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致力于一個目標：使共產黨和國民黨正式建立一個新的統一戰線。

這自然需要一大筆錢。在設法向中國共產黨轉移大筆資金的問題上，他一點也不吝嗇。就在這一時期，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卷入了共產國際的秘密資金運作。她開始以“蘇西夫人”的名義充當共產國際向中共領導人提供大額資金的中間人。比如，1936年11月，在收到毛澤東寫給她的一封言及中共的財政困難的信之后，她就幫助共產國際代表通過共產黨人潘漢年提供的渠道，匯給中共五萬美元。一封日期標明是1936年11月12日、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通知收報人說，已經決定為中共提供價值約55萬美元的資金援助。共產國際執委會有意把這筆援助中的第一筆資金15萬美元轉給在上海的潘漢年，時間是11月底，中間人還是宋慶齡。1937年3月初，莫斯科答應把當年給中共的財政援助增加到160萬美元。如果加上中共中央已經收到的兩筆分別為15萬和五萬美元的資金，共產國際在1937年給中共的援助總額已經接近200萬美元。

蔣經國的轉變：父親還是父親，不再是“劊子手”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召回莫斯科。出于政治原因，后者當時被流放在烏拉爾地區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大林認為，蔣經國對蔣介石有一定的影響力，有可能說服蔣介石認識到，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與共產黨人建立聯系，因此決定把小蔣送還他的父親。

蔣介石的兒子到烏拉爾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蘇聯的時候還是個16歲的青年，當時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正在高漲。他開始在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學習，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爾·葉利扎羅夫。在中國勞動者大學，由于閱讀了許多革命書籍，他的思想轉變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團。黨交給他一些重要的任務，讓他加入了中國勞動者大學墻報《紅墻》的編輯委員會。1927年4月，他對在上海發動的政變是如此的震驚，以致他在大學的集會上同自己的“劊子手”父親斷絕了關系。他稱自己的父親為“中國反動派的血腥的劊子手”。后來他還說了更多類似的話。蔣經國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組織的中國大學生之一，他在這一組織中表現非常積極。但是在這一組織于1927年11月被摧毀之后，他同反對派斷然決裂了：用他的化名為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同學的話來說，尼古拉·葉利扎羅夫“對我們積極擁戴托洛茨基的活動感到恐懼”。在一些同學的建議下，蔣經國寫了一份同托洛茨基主義者決裂的正式聲明。

1927年底從中國勞動者大學畢業之后，他被安排到了列寧格勒的Н. Г.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科學院。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同年輕的妻子、馮玉祥的女兒馮弗能離婚，他們是在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結婚的。離婚的原因很簡單：馮元帥也是“血腥的劊子手”。如我們所知，1927年6月，根據與蔣介石達成的協議，馮元帥也破裂了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蔣經國的妻子絲毫不懂政治，也不愿譴責父親。后來，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順便說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擁護者）馮洪國以及自己的妹妹馮弗發（兄妹倆都在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化名分別是索比諾夫和索比諾娃）回到中國。

蔣經國則繼續在軍事政治科學院學習。1930年，在從軍事政治科學院畢業之后，他在莫斯科的狄納莫工廠當了一段時間的鉗工，然后參加了集體化運動。1930年成為聯共（布）預備黨員，作為當時被黨派去加強集體農莊建設的九千名黨員中的一份子，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擔任莫斯科州科羅溫村“十月革命”集體農莊主席。在此之后，從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學習，這次是到列寧國際學校讀研究生。1932年他被派往烏拉爾，擔任位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烏拉爾機械制造廠第一機械車間的主任助理。1934年，他在這里認識了一位比他小七歲的金發俄國女郎、共青團員芳娜?瓦哈麗娃。這名姑娘當時是這家工廠的一名車工。1935年初，他們結婚了，當時蔣經國已經是工廠的廠報《重型機械報》的一名副編輯。一年后他們生了第一個小孩埃里克。1937年年初，蔣經國被任命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委組織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了他。蔣經國同芳娜一起被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會見了他，蔣經國發誓將堅決遵循共產國際的指示。1937年3月28日，在返回中國的途中，他給季米特洛夫發了一份電報：“我在途中，謹向您致以最誠摯的布爾什維克的敬禮。您的所有指示都會得到執行。”

