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佛教與暴力的一次狹路相逢。一面是“不得殺生”的戒律，一面是步步緊逼的戰火，佛教界在是否參與抗戰、如何參與抗戰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和分化。

他們曾面臨怎樣的掙扎和選擇？在前線或后方與普通軍民有何兩樣？成祖漁（法名：學愚）先生在其著作《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中展現了這種沖擊和回應。成祖漁認為，近代以來中國佛教徒與隱逸生活漸行漸遠，與社會政治的聯系日益密切，而抗日戰爭則加速了這種轉型。

民族主義成為“最高宗教”

澎湃新聞：抗戰軍興以后，中國佛教界內部反應不一，具體有哪些表現？

成祖漁：抗戰兵興后，佛教界對是否參與、如何參與表現出很大的差異，而且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以經典、歷史為依據，表達各自的理由。

僧團保守勢力認為，佛教倡導慈悲，不殺生是重戒之一，僧尼參戰是對佛教戒律的破壞和倫理的違背，從而將失去出家資格。因此僧尼不應參與抗戰。

第二種觀點認為，僧尼應該參與抗戰，但只能從事一些人道主義工作，如救護，收容受傷將士，埋葬死亡人員等。

另一種觀點認為，僧尼應繼承中國佛教傳統，舉辦各種經懺法會，為國家和人民祈福消災。這就是所謂的“經懺救國”。

第四種觀點是，僧尼、特別是青年僧尼可以暫時脫掉袈裟，走出寺院，到戰場上殺敵報國，或到敵后從事游擊戰爭；一旦抗戰勝利后，他們可以重新回到僧團、受戒出家。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地區被日軍占領后，也有一些佛教界人士不但放棄抵抗，而且或自愿或被迫地為日軍服務，為戰死的日軍舉行超度法會等。

抗日僧兵（沙飛攝于1938-1939年）

澎湃新聞：佛教有殺生戒律，而參與戰爭意味著暴力與殺戮。主張參戰的佛教徒如何在教義層面回應這種矛盾？

成祖漁：佛教的和平理想如何應付真實世界中的暴力，這個問題古已有之。佛教戒律主張不殺生，佛教倫理更強調慈悲。慈悲不但不可以殺生，更要保護和愛惜一切生命，特別是人類的生命。

近代中國的佛教徒選擇暴力，宣傳抗戰乃至投身于抗戰之中，其動力既來自佛教思想和傳統自身，亦來自于當時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幾乎成為中國抗日時期全國人民的“最高宗教”，佛教徒放下了此前因“廟產興學”而引起的對國家的抗命，放下了分歧，甚至暫時放下了他們的宗教，主動承擔起國民保護國家的責任，不惜參與暴力。

當然，若做到這些，他們必須要有佛教理論的支持。佛教界知識分子從佛教經典、歷史、傳統、乃至傳說中尋求理論依據，例如“報國土恩”、“報人民恩”、“慈悲殺生、一殺多生”等，還從在中國乃至印度的佛教經典中尋找僧尼愛國護國的事跡作為歷史例證。抗戰期間最為著名的是震華法師的《僧伽護國史》。

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僧尼放棄他們對佛教的承諾和承擔，肩負起國民護國的義務。

《僧伽護國史》

學佛的政府高官參與動員

澎湃新聞：當時頗有一些政治人物學佛，如戴季陶、于右任、張繼、王震等，他們在動員佛教參與抗戰的工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成祖漁：清末民初，社會知識分子雖對僧團一般都持批評觀念，但對佛教哲學思想和文化卻甚感興趣，有的甚至成為佛教徒，如梁啟超、譚嗣同。

在國民政府中，林森、戴季陶、于右任等人都對佛教哲學思想表示好感和興趣，他們亦都積極呼吁和支持佛教界參與抗日救國的戰爭。朱子橋將軍等在北方組織僧伽救護隊，進行抗日活動，戴季陶等人則組織和參與了多場大型仁王護國法會和水陸法會，為中華民國祈福。比如1939年9月，戴季陶在國民政府支持下在成都舉行護國祈福法會，108位僧人和喇嘛進行了為期49天的法會，共有1500多名軍政和社會各界人士參加。

當然，人們或許無法估計佛教法會到底在抗戰中起到多大作用，但是，通過超度亡靈、安撫和鼓勵前線和后方的將士，這些法會在精神上會有一定作用。

戴季陶（1891—1949）出生在一個素有佛教信仰的家庭，是政治人物學佛的典型代表。

澎湃新聞：國民政府還在全國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僧尼軍訓運動。被動或主動參與這種軍事訓練，使僧眾的生活、觀念發生了什么變化？

成祖漁：僧尼軍訓是近代中國佛教的重大現象。根據民國憲法，僧尼亦是中華民國一分子，有保護國家的義務。

抗戰爆發前夕，國民政府向全國發布了全國人民統一開展軍事訓練的命令，后來因中國佛教會、特別是太虛大師等人建議，政府同意僧尼可以自行邀請軍事人員，到寺院組織和指導軍訓。

