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標題中的“為什么”之前，讓我們先來厘清一個“是什么”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圍棋到底有多紅？

不妨以1985年作為時間節點，來對比一下中國和日本。

當時的日本，人口約為一億，圍棋愛好者數量卻高達1208萬（據日本余暇開發中心2000年發布的白皮書），專業棋手有六百人，九段棋手有六十余人，其中不乏小林光一、武宮正樹等“超一流選手”。

同一時期的中國，人口在十億左右，是日本的十倍不止，但據專家估計，圍棋愛好者無論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比例，都落后于日本，這從棋手數量就可窺見一斑：專業棋手不過一百余人，九段棋手更是只有四位，還包括已經“退居幕后”的國手陳祖德和吳淞笙。

實事求是地說，截至1985年，相比起圍棋歷史源遠流長、曾對周邊國家輸出圍棋文化的中國而言，日本更當得起“圍棋王國”之名。

然而，在這之后，事情起了戲劇性的變化：中日圍棋之間出現了實力上的大反轉。

僅僅過去短短十多年，到1996年，日本的圍棋愛好者數量就下降到了410萬人，以每年66.5萬人的速度遞減。棋壇上活躍著的，依然是坂田榮男、藤澤秀行、加藤正夫、武宮正樹、小林光一、大竹英雄這些“老面孔”，新秀后繼乏力。

至于中國，到了1999年，時任中國棋院院長的陳祖德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中國有3000萬圍棋人口是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一年之后，《圍棋天地》雜志給出的統計數字是：中國的圍棋人口有2000萬。即便取較低的那個數字，中國也遠遠超過日本。

陳祖德，新中國第一代棋手代表人物，也是第一任中國棋院院長。

這個時候，活躍在中國棋壇上的，是老中青四代國手：即便不算已經成為象征人物的陳祖德（1999年，他被評為“新中國棋壇十大杰出人物”之一），也還有聶衛平、馬曉春、常昊以及漸漸嶄露頭角的古力（他們正好代表了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和八〇后），而準九〇后棋手陳耀燁（生于1989年）和九〇后棋手如周睿羊、時越、范廷鈺、羋昱廷和唐韋星等（若干年后，他們先后奪得全部六項世界圍棋大賽冠軍）也已經或快要開始摸索著上網下棋。

國手王汝南曾在一篇發表于1987年的文章中說，“中國大陸興起了一股從未有過的‘圍棋熱’”，他稱之為“中國圍棋的復興之路”，這也是該文的標題。套用今天常見的術語，以1985年為起點，中國圍棋在八十年代實現了“爆炸式增長”，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比如，作為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是一名圍棋愛好者，“金角銀邊”、“謀勢”、“做活”這些圍棋術語都被他移用于比喻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

許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企業家，也對圍棋情有獨鐘。如江蘇春蘭集團董事長陶建幸、上海建橋集團董事長周星增、中國移動上海公司董事長鄭杰、上海澳特來公司總經理池仁冠、貴州百靈集團董事長姜偉等。八十年代圍棋熱席卷中國之時，這些企業家最多不過三十歲出頭，正是易被新鮮事物感染的年紀，十多年后，他們一待事業有成，便立即贊助圍棋比賽和選手。誕生于1998年的春蘭杯，便由陶建幸斥資千萬舉辦，這既是第一項中國大陸出資主辦的世界職業圍棋大賽，也是中國最有分量的圍棋賽事之一。

與春蘭杯并稱為世界職業圍棋六大杯賽的“應氏杯”，則直接誕生于圍棋熱之中。這項全名為“應氏杯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的賽事，由臺灣企業家應昌期于1987年8月創辦，四年進行一次，是獎金最高的職業圍棋比賽，冠軍獎金高達四十萬美元，即便亞軍，獎金也有十萬美元之巨。昭和棋圣吳清源評價說：“應昌期先生是創辦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的第一人。”

