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地方立法權的賦予，不是地方權力的任性增加，是給地方施以權力的“緊箍咒”。

8月4日，四川巴中市通江縣公布的一則《關于進一步規范國家公職人員和群眾操辦酒席的通知》，除了對公職人員辦酒席進行規范外，該通知還規定農村和城鎮居民只允許操辦婚嫁酒、喪事酒和壽酒等三類酒席。其中辦壽宴則要求老人年齡70周歲及以上，每間隔十年可操辦一次，除上述三類外，諸如升學、滿月等一律不允許操辦酒席。

通知甫出即引發網友熱議，此后，該縣稱將對上述通知中個別不科學提法進行修改。

在依法治國的時候，若地方政府法治訓練加強，則紅頭文件不會大行其道。

8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評論指出，在一些人眼里，一紙紅頭文件代表著不容置喙的權威，往往只是經過了幾個主要負責領導之手，甚至有時是一把手“拍腦袋”，這種簡單的程序自然很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全文如下：

最近一段時間，各地人大行使地方立法權的新聞頻頻見報，這是今年3月立法法修正案“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以來，各地逐步落實的好消息。但是，地方擁有了立法權，并不僅僅意味著更大的權力和更自由的決策空間，它還有“緊箍咒”的一面，之前那些千奇百怪的紅頭文件不能再任性了。

作為歷史上形成的一種行政管理手段，紅頭文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計劃經濟時期，黨委政府作為政治經濟活動的領導和組織者，發出的指令往往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準則和依據，這就導致紅頭文件在行政活動中大量出現。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法律的修訂和完善一時還無法趕上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步伐，為了緩解立法滯后造成的脫節，先以紅頭文件來加以規范，就成為一種權宜之計。

然而，在如今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紅頭文件如果再大行其道，就不合適了。

其實，紅頭文件本就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從規定到通知，都可以納入它的范圍，正因如此，在一些人眼里，一紙紅頭和紅印就代表著不容置喙的權威，直到最近，還有某地方政府出臺紅頭文件，“規范”百姓操辦酒席。再從紅頭文件的出臺來說，它往往只是經過了幾個主要負責領導之手，甚至有時是一把手“拍腦袋”，這種簡單的程序自然很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民間曾有一種說法，“黑頭管不住紅頭，紅頭管不住無頭”。這里的“黑頭”說的是法律，而“紅頭”指的正是紅頭文件。這說明如果社會的法治意識跟不上，特別是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無法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再好的制度設計也難以取得良好的實施效果。

今天，地方立法權的普遍賦予，就應該是給泛濫的紅頭文件戴上“緊箍”，而地方立法權的科學行使，恰恰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所急需的法治訓練。從這個角度說，紅頭文件的存在可以被視為一個值得觀察的風向標，當“紅頭文件”這個詞有一天不再承受超出其應有范圍之外的權力含義時，每一次權力的運行也就接近于法有據了。（原文標題為《地方立法，能否管住紅頭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