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境廟紀念邨牌坊。

高境廟紀念邨牌坊，高6.3米、寬8.5米，這座抗戰紀念牌坊已經在上海佇立了80多年。

也許很多人想不到，就在4年前，這座牌坊還身處雜亂不堪的集貿市場內，牌坊上還經常有晾曬的棉被，以及堆放在此的禽類和水產品。

為了把它搬到現在的“新家”，專家帶領工程隊鋪軌道牽引這座抗戰紀念牌坊，每個小時走完15厘米后，就要用千斤頂調整定位，為了過一條馬路，竟花了兩個晚上。

高境廟紀念邨牌坊“搬家”：每小時移動15厘米

1932年1月28日，日軍突襲上海，史稱“一·二八”事變，又稱“一·二八”淞滬抗戰。事變以國際調停結束，但戰爭嚴重破壞了上海，大量民眾無家可歸。

為此，當時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分別在廟行、大場、高境、馬橋等地捐建紀念村，為劫后余生的民眾提供住房，同時建紀念牌坊，高境廟紀念邨牌坊正是其中之一。

這塊抗戰紀念牌坊雖然在2003年11月20日名列上海寶山區不可移動文物，但因為位于逸仙路殷高西路鐵道旁的逸驊集貿市場內，這塊牌坊還是受到了周圍開發帶來的不利影響。寶山區高境鎮文化活動中心主任張亞杰將牌坊當時的處境描述為“四面受敵”。

張亞杰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當時牌坊前有民宅、后臨菜場，鐵路和開發的小區都近在咫尺，由于無建設控制地帶，機動車時常“包圍”牌坊，不時還會磕碰牌坊。“如果再不實行保護，文物可能就要失去了。出于這樣的考慮，上海市文管委做出要整體平移的決定。”他說，2011年11月，高境廟紀念邨牌坊平移工程開始實行，工程總指揮是同濟大學的藍戍己教授，他還是當年上海音樂廳平移的總指揮。

據張亞杰介紹，平移的目的地是180米外的空地。為配合牌坊平移，空地上的廣場已先行建設，牌坊平移完成后，廣場也能同時竣工。

張亞杰回憶說，由于牌坊年代久遠，結構易被破壞，不能使用吊車，平移的工程不算容易。工程隊將牌坊（地表上層高4.5米，埋地下層1.8米，基礎層約1米）整體挖出后，鋪軌道牽引，每個小時走完15厘米后，要重新用千斤頂定位、調整。

“其實在移動之前，牌坊本身已經不是完全豎直的了，如果走得太快不小心的話，牌坊隨時可能會倒。”張亞杰回憶起當時平移的經過，仍然有些緊張，“180米里，最困難的還數過馬路。”

高境廟紀念邨牌坊要過的馬路是雙向四車道的殷高西路。為了不影響正常交通，牌坊要在半夜過馬路。交警部門管制一個方向的車道后，牌坊就抓緊通過……到了第二天白天，牌坊終于停在了馬路中央的隔離區內，由工程隊看守，等待入夜后再通過馬路的另一半。

除了技術難度，牌坊的整體平移還遇到了居民意見上的阻力。“特別是一些本地的老人，對牌坊很有感情，在他們眼里牌坊是‘碑’一樣的存在，難以接受還有搬遷這種事情。這是一種文化傳統上的阻力。”張亞杰說，不過，等廣場完全建成后，老人們就去牌坊的“新家”坐坐、看看，現在已經習慣了。

小川沙侵華日軍登陸處：保留原碑再建新碑

與高境廟紀念邨牌坊相比，上海“小川沙侵華日軍登陸處”的故事要更為曲折。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據史料記載，1937年8月23日凌晨，侵華日軍在上海寶山羅涇的小川沙河口登陸后，一路燒殺搶掠，在不到100天的時間里，殺害平民2244人，燒毀房屋10948間，史稱“羅涇血案”。

雖然在此后的幾十年里都沒有立碑，但在當地人盡皆知。1973年8月，羅涇鄉在當年侵華日軍登陸的地方立“血海深仇，永志不忘”碑，以告誡后人不忘國仇家恨。1985年9月，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寶山縣人民政府在原址重新立碑，碑的正面刻“侵華日軍小川沙登陸處”，背面記述日軍暴行，以祭奠被日軍殺害的遇難者。

隨著上海的發展，“侵華日軍小川沙登陸處”碑所在的地方成為了寶鋼運輸車輛來往的交通要道，這塊碑被圍在了新建的企業圍墻內，從碑的位置看不到登陸處的江水。雖然參觀者只要向企業門房通報來參觀碑即可獲得放行，但還是造成了諸多不便。

另外，碑文“侵華日軍小川沙登陸處”也遭到了各方質疑。“當時很多專家學者提出，碑文表述不當，容易產生誤解。很多百姓也說，怎么像紀念日本軍了。”寶山區羅涇鎮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的嚴躍進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之后便有了“易地”“易名”的構想。

經上海市文物管理部門和寶山區有關部門研究決定，在羅涇鎮黨校內豎立新的“侵華日軍羅涇大燒殺遇難同胞紀念碑”，位于原址的“侵華日軍小川沙登陸處”碑也沒有拆除。嚴躍進解釋說，一來是紀念者很多都習慣了原址；二來那里確實是日軍登陸處，紀念碑也是一個歷史的標識。

據寶山區有關部門介紹，寶山諸多抗戰遺址均因舊地開發或文物損壞等有過重建、遷移的工程，包括羅店紅十字紀念碑、無名英雄紀念墓遺址、馬橋紀念村牌坊等。其中，羅店紅十字紀念碑、無名英雄紀念墓遺址的新址均位于中學校園內。參與無名英雄紀念墓重建的寶山區張廟街道辦事處霍利釗表示，尋找新址時，關鍵要和原址貼近，同時也要考慮對文物保護是否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