常昊力捧春蘭杯

與圍棋有關的組織機構、書籍報刊，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也盛極一時。

1985年6月8日，蜀蓉棋藝出版社成立。這家全國唯一的棋牌專業出版社推出的圍棋入門讀物，四年間共銷行了一百多萬套。有讀者以這套小冊子自學，拿到圍棋段位，特地寫信致謝出版社，“我匯款來立個戶頭，你們出一本書我買一本”。

在《中國圍棋的復興之路》一文中，王汝南也提到，“棋書暢銷，《圍棋天地》、《圍棋》月刊、《圍棋春秋》、《棋牌周報》等專門刊物訂數持續上升”。當時的他，身份還是北京中日圍棋友好會館館長。四年后的1991年，作為圍棋熱的直接產物，中國棋院在北京成立，陳祖德、王汝南分別擔任正副院長。

“圍棋之鄉”也不斷涌現。1988年，浙江天臺縣向國家體委申報“圍棋之鄉”并獲得批準。到了1990年，短短一年間，國家體委又命名了四個“圍棋之鄉”：天臺的鄰縣嵊縣、江蘇張家港市塘橋鎮、河北懷安縣以及上海嘉定縣。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圍棋隊現任總教練俞斌就是天臺縣人，為中國圍棋拿到第一個世界冠軍的馬曉春是嵊縣人，陳祖德則是嘉定人。

那么，現在問題來了：圍棋為什么這樣紅？

中日圍棋擂臺賽

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隊在中日圍棋擂臺賽上的優異表現。之所以將1985年作為中國圍棋熱的關鍵時間節點，也是因為，第一屆中日圍棋擂臺賽始于1984年10月6日而終于1985年12月20日。這場持續一年有余的圍棋對抗賽，拉開了中日圍棋擂臺賽的序幕。

中日圍棋擂臺賽一共舉辦了十一屆（1984-1996），但真正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具有巨大影響力、鼓動起華人圍棋熱的，主要是前三屆比賽。而這三屆的主角只有一個：聶衛平。

棋圣聶衛平

站在今天回看這三屆比賽，聶衛平的表現只能用“瘋狂”來形容，如果把當時比賽的全部過程寫成小說、拍成電影，一定會有人表示不屑：故事太假，沒勁。

然而，它確實在真實世界發生了。

第一屆中日圍棋擂臺賽。有“內戰外行、外戰內行”之稱的中國棋手江鑄久一鼓作氣，接連擊敗依田紀基五段、小林覺八段、淡路修三九段、片岡聰九段以及戰勝過聶衛平的石田章九段五位日本棋手，卻最終負于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九段。之后，小林光一連勝錢宇平、邵震中、劉小光、曹大元、馬曉春六名中國棋手，中方只剩聶衛平一人，日方卻有三位超一流選手：小林光一、副帥加藤正夫九段以及主帥藤澤秀行九段。最終，聶衛平將這三名日本選手一一擊敗。中國獲得冠軍。

第二屆中日圍棋擂臺賽。小林覺連勝錢宇平、邵震中、曹大元、江鑄久、劉小光五將，馬曉春好不容易將之擊敗，遏制住了日本連勝的勢頭，又敗在片岡聰手下。這一回，聶衛平面對的是五名日本棋手：片岡聰、山城宏九段、酒井猛九段，還有兩位超一流選手——副帥武宮正樹九段與主帥大竹英雄九段。不可思議的是，他再一次將這些日本選手一一擊敗，其中，與武宮正樹的對局由中央電視臺全天直播，藤澤秀行稱之為“世紀之戰”，日本媒體則叫它“滴血的名局”。中國再獲冠軍。

與前兩屆比賽相比，第三屆中日圍棋擂臺賽平淡了許多。雙方互有勝負，中方主將聶衛平下的唯一一盤棋，就是對陣日方主將加藤正夫，中盤即取得勝利。中國又獲冠軍。

到了第四屆中日圍棋擂臺賽，已經升到七段的依田紀基連勝六場，中方又只剩聶衛平一人，局面與前兩屆驚人的相似。聶衛平先奮力把依田拿下，然后又擊敗淡路修三九段，第三場面對羽根泰正九段，在中盤形勢大好的情況下，官子惜敗于羽根，止步于十一連勝。

