護事業起步之時，對于處在兵荒馬亂、財政匱乏的中國來說，能在短期間內整合國家和民間的醫療資源，并利用抗戰期間推廣衛生知識，甚至將現代中國的軍護制度“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此等成就著實值得肯定。從更長遠角度來看，“抗戰也加速了護理知識的普及，為日后的衛生事業奠下一定的基礎，更助長了護士職業女性化的趨勢”。

戰爭從來不光是男人的事業

[美]潘以紅：《戰爭從來不只是男人的事業：解讀新四軍女兵回憶錄》，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4期（2014年12月）。

抗戰時期，中共女兵到底經歷了什么？她們對自身的認識是怎樣的呢？

本文的作者試圖重點分析中共女兵對戰爭的回憶，透過新四軍女兵所出版的回憶錄——《鐵流：鐵軍巾幗譜》、新四軍五師的女兵回憶文集《中原女戰士》、王于畊（即王于耕）的回憶文集《往事灼灼》等，試圖糾正毛澤東時代受到忽視和邊緣化的婦女史。

戰地干部紡線織衣

新四軍女兵回憶錄講述了她們作為戰士、妻子和母親的經歷，強調戰爭對女性比對男性更為殘酷的一面。抗日戰爭八年，雖然女兵絕大部分屬非戰斗人員編制，但是由于新四軍處在日軍、偽軍、國民黨軍隊的夾縫之中，女兵經常參與軍事行動：行軍、轉移，通過日偽的封鎖線，對付日軍的掃蕩。她們以書寫回憶錄的形式確認其人生價值，強調女兵和男兵一樣做出了貢獻，戰爭從來不只是男人的事業。而且，女兵在戰爭中經受著比男兵更艱苦的磨練：工作中的她們不僅和男兵一樣行軍轉戰，和男性干部一樣承擔各種工作，還要盡到一個妻子和母親的責任。而戰爭歷史忽視、遺忘女性，也是另一種殘酷。

對于這些女兵來說，民族解放事業高于婦女的利益；她們對共產黨員、革命大家庭成員的身份認同，給了她們強烈的集體歸屬感和個人服從集體的觀念。同時，她們確確實實參與了抵御外敵和改造社會的事業，并從中深切體會到自己生活的意義，因此，抗戰的勝利，女兵的貢獻“功不可沒”，“革命和革命戰爭，也從來都不光是男人的事業”。

日本鬼子來了，還是大腳跑得快

楊興梅：《中共根據地反纏足依據的演變(1928—1949)》，載《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1期；

周錦濤：《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農村的女性解放》，載《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19世紀末以來，康有為等從國家、種族的層面出發倡導社會改革，將廢除纏足看作是對新政權新制度下贏得民心的立足點，但因諸多的政治、文化等因素，歷屆政府都未能將放足政策深入貫徹下去。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承繼國家種族層面的宣傳，但實現放足的成效甚小。與此同時，作為革命黨的中國共產黨，同樣關注纏足對婦女自身的負面影響，并在1928—1949年間，高舉放足大旗，把反封建、參戰動員以及參加生產與反纏足宣傳相結合，將解放婦女的小腳當作是解放、開展婦女運動的基點，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那么，中共究竟是通過什么方式大規模動員、開展婦女放足運動的呢？

《民眾生活》 1933年第50-52期《改良風俗與女子放足》

據作者的探索，中共善于廣泛利用群眾大會、宣傳隊、漫畫、歌曲、戲劇、板報等多種形式來鼓勵放足，培養典型，鼓勵先進，鞭策落后。當時流行著讓她們難以忘懷的《放腳歌》:“人人來宣傳，婦女們聽一番，宣傳話兒好好聽，放腳鬧革命，呀嗨喲……女人們的不纏腳，又不扎耳朵眼，辮子一剪留下個短帽蓋，呀嗨喲……”同時，基層動員還用歌謠、漫畫等對小腳女人進行嘲笑與規勸，“婦女仔細聽，放腳鬧革命，敵人來圍剿，小腳跑不動”，“寶塔山，高又高，張三娶個女姣姣，眼睛黑，手段巧，可惜一雙小腳像辣椒，地不會種，水不能挑，怕過獨木橋，鬼子打來更是跑不了”。

這些宣傳確實很現實地描繪了日軍兵臨城下的現實危局，放足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女性逃亡苦難的現實情懷密切相關，解除了小腳束縛的痛苦，也有效地提高了農村女性為抗戰服務的積極性。這正是中共宣傳放足的現實意義，同時也贏得了邊區女性對中共的政治認同，成功整合了邊區農村女性的力量，為抗日戰爭乃至后來的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后方根基。

戰時城市知識婦女如何動員農村婦女？

柯惠鈴：《抗戰初期的知識女青年下鄉——以江西為例的研究》，載《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9期（2011年12月）。

