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壇罐罐背后的故事

我盡量講文物背后的故事，也可能講的不深，因為是從大局觀上來講這些事，所以說副標題是“從石鼓山墓地談商末周初關中西部文化與政局的變遷”。

“文化”兩個字是從考古學上來講的，也就是說從壇壇罐罐上來講，是考古學上的概念，而不是現在用的普泛的概念。

斗雞臺、石鼓山、周原遺址這是寶雞三個要緊的地方。為什么要說斗雞臺呢？因為現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天津博物館的那兩件禁發掘出土的地方就在與石鼓山隔河相望的斗雞臺，斗雞臺又叫戴家灣。寶雞偏東有周原遺址，周原遺址是周人的發祥地，據說周文王在那兒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做了個好夢，夢見商紂王的王宮里面生滿荊棘，她醒了把這個夢告訴周文王，周文王覺得這個夢非同尋常，不敢說，就找了幾個解卦的人，還把他的兒子、后來的武王叫到一起說這個事，他的妻子夢里面夢到她兒子把樹苗往商的地盤一種，都化為荊棘，就長出來全化為雜草、灌木等一些不堪重用的東西來，他們這邊則長為松柏、柞棫，全是可用之才，這個夢對敵人不好對我們好，就意味著周人要取代商人了。

青銅犧尊

還有就是“鳳鳴岐山”，鳳是什么我們誰都不知道，但是當時的人相信這些，覺得是吉祥之謂，表示周人要開始革命要取代商了。在岐下的這個遺址非常大，目前的保護范圍是56平方公里。我在這個遺址從1985年到現在工作了將近30年，中間斷斷續續在周圍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法門寺的發掘，石鼓山的發掘等，可能只有我這種人才能體會到那個地方“長出青銅器”的特點。

在石鼓山墓地，我們發現大概有兩個區，一個北區，一個西南區，呈現“大分散、小聚集”的特點，至于這個特點背后是什么意義，是不是有兩群人，甚至是某種血緣意義上關聯的兩個人群等，現在還都不敢說。

高領袋足鬲是對我們很重要的一件器物。另一種鬲叫“聯襠鬲”，它的襠部是連著的，而高領袋足鬲的三個襠是分開的、形成一個襠格，聯襠鬲是弧襠形的。我們認為聯襠鬲是周人最傳統、使用最普遍的一種鬲。而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高領袋足鬲是姜姓集團用的鬲。

高領袋足鬲

考古“臭手”：我一走，墓地就出好東西了

在我著重介紹四號墓的發掘狀況前，要講一個發掘前后的好玩的事。在考古界我有“臭手”之名，我曾經自我嘲弄說“十年一覺揚州夢，混到江湖臭手名”，臭到什么分上呢？我一走好東西就來了，我來了好東西就不出來，甚至我的隊員都說你怎么又來了，你來了大陶片都不出了。

最絕的是在山西挖一座墓，發掘者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所也配合他們做保護工作，人家把銅器都挖出來了，我說這下我可以去看了吧，同行很熱情，就帶著我順著梯子下去給我介紹，我深知自己臭手，就背著手沒敢動，當時有個人就指著一個綠圈說這是一個銅盆的圈足，等到我們就回陜西，我剛到黃河邊，就接到他們的電話說“王胡子你把我的銅器看成陶器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件東西挖出來就是陶器。

手臭了好多年，以至于挖這個墓的時候，我對同事說要把這個大墓挖開刮三遍，告訴我有沒有盜洞，沒盜洞我再到現場去，免得最后挖不出東西又賴我。

考古學家如何實地發掘：古代垃圾堆里也有寶貝

在石鼓山四號墓發掘過程中，我們發現整體打包之后在室內慢慢清理，絕對勝過在墓地現場的發掘，這可能是今后發展的一個方向。清理以后，有些色彩色塊還清清楚楚。我們在發掘現場還使用了測量現場空氣微環境的記錄儀器，現在可能還沒看到它能起什么實際作用，但是每一次都這么做，積累的資料相信以后會開花結果的。對于漆木器的痕跡，我們把它整個打包弄到室內來慢慢研究，在顯微鏡下做。有一個看似空坑的壁龕，它有一個像磨刀石一樣的東西，還有一個骨板，我們推測當時可能放一些肉之類的東西，后來肉讓土吃了，所以我們現在就看不見了，也聞不著了。