全國性的僧尼軍訓運動打破了僧尼閉關隱居的生活，迫使他們關心和參與國家大事；這樣，不但在理念上改變了他們不關心國家政治的傳統，在生理和身體上也受到了訓練。

軍訓不僅包括舞槍弄刀、救死扶傷的訓練，而且包括政治和時事學習，讓僧尼了解國民政府的政治主張，特別是三民主義思想，從而在思想上讓佛教徒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使他們意識到僧尼變革勢在必行，為中國佛教界參與抗日提供精神和物質基礎。

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僧尼認為軍訓和參戰與他們沒有任何關系，一如既往地過著晨鐘暮鼓、與世隔絕的生活。

“上馬殺賊，下馬學佛”

澎湃新聞：真正參與前線殺敵或敵后游擊戰的僧人大概有多少？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的？是否仍有佛教徒的身份標識？

成祖漁：到底有多少僧尼到前線殺敵或到敵后從事游擊，這是一個很難統計的數目。首先，當時并沒有一個統一組織，領導或從事這方面工作；而且，就當時情況而言，僧尼到前線殺敵、特別是在后方進行游擊戰，都是保密的；另外，僧尼從軍后，一般都脫掉袈裟，穿上軍裝或便衣，與其他抗戰軍民一樣，并肩作戰。

抗戰勝利后，許多從事過類似工作的僧尼，一般都不愿意談論這樣的經歷，如巨贊法師，曾在湖南一帶領導僧尼抗戰，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在敵后從事除漢奸和襲擊日本軍事機構等活動，故有周恩來“上馬殺賊，下馬學佛”之題詞。但是，在后來的記載中，巨贊法師很少提及這一段經歷。

1939年，周恩來題贈巨贊法師“上馬殺賊、下馬學佛”8個大字。

總體來講，許多寺院的僧尼、特別是各大寺院都進行了僧訓，但只有部分僧青年到前線殺敵或在后方進行游擊戰爭。比如1933年，亮山法師曾率領三百多名僧尼和群眾，在北方進行抗日游擊活動；1945年初，成都漢藏教理院的學生慈能等四人從軍；華西佛學院八名僧青年換上軍裝，到前線殺敵。另外，1939年五臺山人空法師曾參加聶榮臻的部隊，并任游擊第三支隊隊長。當時，五臺山僧人、乃至青黃兩廟的喇嘛亦參加了游擊抗日。

澎湃新聞：僧伽參與抗日救亡的主要形式是參與救護工作？

成祖漁：是的。救護隊形式既不違背佛教戒律，而且又能體現佛教慈悲救度的精神，故可兼顧僧尼“為國為教兩不對立”的意愿。

在眾多僧伽救護隊中，最早成立的應是上海僧伽救護隊。“七七”事變后不久，120多名來自江蘇各地的僧青年陸續到達上海玉佛寺，由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統一領導，成立僧伽救護隊，宏明法師任隊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救護隊即開赴前線，冒著生命危險，克服重重生理和心理障礙，來回于前方戰場和后方醫院，用六輛救護卡車，救護了一千多名中國將士的生命。上海失陷后，救護隊又隨中國部隊撤退，經香港到武漢，繼續從事救護和維持社會治安的工作。

重慶的僧尼亦曾積極配合國民政府，組織救護隊，從事抗日活動，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慈云寺僧人。他們在樂觀法師的領導下，于1940年初成立慈云寺僧伽救護隊，共有六七十名僧人成為隊員。他們有統一的綠色救護敞口制服，頭戴青天白日佛字軍帽。每當日軍飛機轟炸重慶地區時，救護隊隊員會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深受當地民眾敬佩。

上海僧伽救護隊準備開赴前線

被戰爭改變的佛教生態

澎湃新聞：就佛教傳統而言，僧尼通常不從事生產，只能接受社會大眾的捐獻或布施，抗戰爆發后這種“生態”是否有所轉變？

成祖漁：在早期佛教經典、特別是律典中，僧尼不得從事生產勞動，只應托缽乞食，其物質生活依賴于社會大眾的供養。佛教傳入中國后，逐漸形成“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中國佛教傳統，但并沒有普遍流行。在大多數情況下，寺院擁有大量寺田，僧尼把寺田交由農民耕種，收取租金，以此為生。因此，無論是印度佛教，還是中國佛教，僧尼接受供養是一種常態，出家人很少向社會或國家捐獻物質財富。

但是，抗戰期間，由于國家物質財富的貧瘠，政府一再要求國民捐獻軍用和民用物資，支持抗日。僧尼作為國民一員，亦要進行捐獻。因此，在當地社會名流或政府的帶領下，一些地區的佛教寺院和僧尼不但把自己的積蓄、衣物等捐獻出來，而且還倡導社會大眾捐款捐物。1937年10月，鎮江超岸寺佛學院的學生組織成立鎮江僧青年公債勸募隊，在大街上派發宣傳單，呼吁民眾購買救國公債。1941年8月，甘肅九酒等七個縣佛教會發起佛教界籌資捐獻“佛教號飛機”的運動，得到抗戰地區僧尼的積極響應。

