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與祖先”專題展覽

位于馬尼拉核心商業區的阿亞拉博物館近期正在舉辦一場名叫“黃金與祖先”的專題展覽，展覽陳列了一千多件歐洲殖民者到來前菲律賓人制作的各式金器。這些金器做工精細、設計華美，部分展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世紀。

凡是翻過菲律賓歷史的人，大概都會有這樣一個鮮明的體會：從1521年麥哲倫艦隊在菲律賓登陸，到1898年美國西班牙戰爭爆發，菲律賓歷史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西方殖民者書寫的。因此，對于很多菲律賓人而言，“黃金與祖先”的展覽有著特殊的意義，它代表著前殖民時期菲律賓工藝發展的最高水平，是菲律賓人祖先的智慧結晶，同時也激發著當下菲律賓人的民族熱情。

有意思的是，與這些金器一同展出的還有大量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抵達菲律賓的中國瓷器。展覽的介紹中這樣寫道：來自中國的貿易瓷器已經成為菲律賓人祭祀和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這些瓷器在菲律賓世代相傳，成為了解中國和菲律賓社會的重要依據。

介紹特別強調，來自中國的瓷器幫了考古學家一個大忙，因為“黃金與祖先”中大部分展品都是通過同時出土的中國瓷器進行斷代的。可以說，來自中國的史料為研究菲律賓前殖民時期歷史的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坐標參考系。對于一個中國參觀者而言，看到這樣的展覽，自豪的感覺當然是溢于言表。

近兩年來，中國國內各方面都在熱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這樣的話語背景下，我理所當然地將這樣的展覽視為對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的回應，認為這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在周邊國家激起的一道漣漪。

然而，當我興致勃勃地和一位菲律賓學者談論起博物館的精彩展覽時，菲律賓學者卻連忙糾正說：“那是‘老絲綢之路’，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在菲律賓很少有人知道你所說的‘新絲綢之路’，也很少有學者研究‘新絲路’。”作為菲律賓中國問題專家的代表人物，她還善意地提醒筆者，在參加學術活動時，一定要多給聽眾一些背景知識，多介紹一下“一帶一路”的基本情況，而不是忙著提出觀點性的意見，否則聽眾很有可能因為不了解情況而沒法參與討論。

菲律賓社會和學界對歷史一往情深的追溯與對新歷史機遇的漠視，似乎形成了最為鮮明的反差。

菲律賓史學界將公元十世紀至十六世紀初稱為“貿易與聯系的時代”。正是在這一時期同中國的貿易過程中，菲律賓人學會了榨蔗取糖和嫁接果樹等方法，并從中國引入了水車、水磨等農業生產工具。與中國的海上貿易曾為菲律賓的社會、經濟帶來了重大變化。然而，當中國重新開啟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時，菲律賓社會卻對此鮮有關注，就連專注于國際政治的學者也知之甚少，這無疑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但我們是否能把“漠視”的責任全部推給菲律賓呢？這種“漠視”的背后，似乎也有許多東西是值得我們自己反思的。

比如，有多少關注“一帶一路”的中國人知道，歷史上的馬尼拉曾是“海上絲綢之路”上最為繁榮的港口，曾是大帆船貿易的中轉站？一位菲律賓學者向我抱怨說，當他造訪中國某權威學術機構時，看到該機構懸掛的一幅地圖，地圖上的“海上絲綢之路”竟然沒有經過菲律賓。還有不止一位菲律賓學者這樣說：當中國看著菲律賓時，中國看到的只有美國。

也許很多人會說，對菲律賓的“漠視”是有意為之，是中國的戰略選擇。

近年來，中菲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升級，中菲關系也進入了歷史低點。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學者開始質疑中國“以經促政”的戰略思想，認為未來中國在周邊外交工作中，難以通過經濟讓利來換取良好的政治環境；相反，在提供經濟激勵時，中國應該更加有選擇性，對于同中國不十分友好的國家，應更多地采取制裁手段。

這樣的戰略考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中菲在共同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方面缺乏實質性合作。

然而，重新審視中菲關系，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道理：一個不知道自己正在經歷制裁的人，是不會主動調整自己的行為的。如果菲律賓社會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缺乏了解，不知道“一帶一路”為其他東南亞國家帶來了怎樣的好處，不知道菲律賓錯失了什么機遇，我們又怎么可以期盼菲律賓調整自己的對華政策？

在談到中菲關系時，一個被反復提及的事實是，中國大陸是菲律賓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很多人因此認為，即便中國對菲律賓經濟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影響，都不能迫使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有所讓步，那么中國對菲律賓做出經濟讓利的意義也就不大了。

但是，這樣的看法卻很有誤導性。盡管中國大陸是菲律賓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但中國手中掌握的可以影響馬尼拉利益考量的政策工具卻十分有限。在菲律賓的對華出口中，有近一半是電子零部件，這些零部件大部分由日本、韓國、臺灣的廠商在菲律賓制造，并出口到中國，由同一公司在中國設立的工廠進行組裝。這樣的貿易結構決定了，中國針對菲律賓的貿易制裁不僅會影響到中國的再出口，還會影響到中國的就業。

菲律賓海外勞工的匯款是菲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保護海外勞工利益甚至被定義為菲律賓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然而，中國大陸絕非菲律賓海外勞工的主要目的地。

2012年黃巖島對峙事件發生后，中國采取了針對菲律賓香蕉出口的“準制裁”措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香蕉出口在菲律賓對外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本身就不大（百分之一左右），由于對日本等國出口的增加，菲律賓當年的香蕉出口不降反升。

仔細審視對菲關系，可以發現很多需要我們反思的問題。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究竟是中國讓利的成分多，還是互惠互利的成分多？中國是否已經擁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到了可以揮舞制裁大棒的時候？究竟是發展經濟合作更能促進政治問題的解決，還是強制手段更能確保國家利益的實現？今天菲律賓人對歷史上中菲海上貿易黃金時代的懷念，似乎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啟發。

（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講師。本次赴菲調研受北京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項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