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深秋，到意大利北部旅行，那里的人說你必須抽出一點時間去一趟比薩城。那是一座非常優雅寧靜的小城，距離佛羅倫薩1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到了那里，便跟所有的游客一樣，直奔比薩大教堂，排隊去仰望那個非常著名的比薩斜塔——它已經被維修了整整10年，到了快收尾的階段。我跟一群五顏六色的人站在下面，想象一下500多年前伽利略在塔頂上往下扔兩個鐵球的情景，然后心滿意足地離開。

車子離開的時候，我想起比薩城的另外一則往事。

1085年，就在這個當時只有1萬多人的小城里，出現了中世紀之后的第一次自由選舉，比薩市民通過公開選舉的方式，選出了管理城市的執行官，當時稱為理事。在歐洲近代史上，這意味著自由城市的誕生，是歐洲走出中世紀的重要標志之一。

從11世紀開始，大量失地的歐洲農奴紛紛逃離封建領主所控制的城堡莊園，來到沒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據當時的歐洲法律，他們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滿1年零1天，就可以自動地成為“自由民”。

城市自治是商業自由的土壤，自由成為新生的市民階級的合法標簽，他們在這里經商，并嘗試著建立自治機關，比薩城的自由選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從此，意大利全境逐級進入城市分治的時期。

在這些獨立的城市里，工商業者作為新興成長的階層順理成章地控制了城市經濟，進而逐漸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權力。到12世紀時，舊的世襲貴族已經失去了政治勢力。1215年6月，英國國王與代表工商業利益的貴族們簽訂了《大憲章》，該文件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君主的權力。根據《大憲章》第61條的規定，由25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有權隨時召開會議，具有否決國王命令的權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這是一個標志性的法律事件，從此，“權力被關進了籠子”。14世紀末，倫敦商人已經完全控制了城市的運轉，市長只可由12個大行會里選出。

具備了契約關系的城市自治權的確立，是歐洲走向現代社會的根本性路徑，而這一切發生正是從比薩選舉開始的。

話說1085年，就在比薩市民熱熱鬧鬧地選舉執行官的時候，地球上最繁華的城市是東方的汴梁，也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它擁有100萬市民，規模、繁榮非任何一個歐洲城市可以比擬。這一年，宋神宗去世了，他支持的“王安石變法”眼瞧著走到了盡頭。

如果當時有報紙，讓宋人聽到比薩的選舉新聞，那一定是不可思議的。

相對于歐洲的這些新變化，宋代中國盡管擁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商業也最繁榮的城市集群，但其在法治建設上卻開始落后了。在歐洲所出現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等法權思想，對于強調中央集權的中國而言，根本沒有萌芽的土壤。梁啟超在《中國文化史》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歐洲各國，多從自由市擴展而成，及國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獨立，故制度可紀者多。中國都市，向隸屬于國家行政之下，其特載可征者希焉?！?/p>

一個名叫謝和耐的法國學者曾認為，宋代已經出現了“中國近代曙光”。不過他又說：“這種在歐洲和遠東同時表現出來的突如其來的經濟活力的增大，卻導致了不同的結果。在歐洲，由于劃分成了眾多的轄區和政權，商人階級便足以自我維護。凡此種種都對西方世界的未來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在中國，盡管有了如此規模巨大的發展，但除去商人賺足了錢以外，卻什么都沒有發生?！?/p>

從汴梁城到比薩城，到底有多遠？我們已經走到了嗎？

本文發表于微信訂閱號“吳曉波頻道”，原標題為《從汴梁到比薩有多遠？》。澎湃新聞“翻書黨”經授權轉載吳曉波頻道所有吳曉波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