馮玉祥書寫的“太虛大和尚抗日救國”

澎湃新聞：您提到，中國僧人參與抗戰，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是重要原因。傳統中國佛教的性格內斂且遠離政治，但近代以來這種隱逸生活不再可能，主要表現在佛教與社會政治活動關系逐漸密切。這種改變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

成祖漁：早期佛教并非中國佛教傳統所認為的那樣遠離政治。印度佛教、特別是早期佛教并不主張脫離這個世間，在佛陀時代乃至其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印度的政治與宗教是平等的。佛陀就曾與頻毗莎羅王、波斯匿王等保持密切的友好關系；阿含經中存有相當一部分經典，記載了佛陀對國王的開示，其中包括如何治國，如何保持社會的和諧和人民生命安全等。佛教與政治既從未合一，亦沒有分離，而是不即不離。

但佛教傳入中國后，受到以儒家為正統的入世文化的排斥。因此，佛教另辟蹊徑，特別是明清以降，走上完全出世之路，寺院不再是一般人學佛場所或佛教文化中心，僧伽遠離政治成為中國佛教的傳統之一。

清末民初，中國佛教面臨內部的腐敗和外部的迫害。一方面，僧團脫離社會，部分僧尼不但無修無證，而且喪失倫理道德，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受到普遍批評。但是，由于長期的積累，僧團擁有龐大的物質財富，如寺院和土地等。因此清末民初政府倡導“廟產興學”，要求僧尼捐出寺院和寺田，交由政府進行教育和慈善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僧尼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隱居生活了。其中一部分，特別是青年僧人，或被迫或自愿，一方面反對政府歧視佛教的政策，另一方面努力自我改造，掌握現代文化思想；他們走出寺院，參與社會乃至政治活動，由此改變了傳統佛教與政治的關系。

民國期間，太虛大師等人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提出佛教“參政而不干治”的理想，鼓勵佛教徒、乃至出家僧尼投身社會和政治，履行國民義務，參加國家建設。

太虛大師（1890—1947）。“七七事變”前太虛大師曾撰文，稱中國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對于“外來的強鄰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為功”。

“神劇”演繹的僧人抗日“假、大、空”

澎湃新聞：佛教在中國和日本都很重要，中日僧人也都參與了這場戰爭。您是否了解日本佛教界對這場戰爭的看法？

成祖漁：日本佛教界參與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這是不爭的事實。戰爭期間，日本佛教各大宗派，如日蓮宗、凈土真宗等奉行“皇道佛教”，協助日本軍國主義推行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許多僧人亦曾參加日軍，屠殺中國及亞洲人民。

但這不是說所有日本僧人都如是，個別有正義感的僧人和在家信徒，亦曾站出來反對日侵略行為，如凈土真宗的高木顯明，以及創價學會創始人牧火常三郎等。戰爭結束后，日本佛教宗派陸續公開承認日本佛教界助紂為虐的罪惡事實，并為此發表了深刻的道歉，重申中日兩國的佛教友誼。

澎湃新聞：近年有兩部講述僧尼抗日的電視劇《五臺山抗日傳奇之<獨立連>》、《五臺山抗日傳奇之<女尼排>》被網友戲稱為“抗日神劇”。爭議的原因，一方面是劇情獵奇，比如八路軍官和女尼暗生情愫，另一方面，許多網友認為劇情純屬虛構。您如何看待這些與近代佛教有關的影視作品？

成祖漁：我不是搞文藝的，故不知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應怎樣拍攝以宗教歷史為主題的電視劇。但是，作為一個從事佛教研究多年的學者，一個對中華文化具有深厚情感的中國人，我希望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應尊重歷史、尊重宗教。部分以佛教為題材的“抗日神劇”，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假借抗日之名，其內容“假、大、空”。我真誠地希望人們在搞與佛教相關的現代文化創作之前，閉關苦讀一些佛教思想和歷史的著作，深入了解、融會貫通中國佛教文化傳統。

《五臺山抗日傳奇之<女尼排>》劇照

但五臺山僧人抗日確有其事，民國時期的佛教刊物，如《海潮音》、《獅子吼》等，都曾記載相關事跡。

1937年10月，聶榮臻將軍率兩千多名將士到五臺山一帶抗日，受到日軍圍困。僧尼把自己寺院的糧食和棉被拿出來，捐獻給八路軍將士，使他們度過了嚴酷的冬天。許多僧尼在接觸了中國共產黨后，亦投身于抗日救亡、除漢奸活動。而此前，朱德總司令在同年9月就曾視察五臺山，了解當地僧侶抗日情況。

五臺山僧眾組織的抗日自衛隊

前面提過的人空法師就是比較典型的五臺山抗日僧人，他1939年參加聶榮臻的部隊，并任游擊第三支隊隊長。隨后他帶著自己的部隊與日軍大戰五十多場，收復三十多個縣鎮。1940年夏，人空法師率領游擊隊，配合八路軍，攻打汾陽，不幸負傷昏迷。醒來時，他發現自己躺在日占區的一家醫院，后在一位女護士的幫助下逃離醫院，回到自己的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