在石鼓山，我們還發掘了一座灰坑。2014年春天，我們在四號墓旁邊看到一個坑，我們就開始挖這個，我們為什么挖這個呢？因為我們挖的墓里東西是有選擇性的，當時的人在埋葬的時候是有選擇性的，可是灰坑里的是生活垃圾，人們扔垃圾的時候是沒有選擇性的，是隨機的，什么破了就倒了，垃圾坑可能反映當時人在世時和的生活，更具有全面的特點。

我們就挖垃圾坑，挖的特高興，因為說實話，我們挖銅器的高興勁已經過去了，只是看能不能挖到理想的陶器來。那時候正值桃花盛開，暖風吹著，我煙抽著，想著干考古還真是一件不錯的事，還哼哼唧唧作了詩：“春風縷縷白云閑，下看灰坑上看天，自古神仙誰得遇，桃花深處我抽煙”，享受極了，那時候覺得做一個考古人不偉大但是很享受生活。

這座編號H36的灰坑出土了一些東西，有三件陶罐都很精致，是小平底或者尖底的，是在四川平原和漢中平原常見的東西。可見那時候的寶雞就像現在的寶雞一樣了，東西南北通，包括與四川通，所以文化交流在古代也像現在一樣發生。石鼓山周圍的很多地點都出土過跟石鼓山這幾個墓相似的一些東西，也就是說當時的寶雞，文化是相當發達的，以至于給我們留下了腳一踹就能踹出個銅器的狀況。

石鼓山墓地有啥特點

石鼓山墓地的特點，有這么幾條：一墓多族徽。族徽、日名基本上屬于商系，這是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可以證明的；銅器大體上可以分為西土系（周）與東土系（商）。西土系胎薄，風格簡疏、簡樸乃至簡陋，似乎尚在“學步”，而東土系胎厚，風格繁縟、講究、凝重，有當家人的氣派；無腰坑、多壁龕；“毀兵”；出現了乳狀袋足鬲，這是西土的習慣，外加寶雞所處的以乳狀袋足鬲為主的考古文化圈，乳狀袋足鬲的分布大概就在隴山的兩側。

然后，就像杜牧寫的“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由這些特點來說現象。首先，能看到東土系銅器的遠程大搬家，從山西、河南也許還有山東來到了寶雞，近則四五百公里，遠則上千公里。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解釋是，武王伐紂與成王東征這兩場戰爭所造成的。這兩場戰爭的勝利者都是陜西人。在武王父親文王統治的時候，按照孟子的說法“三分天下有其二”了，這個“有”大概是民心上的有，還沒有實施實際統治上的有。到了武王的時候，伐紂到了安陽，勝利后，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還俘獲殷王的鼎，擒御（俘獲車輛）八百有三百兩。

武王不止在安陽打了一仗，他還派了他的各路將軍四處征伐。《逸周書》記載：“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憝國就是滅國，馘磨即砍頭，億在當時是十萬的意思，那時候總人口都不可能過億。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也就是整個把黃河流域、長江中游以北好多地方都占領了。由此，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很舒服的解釋，就是說這些銅器大概絕大多數是從商人那里搶奪的。

石鼓山墓地

陜西楞娃怎樣穿上“黃馬褂”

為什么我們選擇了這種說法，而沒有選擇另外一種可能，即也許是商人抱著自己家的東西跑到陜西去的呢？這種可能文獻上記載也是有的，商紂王生活奢侈糜爛，大臣勸解無果，人們帶著自己的東西逃走。文獻上都有解釋，我們為什么沒有選擇？