賽后，日本記者和日本棋院負責人都表示，他們等這一天，足足等了四年。而十一連勝的記錄，直到中日圍棋擂臺賽告終，也再無人打破。

第一屆中日圍棋擂臺賽日本隊陣容。上排左起為依田紀基九段、小林覺九段、淡路修三九段、片岡聰九段，下排左起為石田章九段、小林光一九段、加藤正夫九段、藤澤秀行九段。

這樣的戰績，用今天知乎網友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恒大正賽連斬拜仁、皇馬、巴薩、多特、切爾西、曼城”。聶衛平的風頭之勁，比如今受到狂熱追捧的“小鮮肉”孫楊、寧澤濤有過之而無不及。當然，他一不靠顏值二不靠腹肌，全憑頭腦取勝，倒應了前幾年因美劇《生活大爆炸》流行起來的那句話：Smart is new sexy。

第一屆中國圍棋擂臺賽獲勝之后，就有大量讀者寫信給聶衛平，夸他是民族英雄。清華、北大的大學生為了聽聶衛平演講，擠滿了報告廳。老山前線的戰士還寫信給聶衛平說：“我們在前線奮戰，就是為了你能在后方擊敗日本棋手。”

臺灣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后來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沈君山，在聶衛平豪取九連勝、拿下三冠軍的時候，曾經發來賀信，結尾說道：“聶兄這兩年的努力和奇跡，不但提高了圍棋在國人間的地位，也更加強了全世界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這棋盤外的成就，也許是更有長遠意義的，謹在此代表海峽此岸的棋友，向聶兄致敬意。”

應氏杯的創辦，也是因為聶衛平的連勝。臺灣企業家應昌期早就想辦世界著名棋手的比賽，看到聶衛平的神奇表現，他認為時機來到。他對聶衛平說：“我這個比賽就是為你辦的。”

早在中日圍棋擂臺賽開幕之前，金庸就曾拜聶衛平為師，學習圍棋。1984年“新體育杯”的決賽在金庸香港家中進行，聶衛平說，“金庸知道我愛吃螃蟹，專門在家里請我吃了頓螃蟹。那頓飯從下午5點一直吃到晚上10點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邊陪著。那天有兩個菲律賓傭人對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們‘炒’了。”第二屆中日圍棋擂臺賽期間，金庸已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并負責政治組事務，工作很忙，但聶衛平戰勝武宮正樹之后，金庸仍然抽了一個晚上請他吃飯。

美國的華人棋迷也因為中日圍棋擂臺賽而熱情高漲。據《新體育》原主編郝克強回憶，他去美國訪問，有位臺灣到美國經商的華僑對他說：“原以為中國與日本打擂臺賽圍棋，是否早了一點。沒想到中國勝了。我們都出了口氣，你們是不會理解我們美國華人的心情的。”

可以說，聶衛平幾乎以一人之力，將全球華人聯系在了一起。而這聯系的紐帶，是圍棋。

2015年，聶衛平（左）與武宮正樹（右）再現“世紀之戰”。

圍棋“恐日癥”

實際上，早在中日圍棋擂臺賽開始之前、“文革”尚未結束之際，聶衛平就已開啟屬于他自己的時代。他曾五次獲得中國圍棋錦標賽冠軍（1975、1977、1978、1979、1981），并于1979年獲第一屆“新體育”杯與第一屆世界業余圍棋錦標賽冠軍。中國棋壇一致公認，1975年至1979年，是“聶衛平時代”。

