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命題引起廣泛反響，專家學者和各界人士普遍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提出，既是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也是對新形勢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問題和挑戰的主動回應；既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但也有人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等概念和理論都來自西方，因此，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方向就是西方化。對這種錯誤觀點需要科學辨析、正本清源。

毋庸諱言，西方國家在現代化和現代國家治理上起步較早，形成了一些規律性認識和有益成果。我國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也吸收借鑒了西方國家的一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正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中西制度不同、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各異，因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路徑也不會一樣。具體來說，我國與西方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不同。

基本制度設計不同。我國是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經濟基礎薄弱的農業大國走上現代化和現代國家治理之路的。由于獨特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基本國情，中國人民在經歷多次“試錯”、付出巨大代價后，最終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構了不同于西方的國家治理體系。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制度設計上堅持的基本理念。這與西方國家的制度設計存在本質差異。實踐一再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當代中國發展的“人間正道”。當前，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削弱、改變或放棄這一制度。在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應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模式和發展道路。在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

核心領導力量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我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最根本的保證，也是區別于西方國家治理最鮮明的特色。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這既有歷史的依據，也是現實的要求。而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政黨與國家的關系是松散、間接的，政黨的背后是資本的力量，壟斷資本是國家治理結構與治理體系的主導力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直接影響國家發展和民族前途，堅持黨的領導是全國各族人民利益所在、幸福所系。這既是我國的治理結構迥異于西方的關鍵所在，也是我們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獨特優勢。進入新世紀，正是在我們黨的堅強領導下，無論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抵御風險方面，還是在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推動科技創新方面，我國的國家治理都顯示了明顯的優越性，展現了黨的領導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基石地位。

思想道德基礎不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需要完善制度體系、提高制度執行能力，而且需要通過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引領社會思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在所有價值目標中處于統領和支配地位。它規定了我們在國家層面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在社會層面所要選擇的價值取向、在公民個人層面所要堅持的價值準則，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思想道德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立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基礎上，與西方國家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核心價值觀根本不同。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國社會系統正常運轉、社會秩序有效維護的重要基礎，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根本保障。（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