原因在于：一是石鼓山墓地里出土青銅器上的的族徽太雜；二是我們還發現了袋足鬲，商人那時候還沒有袋足鬲；三是商人的墓里幾乎沒有毀兵現象；四是沒有腰坑。腰坑是埋墓的時候在墓底中中間再挖一個小坑，小坑里面常常是埋狗，商人的墓里幾乎每個都有腰坑，所以學術界一見到腰坑就知道是商朝的，認出是殷移民或商遺民。這種在陜西也挖到好多，然而最典型的材料是在洛陽。

洛陽有一個瀍河，瀍河是周公在那算卦的地方，說這個地方挺好就在這建了東都，是為了便于統治黃河流域。建城之前，安陽的移民不服，在商紂王的兒子帶領下起來造反。周公輔佐周成王，不服的大臣散布謠言說，“公將不利于孺子”，意思是周公對成王不利，并且發動了一場戰亂。成王和周公就率兵東征，先鎮壓安陽、汲縣一帶的叛亂。繼而攻打山東。把秦人（秦始皇祖先）趕到山東。鎮壓叛亂后，又把一支人遷到甘肅。在拿下安陽的時候，再把一支人遷到洛陽。

在洛陽瀍河兩岸發現的兩片大墓地，其中一片墓地里每座墓都有腰坑， 另一片墓地里沒有一座墓有腰坑，對比非常分明，可見一片屬于當家的周人，另一片屬于殷移民的。把材料對比之后，我們更加堅信有腰坑的就是河南人，沒有腰坑的就是陜西人。而石鼓山的墓沒有腰坑，再把以上的理由充分一考慮，雖然還不能說我們的結論就一定對，畢竟它不是文字說明，但是還是覺得選擇是戰勝的人把戰利品埋在他們家墓里，勝過河南人抱著他們的東西來到陜西、埋到他們的新家要好一些。換句話說是，舊器易新主，舊仆變新主。當時，給商紂王服務的人變成了統治者了，陜西楞娃一夜成了暴發戶，一下就抖起來了，從此由“學步貴族”走向“貴族”，銅器風格更加東土化，走出了簡樸簡疏乃至簡陋的舊風俗，換上了凝重、講究的“新馬甲”。

這樣子的變化不僅發生在周人由被統治者變成統治者的過程當中，秦人同樣走過這樣子一條路。我們看春秋早期秦人貴族中下階層的銅器，一看就不怎么樣，覺得是西北那山旮旯的。秦公大墓里邊挖的那些小東西，怎么看都有那種粗糙的感覺。但是，秦人慢慢統治天下后就不一樣了。

我剛剛所說的關中西部商末周初的政局變化，實際上就是陜西楞娃穿上了“黃馬褂”的過程。那么石鼓山的墓里是一個什么等級的人呢？這是我們要關心的。這個人可能等級不會很高。為什么呢？因為對周墓和商墓的資料分析和積累的研究，使我們大體上形成這么一種共識：形制上，最高等級的王一般是四條墓道，再次一等的中型墓有兩條墓道，下來還有一條墓道，再下來就是沒有墓道；還有就是大小上的。石鼓山這個墓，不是很大，也沒有墓道，所以有人說，這姜姓的墓是不是就是姜子牙的墓？我們還是覺得可能性不大，盡管姜子牙是參加過武王伐紂這場戰爭的，但是這個墓的規格還是不到。要說墓主人是一個參加過這兩場戰爭中至少一場的，或者墓主人的家人參加過這兩場戰爭，因此得到陪葬的這些賞賜，或者搶來了這些戰利品，倒是合情合理的。

青銅紋飾

兩種做飯工具的不同命運：一個銷聲匿跡，一個大為盛行

商末周初的文化的變遷，是我要講的另一個主題。這還是要從高領袋足鬲和聯襠鬲，這兩種鬲來說。有人說，拿這兩種鬲說事太懸乎了。那么，我拿叉子和筷子來舉個例子，我們誰也不可否認叉子絕對不是我們中國人的象征物，而筷子則絕對是我們中國人的象征物，但是如果說我拿筷子也能吃飯，我拿叉子也能吃飯，從功用上來說，這兩個都差不多。然而，當我們把它的使用范圍在地圖上一標識，那就非常明顯了，歐美那些“茹毛飲血”之輩，他們就用叉子，我們則拿筷子慢慢吃，享受我們的飲食文化，分布范圍一下子就明確了。