但這遠不足以燃起大眾對圍棋的興趣。只有中日之間進行的比賽，才能做到這一點。

正如中國男足長期患有“恐韓癥”，中國圍棋也長期患有“恐日癥”。“恐日癥”的背后，是對中日國力巨大差距的焦慮，以及對日本曾經犯下的侵略罪行的憤恨。

如果說足球是否起源于中國尚存爭議的話，圍棋則是發源于中國的地道國貨，近代以來卻興盛于日本。民國初年，日本五段棋手高部道平訪華，中國棋手無一是其對手。據他描述，中國棋手最高水平也不過相當于日本初段而已。這無疑是讓國人絕望的事實。

伴隨著日本加速對中國的侵略，中日之間的圍棋比賽逐漸上升到愛國層面，成為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因如此，1928年就東渡日本學棋的吳清源于1939年至1955年間在十番棋擂臺上擊敗全部日本超一流高手時，才會激發國人極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即便吳清源已于1936年抗戰爆發前夕入籍日本，也可以擱置不問。

新中國成立后，中日棋手對陣，依然勝少負多。

1960年，日本圍棋代表團首次訪華，中日雙方共三十五盤，中國僅勝兩盤，和一盤，余皆敗北。

1961年，日本圍棋代表團再度訪華，五十四歲的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八戰皆勝。郝克強回憶說，與名手過惕生并稱“南劉北過”的老將劉棣懷對弈伊藤時，劉每一手都下得很慢，常常苦思冥想，伊藤則作悠閑自得狀，下完一手棋，便起身賞花觀魚。戰不多時，伊藤就吃掉了劉的一條大龍，“劉老的臉紅到了耳朵根”。此事也一直被中國棋手視作奇恥大辱。親眼目睹這場慘敗、當時年僅十八歲的陳祖德對此念念不忘，曾在1986年出版的自傳《超越自我》中說，“這不僅僅是圍棋手的恥辱，也是民族的恥辱，是國恥！”

劉棣懷，中國圍棋一代名宿。

后來，陳祖德曾于1963年受先一子戰勝日本棋手杉內雅男九段，又于1965年分先戰勝日本棋手巖田達明九段，打破了日本九段棋手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文革”開始后，他被下放到工廠，七年無棋可下，只能自己在宿舍內埋頭打譜。因此，他曾一再感嘆：“如果沒有‘文革’，我們早就趕上日本了。”

整體實力上的巨大差距，和中國政治局勢的動蕩，讓中國棋手始終得不到“復仇雪恥”的機會。

盡管如此，“文革”后期，中國棋手還是在對日戰績上取得了堪稱石破天驚的突破。實現這一突破的人，正是聶衛平。

1974年，日本關西棋院代表團訪華，宮本直毅九段連勝六場，卻敗在了聶衛平手下。1976年，聶衛平率中國棋手赴日參加中日圍棋對抗賽，擊敗“本因坊戰”冠軍、超一流選手石田芳夫九段，并以六勝一負的成績，被日本稱作“聶旋風”。

1974年至1980年間，聶衛平與日本九段棋手對弈三十局，勝十七局、和二局、負十一局，已然占據上風。

不過，以上這些賽事，影響還僅僅局限于圍棋圈內，與后來登峰造極的中日圍棋擂臺賽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只能說是鋪墊與前奏。

圍棋外交與“老同志”支持

鋪墊與前奏也好，高潮與巔峰也罷，都來自中日雙方心照不宣的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的策劃與經營。

二戰之后、冷戰期間的世界格局，讓中日關系變得微妙而復雜，兩國之間的交流也因而困難重重。

與一心想要趕超日本、在棋枰上一雪國恥的中國棋手相同，中國政治家也始終關注著日本圍棋，但目的不是為了競技，而是為了外交。

在這個意義上，圍棋之于中日關系，就如同乒乓球之于中美關系，是一種巧妙的外交手段。相較于前者，后者開始得更早、持續得更久，更能體現官方與民間、大陸與港臺的良性互動，也更能自然而然地與中日兩國的歷史文化銜接起來。