抗戰爆發后，在救亡圖存的旗幟下，團結各階層婦女一塊抗戰的口號響徹全國，大批城市知識婦女從沿海遷入內地。她們將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動員農村婦女一塊抗日救亡，為這場硬仗補充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這也成為了戰時婦女解放工作的主要任務。在宋美齡以及各省主席夫人的帶領下，省以下的各級婦女干部們在動員一般婦女群眾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江西省的婦女運動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特殊之處在于，戰前就經歷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改造，戰時在省主席熊式輝的大力倡導下，婦女工作依托正式的行政部門，獲得了長足的進展。1936年成立的江西省婦女生活改進會，成為了江西省婦運的最高指導機關，在王敏儀、管梅瑢、潘玉梅等人的帶領下，改進會致力于“謀全省婦女具有健全之體格，公民之常識，生產之技能，治家育兒之能力，服務社會之精神，革除不良習慣，改善個人生活”。

作為“婦指會”的總指揮，宋美齡常常穿梭于抗日后方的大小傷病醫院，親自為傷兵包扎慰問。

國難當頭，“服務”和“犧牲”成為了抗戰時期江西省知識婦女下鄉工作的精神動力，也彰顯了中國知識婦女共赴國難的新形象。戰時贛省婦運從成立開始，成員就將自身融入群眾中，并以對國家社會負責為榮。在戰時緊張嚴肅的氛圍中，戰前城市婦女摩登、靚麗的形象大為褪色，代之以樸素刻苦的形象，迎合了戰時堅忍奮斗的精神。

江西省婦女抗敵后援會、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各界抗敵后援會慰勞工作團及傷兵管理委員會慰勞課等婦女同仁們，不分晝夜地投入到了抗戰工作中，各級工作同仁不惜勞苦地下鄉巡視，還要計劃、應酬、籌錢，當文書、當會計、會寫會講，要接近群眾，動員基層婦女在兼顧家務的同時還要接受教育訓練……除了這些縱向的溝通與交流外，還要兼顧同事之間的團結與合作。

中國知識婦女在抗戰中的貢獻為當時國人所肯定，江西省的婦女動員，走出了社團活動的新模式：婦女工作進入行政體系，從工作的決策、執行到考核都轉向官僚化，強調公文作業及行政程序的強制力。

整體看來，團結婦女同胞負起抗戰建國的任務，確實彰顯了戰時知識婦女堅韌不拔的愛國情懷，而且從形式上也突破了以往婦女運動爭女權的瓶頸。贛省婦女動員的幅度及深度雖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以城市現代文明為標準試圖改造農村文化，卻對中國婦運究竟該走怎樣的道路，提供了一個國民黨婦運史的重要軌跡。

文藝女性如何為抗戰服務？

劉慧娟：《試論中國知識女性在抗戰時期的重要作用》，載《文教資料》（哲學史學研究）2007年26期（九月號中旬刊）。

抗戰時期，有這樣一群知識女性，通過組織各類戰地服務團，創作、拍攝了大量抗戰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還創辦了很多婦女報刊，她們積極為軍隊和戰區百姓進行抗日救國宣傳，真正做到了《抗戰建國綱領》中指示的“婦女應服務社會，以增加抗建力量”。

董竹君，《上海婦女》雜志的創辦人

首先，著名女作家丁玲組織的18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和胡蘭畦率領下的上海戰地服務團，活躍于敵后和前線戰場，以秦腔、京劇、相聲、快板等多種節目形式為戰地軍民演出，話劇《突擊》、大鼓詞《大戰平型關》、快板《奇襲陽明堡》等節目深受軍民的喜愛。

其次，很多著名女演員也積極投入到戰地服務團的行列，如王瑩加入的上海救亡劇團二隊和陳波兒帶領下的上海婦女兒童慰勞團，都積極奔赴前線慰勞，大大鼓舞了前線軍民的抗戰勇氣及必勝決心。

再者，包括蕭紅、王瑩、延安抗大留日女學生在內的知識女性，還創作、拍攝了一系列抗戰救國題材的文藝作品，包括文學作品《生死場》、《曠野》，話劇《包圍大武漢》、《炸彈》以及電影《風云兒女》、《八百壯士》等，吹響了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號角，動員和激勵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

電影《風云兒女》劇照

同時，一些知識女性還創辦了大量的婦女刊物，抗戰八年期間共創辦了《婦女生活》、《戰時婦女》、《婦女界》、《新運婦女》等130多種婦女報刊，這些刊物都把宣傳抗日、喚醒婦女覺悟放在了第一位。

總之，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女性積極參與抗日宣傳活動，確實為抗日軍民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堅實的后方基礎，為民族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