這兩種鬲，我們不知道它為什么做成這樣子，但是我們知道各有各的廣大的分布地區，而且在關中西部經歷著一個變化，大概就在這個墓的時間前后，聯襠鬲大為盛行，到處分布，而袋足鬲則慢慢地退出了歷史舞臺，銷聲匿跡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這一變化帶來兩個問題，一是高領袋足鬲最后消失的時代問題，二是它是誰吃飯的東西的問題。

那么，假如說第一批人在這些地方生活著，做飯時用的袋足鬲破了，倒到地里的坑里面去了，然后后來來了一批人，也在這做飯燒飯，把他們的家伙又倒上去了，倒的是聯襠鬲那些東西，在第一片土上面又鋪了一層。發生這么一個巨大的變化，那么問題來了，前面那是誰的呢？后面這又是誰的呢？現在，對于后面的人，我們是明確的，因為后面的人的東西和西安灃東灃西做了周人200多年的都城的灃鎬遺址的東西是一樣的。在灃鎬這地方，都是用這種聯襠鬲做飯的，一直做下去。而且，很巧的是在灃西也發現這種袋足鬲，但是已經很少了，并且很短時間內它就不見了。

還有一個事實是，高領袋足鬲沒有過西安，西安以東的廣大地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一片這樣的東西。可是，周人在奪取天下統治權之后，大量地向這些地方分派他們的子弟、功臣去統治，但是在北京的琉璃河，山西的曲村，洛陽，曲阜，齊國等地，到目前為止的考古發現沒有發現一件高領袋足鬲。所以考古學家由此得出結論說等這些人過去的時候，周人自己都不用這個東西了，也因此在石鼓山的發掘之前，學術界一致認為高領袋足鬲消失的年限最晚是在周初，武王伐紂之前可能還剩下一點點袋足鬲還在用，而后來就全換成聯襠鬲了。

我的導師、北京大學已故的教授鄒衡先生提出的觀點就是，聯襠鬲是姬姓周人的東西，而袋足鬲是姜姓族團的東西。這個姜姓族團就是后來我們所說的羌人，羌人和姜人是關系很緊密的一個族團，在甲骨文里面，大量出現商王把這個羌人抓來做祭品的記載和考古事實。這些人一直是一支大的族團，在隴山兩側活動。

說到姜姓，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姜太公，他是這個族團的代表，還有就是周武王的老婆也是姜姓的。姜姓和姬姓兩個族團從很早的時候就通婚，周人的第一代女性的祖先是姜嫄，陜西的有些廟里面現在還可以看到姜嫄就是送子娘娘。可能周人和姜姓這一通婚集團就是從姜嫄開始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陜西人把河南人打敗取得了天下，就是舅舅和外甥兩個族團干的事，當然他們還團結其他部族的。

在大的文化格局方面看，先從陜西這個地方推行到甘肅那里，聯襠鬲把袋足鬲取代了，這種趨勢從陜西發展到全國，隨著周人向全國各地的推行其統治，聯襠鬲慢慢遍布全國，到山東的膠東灣都有。而同時，各地人的傳統用的東西都還使用了一段時間。那么，現在可以討論袋足鬲的年限問題了。從大局上來說，聯襠鬲逐漸取代高領袋足鬲了，但是不可避免的還有一些地方這種變化發生的要慢一點。那么，寶雞本地傳統使用的高領袋足鬲也可能會慢一點消失，但是不影響通過八九十年來無數的考古發現的事實得來的結論。我們在寶雞地區其他遺址出土了不少高領袋足鬲，由此可以知道周初仍然還在使用這種器物并不是個別現象。

本文原題《埋藏的不僅僅是銅器——從石鼓山墓地談商末周初關中西部文化與政局的變遷》，選自《寶雞六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現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所擬。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