1958年，中日關系因為“長崎國旗事件”出現嚴重危機：中日友好協會在日本長崎舉辦了中國郵票和剪紙展覽會，會上首次在日本懸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卻被兩名日本人撕毀。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向日本提出強烈抗議，中國隨即中止執行中日鋼鐵協議和漁業協議。為了緩和關系，次年10月，日本自民黨顧問松村謙三率代表團來華訪問。

松村與陳毅一樣，都酷愛圍棋，陳毅與他手談幾盤，向他建議：中日應該多展開文化交流，“圍棋、乒乓球、書法、蘭花都可以。不談政治，只談友誼”。周恩來也提議：雙方可以就此達成君子協定。松村自然無不允之理。中日“圍棋外交”就此開啟。

陳毅與日本友人下圍棋。

1960、1961年，在松村的推動下，日本圍棋代表團兩度訪華。值得一提的是，首度訪華時的團長是日本棋界元老瀨越憲作名譽九段，當時他已是七十二歲高齡，而且雙目已因廣島核爆炸失明。

1962年，以國家體委副主任、中國圍棋協會主席李夢華為團長，“日本通”孫平化為副團長的中國圍棋代表團也首度訪問日本。這次禮尚往來的訪問活動受到日方熱烈歡迎，獲得空前成功。

1963年，受中方邀請，日本棋院和關西棋院，派出聯合代表團訪華。此次訪華堪稱中日圍棋交流的里程碑，日方代表團不僅帶來了杉內雅男（日方代表團團長）、宮本直毅、加藤正夫等一眾高手，還授予陳毅榮譽七段棋手稱號，這是日本圍棋界第一次授予國外人士如此殊榮。陳毅在贈送榮譽證書儀式上發表講話，表示愿意通過圍棋交流來推動中日關系正常化。

1964年底，日本二十九名著名棋手聯名呼吁恢復日中邦交，在呼吁書上簽名的棋手，如漱越憲作、橋本宇太郎、坂田榮男、杉內雅男等，都是日本棋壇舉重若輕的人物，也都在訪華的圍棋代表團之列。還有許多棋手走上街頭征集簽名，為日中友好鼓呼。

這一著“圍棋外交”，恰似圍棋術語中所說“手筋”，一子落定，通盤皆活，中日友好的種子自此便深深埋下，即便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之中，中日關系受到極大影響，中國圍棋活動也受到極大干擾，一到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兩國政府簽訂《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兩國又迅速重新恢復圍棋交流，這才有了在日本勁刮的聶旋風。

中日恢復邦交之后，關系不斷升溫，交流日益頻繁。1978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9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文化交流協定》，這兩個重要文件的簽訂，讓中日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紀元。圍棋，自然也包括在內。與日方聯系合辦中日圍棋擂臺賽的郝克強說：“到了80年代中期，中日兩國的圍棋界都有進行一場決戰的需求。是時勢促成雙方一拍即合，誕生了舉世矚目的中日圍棋擂臺賽。”

當時的“時勢”究竟如何，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為例。這部電影由中日合拍，“以北洋軍閥時代到新中國建立之后漫長歲月為背景，通過中日兩個圍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歡離合，譴責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反映中日兩國人民深厚情誼”。

中方劇本作者洪州、康同回憶說，他們在1979年初展開劇本寫作之時，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不久，“有人以為我們意在趕這個浪頭”。初稿完成之后，日方導演、編劇、制片人頻繁往來于中日之間，與中方反復討論如何修改劇本。一共花了三年時間，劇本才最終修改完成，在此基礎上拍攝的電影，“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

洪、康兩人總結原因說，“彼此都有所堅持，又都有所讓步，共同的原則和目標是加強中日友好，所以才有了今天這樣圓滿的結局”。

當時的中日關系處在多么友好的氛圍當中，由此可見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位作者剛萌生創作欲望，就“興奮地鼓勵”他們的，是馮牧：“圍棋的題材好，值得一寫。要寫出圍棋的味道來。”主張“中日合拍”的，是夏衍，當時他正因病住院，在醫院聽完了劇本初稿錄音。陳荒煤、趙丹、孫道臨先后都對劇本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趙丹本來是此片中方主演與藝術顧問，1980年他去世之后，孫道臨接替了他。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征：都是“文革”時被打倒，“文革”結束之后才得以解脫的“老同志”，或者說老干部。