但是，在返回中國后不久，他的布爾什維克幻想馬上就煙消云散了。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錯了算盤，就像在他父親身上打錯了算盤一樣。葉利扎羅夫不再履行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中國反動派的血腥的劊子手”一下子變成了他所熱愛的父親。他受蔣介石的委托到了江西省，擔任國民黨江西省第四行政區督察專員。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骨肉團聚了，兒子從俄國回來了。離散了12年，現在先輩們可以安心了”。后來，蔣經國在父親的支持下飛黃騰達，在1975年父親死后繼承了他的職位。

為什么他這么快就背棄了青年時的理想？誰知道呢？或許，他的一名傳記作者В. П.加利茨基的說法是對的：尼古拉·葉利扎羅夫對斯大林版的社會主義早就感到失望了，他不過是在利用斯大林指派的任務，趁機逃離俄國。

因此，國共兩黨的協議并不是由蔣經國的回國所推動的，而是由國內政治局勢的惡化所促成的。

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是如何建立的？

1937年春，日本加快了其在北平附近的兵力集結，且其駐軍離北平只有幾公里。這才是蔣介石于三月下旬在杭州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和潘漢年進行面對面的談判的真正原因。雙方協定：中共保留對其武裝力量的控制，兵員限額為三個師，計四萬多人；共產黨人將同以往一樣控制著他們所盤踞的地區的政府，同時也將接受來自南京的命令。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四月初批準了這個談判結果。

1937年4月3日，蔣介石在上海與蘇聯駐華大使德米特里·博格莫洛夫進行了秘密會談。作為他與共產黨人結盟的交換條件，蔣想從蘇聯政府那里獲得一紙向國民黨提供軍事物質的協定。與此同時，強烈的報復心驅使蔣罷黜了曾參與逮捕他的“西安的密謀者”之一楊虎城，解除了楊虎城對第十七路軍的指揮權。蔣命令楊出國“游學”。

5月29日，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出的一個半官方的代表團抵達延安開始訪問。在歡迎他們的招待會上，毛澤東說：“過去十年兩黨沒有團結，現在情形變了，如兩黨再不團結，國家就要滅亡。”應國民黨代表團團長的建議，林伯渠和一位老資格的國民黨要人一起象征性地祭拜了位于延安以南二百里的黃帝陵。林這位重要的共產黨領導人曾是孫中山的老同事。黃帝是傳說中的古代中國的統治者。這兩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掃去了墓碑上的塵土，此舉象征著這兩個敵對政黨之間矛盾的從此消除。毛非常滿意，他說：“現在我看到了希望”。

這個代表團的來訪標志著國共沖突的結束。6月8日，蔣介石和周恩來再次舉行了直接談判。這一次的談判地點是江西省的度假勝地廬山。林伯渠和博古也參加了談判。會談一直持續到6月15日。談判是成功的：雙方達成了結束內戰的協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被一致接受為兩黨合作的基礎。

但是，一直要到1937年7月7日中日間的全面戰爭爆發之后，抗日統一戰線才最終建立起來。此舉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對上海的轟炸。

上海是蔣介石的經濟利益的中心所在，也是英美投資者利益的焦點。對上海的轟炸始于8月13日，幾天后，也就是8月22日，被日本人逼得無處可退的這位最高統帥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在條約中承諾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與此同時，蔣介石發布了一個命令：將紅軍納入他所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的序列。工農紅軍被改名為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115師，師長是林彪；120師，師長是賀龍；129師，師長是劉伯承。朱德被任命為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他的副手。不久，名為“中華民國特別邊區”的政府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正式承認，此前它的名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邊區管轄范圍包括陜西、甘肅和寧夏三省的十八個地區。蔣介石任命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前任是博古，而博古現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一個月后的9月22日，中共發表聲明，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第二天，蔣介石關于建立一個容納全國所有政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講話被公之于眾。斯大林有理由慶祝自己的勝利：至少在形式上，在抗日斗爭中的中國已經團結起來了，日本侵略蘇聯的可能性由此大大減少。