對中國圍棋給予最大程度支持的，是老干部，對中日圍棋交流給予最大程度關注的，也是老干部。可以開出一張很長的名單：方毅（國務院副總理）、廖井丹（中宣部副部長）、金明（國務院秘書長）、張勁夫（國務委員）、唐克（石油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葉飛（上將、海軍司令員）、黃克誠（大將、中紀委常務書記）、袁先祿（《人民日報》海外版總編輯）……

而這些老干部，大多受到陳毅的影響。方毅、張勁夫、黃克誠、葉飛等，都是新四軍時期陳毅的部下，在他的影響下學會了下棋。廖井丹做成都市委書記時就對圍棋有著濃厚興趣，陳毅到成都視察，一定會和他聊起圍棋，并叮嚀囑咐“把圍棋搞上去”。“文革”之后舉辦了“陳毅杯”圍棋比賽，主要針對老干部，不少參賽選手出身于新四軍。方毅更是接替陳毅，擔任了中國圍棋協會名譽主席。首屆中日圍棋擂臺賽中國隊取得最后勝利之際，曾親自到場觀戰的方毅還感嘆道：“如果陳老總還在，他該有多高興啊！”

除了這些老干部以外，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都對中國圍棋予以特別關注。

聶衛平在其自傳《圍棋人生》中回憶，鄧小平、胡耀邦曾多次邀請他去北戴河休假，他的入黨問題是胡耀邦過問后解決的，財政部和國家體委聯合發文降低圍棋隊伙食標準，也是他找了胡耀邦，才沒有降下來。第二屆中日圍棋擂臺賽期間，他和曹大元還一起被邀請到北戴河，與鄧小平、胡耀邦一起打橋牌休息。當時小林覺已連勝中方三人，鄧小平對聶衛平說：“我看你們這一屆要輸。”胡耀邦說：“輸了沒關系，明年再來。”

萬里去世后，聶衛平在《懷念萬里叔叔》一文中說：“萬里不下圍棋，但對圍棋特別關心。首屆中日圍棋擂臺賽，我連勝日方小林光一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后，請出了日本隊主將、名譽棋圣藤澤秀行九段。決戰前，萬里找到我，拿出一副網球拍，對我說：‘送你一副拍子，你要學習打打網球，學會放松，學會了打網球，肯定能贏日本人。’他建議我打打網球，鍛煉鍛煉身體，讓腦子恢復活力。”

陳毅畫像

而聶衛平最感念的，還是陳毅，用他的話來說，“陳老總對我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我是永遠不能忘懷的。”他在還只有十歲的時候，就被父母帶到北京體育館，與陳毅下棋。此后，只要有時間，陳毅就接他過去“殺上幾盤”。聶衛平后來在中日擂臺賽期間，不吃午飯，只吃幾片西瓜的習慣，就是因為陳毅與他初次見面時，就請他吃了當時難得一見的西瓜。

聶衛平說，他清楚地記得，1964年中國完成原子彈試驗以后，陳毅說，“原子彈相當于中國的‘九段’，中國有了原子彈，也就是有了‘九段’，而中國圍棋目前還沒有九段，你們將來要打敗日本的九段”。

二十年后，聶衛平真的做到了。他率領的中國圍棋隊在頭三屆中日圍棋擂臺賽上取得的三連勝，以及隨之而來的圍棋熱，都足以告慰陳毅這位新中國圍棋的奠基人于九泉之下。而今時今日，中日之間國力以及棋力的逆轉，則是陳毅那句名言“國運盛，棋運亦盛；國運衰，則棋運亦衰”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