蔣介石、毛澤東互不信任

真正的統一還遠遠談不上。問題的癥結在于蔣介石和毛澤東互不信任。

按照毛澤東的理解，這個政策最終是與共產國際早先提出的所謂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必然性密不可分的，盡管兩者間的關系有點模糊不清。毛的出發點是斯大林本人早在1926年11月末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上就已提出的一個老命題，其內容是對列寧關于東方國家的“非資本主義”前途的思想的“社會主義闡釋”，其實這個所謂列寧的思想純屬虛構。共產國際內外沒有一個人真正理解這個思想。

斯大林的觀點基于他的如下信念：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遲早會投向反動營壘，因而革命的領導權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落入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手里。在后者的領導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將在這個國家建立起來，這一專政又將不可避免地打開“中國向非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義發展階段”過渡的大門。1928年8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有關決議批準了這個將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提并論的觀點。大會宣稱，這將是中共在“資產階級民主的和反帝的”革命中取得勝利的結果。

毛澤東無條件地信奉這個理論，此前幾年他就曾試圖將這個理論付諸實施。就此而言，在他看來，與國民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這一場新游戲并不代表在中國革命的觀念基礎方面任何意義上的質的變化。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暫時的迂回曲折改變不了中國未來的革命的共產主義性質。對于中共來說，中國革命的前途依舊是“非資本主義的，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義的”。在1937年5月初于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指出：

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

他在各種場合對那年夏天訪問延安的外國記者重申了同樣的意思。例如，在六月下旬與一組美國人的會談中，他強調說：

在中國，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條件決定了中國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們的結論是，中國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是列寧規劃革命問題的方式?！瓱o產階級的領導權創造了通過戰爭走向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幾天后，在與海倫·福斯特·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又說了類似的話：

中國革命……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革命?！覀兺瑫r也認為，使中國革命避免資本主義前途，將其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是有可能的。……在這場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在民主革命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之后，這場革命將通過轉變為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來慶祝它的勝利。我們共產黨人相信，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在上面說的這些觀點與共產國際六大通過的有關決議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的分析是一致的。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還宣稱，地主是“革命的主要敵人之一”，指責他們“與帝國主義有重要聯系”。接著他明確無誤地暗示，不應該相信民族資產階級，因為他們“與帝國主義的資本和土地都有著特殊聯系”。

這個看法與延安的其他幾位領導人的觀點不同。比如，周恩來認為，在現階段有可能建立的，是一種“民族民主制度”；在這個制度中，工人階級和農民并不是領導階級，只不過將發揮“很大的作用”；這一制度將會把工人、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乃至地主團結在一起。這也是張國燾的基本觀點。

在怎樣抗擊日本侵略的問題上不同的中共領導人所持的不同看法，反映了黨內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毛澤東不僅不想打陣地戰，而且對這位最高統帥領導下的任何一種抗擊日本的常規的或機動的戰爭形式，一般說來都不感興趣。

誠然，他并不拒絕援助“友軍”，但是在他看來，八路軍能打的和應該打的，只能是在日本人后方進行的、且獨立于國民黨的純粹的游擊戰，或者說是具有運動－游擊性質的軍事行動（他稱其為“麻雀”戰），這樣才能“握有主動權”。他認為這種戰爭方式“更自由，更靈活，也更有效”。他還堅持，只能把百分之七十五的前紅軍主力部隊派去打日軍，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部隊應留在邊區，以防備蔣介石可能發動的攻擊。不用說，蔣不可能知道這個比例。在這個問題上，洛甫再次成為毛的主要盟友：他完全支持毛的觀點。

（本文選自[俄]亞歷山大.V.潘佐夫 著，卿文輝、崔海智、周益躍譯《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