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8月4日，安徒生在密友一幢名為Rolighed的房子里因肝癌去世，享年七十歲。安徒生雖然選擇在這幢意為“平靜安寧”的房子中死去，似乎卻不安于平靜安寧的生活，就在這一年年初，病入膏肓的安徒生寫下了“我的另外一個名字是克里斯蒂安九世國王”。這樣看似意味不明的句子，引得后世研究者對他的身世不斷進行猜測。

全世界人都知道安徒生是一個貧苦鞋匠與洗衣女工的孩子，通過不懈的努力，從來自貧民窟的文學門外漢，變身成為童話世界的無冕之王。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丑小鴨的故事被視為安徒生身世的真實寫照——安徒生其實是貴族的兒子，一只出生在鴨子窩里的皇家天鵝。

王子與貧兒

安徒生的身世故事在丹麥流傳了一個多世紀，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則將安徒生視為伯爵夫人愛麗絲·阿列斐-諾爾維格（Alice Ahlefeldt-Laurvig）和之后的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即當時還是王儲的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Christian Frederick）的私生子。

1805年，安徒生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兩個月于圣科納教堂結婚。父親漢斯·安徒生二十出頭，母親瑪麗比父親大了七歲，并已經育有一女，由瑪麗的父母撫養。漢斯在阿列斐-諾爾維格的莊園里干活，瑪麗一家靠近布魯霍姆城堡。而布魯霍姆城堡就是流言蜚語中王儲私生子出生的地方。

安徒生在之后的童話創作中不只一次描繪了他社會意義上的母親，最典型的是《她是一個廢物》，故事塑造了一個貧窮、有點迷信、酗酒但又十分善良的洗衣婦女形象，身份和境況都與母親瑪麗十分相似。父親的形象在安徒生童話中并不突出，漢斯·安徒生英年早逝。對于一個貧窮的家庭而言，父親的缺席無異于雪上加霜，在這樣的家庭里，幾乎人人需要賺錢養家，但在安徒生身上卻沒有看到這樣的壓力。

在丹麥教育實行免費之前，安徒生就進入學校學習，不僅如此，學校還對安徒生開出了一個特別的條件：無論什么情況都不得對他進行體罰。19世紀，學校對學生進行體罰十分普遍，只有一類人可以豁免，那就是王室成員和上層貴族。學校里的一個教師由于忘記了安徒生的特殊待遇，用樹枝打了他，于是安徒生轉學了。

斯萊格思文法學校的拉丁語老師斯特克先生對安徒生享有的豁免權感到十分不爽，以至于拿自己的親兒子作為出氣筒，他讓自己的兒子伴隨左右，一旦安徒生犯錯，他就懲罰自己的兒子，“正因為他是我自己的骨肉，我才能不受約束地懲罰他”。

即便享有豁免權，文法學校的日子還是成了安徒生一生的噩夢，他有誦讀困難癥，文化基礎差，寫作沖動被強行抑制。在之后的記述中，安徒生認為“那個冷血的校長正在摧毀我的靈魂”。學校學習不僅僅沒有幫助安徒生實現他的文學夢想，反而讓夢想的火花變得奄奄一息。在安徒生走向社會后，人們將他當作一個滑稽的人來看待，把安徒生送進學校的目的似乎不是為了他的文學夢想，而是一種將貧民窟男孩改造成紳士的嘗試。

這股幕后力量成為構成安徒生身世疑云的證據之一。當時安徒生的學費是其他學生的兩倍，這筆支出來自皇家基金會，傳說中丹麥議員喬納森·柯林一直關注著安徒生，公主甚至還給他送過零花錢。

1816年，還是王儲的弗雷德里克全家搬到了歐登塞的城堡里，在安徒生早年的回憶錄里，他講述了他的母親是怎樣經常讓他到城堡和小他三歲的弗雷茨王子（即日后的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一起玩耍的，窮苦鞋匠的兒子在街上沒有玩伴，他的小伙伴只有住在城堡里的小王子。

雖然在安徒生日后公開發表的自傳里沒有這個故事，但事實上他和弗雷德里克七世國王的友好關系一直維持到成年之后。弗雷茨國王像老朋友一樣對待安徒生，喜歡聽他講童話故事。在弗雷德里克七世死后，安徒生是唯一一位被允許以非王室成員身份到棺材旁瞻仰遺容的人。

在安徒生最動人的童話之一《鐘聲》里，記述了兩個尋找鐘聲的小男孩，一個是貧兒、一個是王子。雖然他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一個在陽光下、一個在陰影中，但在故事的結尾，兩個男孩卻到達了同一個地方，并像兄弟一樣擁抱在一起。“兩個男孩一起奔跑，在自然和詩意的大教堂里手拉著手。在他們頭頂上有一只看不見的神圣大鐘。大鐘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盤旋，為他們祝福、舞蹈、呼喊著‘哈里路亞’。”

這個故事被很多人認為是安徒生對自己童年往事的另一種書寫，安徒生筆下的每一個童話都是他寫給自己的寓言，無論他貧窮還是富有、站在陽光下或是走在陰影中，他都將實現自己的目標。

《鐘聲》寫于1842年，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于1839年成為丹麥國王，安徒生很可能是在八世登基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安徒生最偉大的作品之一《丑小鴨》也寫于這一時期。現在，這個故事通常被視為從低賤走向高貴的象征，但聯系到安徒生可疑的身世，這個故事就從一則寓言轉變成一種擬物化的如實記述——一個在收養環境中拒絕與被拒絕的故事。當丑小鴨與他真正的家人“皇家天鵝”相遇后，他才得到了真正的快樂。其中隱含的信息不言而喻：如果你是一只天鵝，那么呆在鴨子家里并不會有什么家的感覺。

然而，安徒生這只生在鴨子窩里的“天鵝”似乎也沒能在“皇家天鵝”那里找到什么感覺。安徒生第一次被正式引薦給這位他傳說中血緣意義上的父親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是在1819年的歐登塞城堡。安徒生告訴王儲，自己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歌手或舞蹈家，但這些低賤的夢想并沒有讓當時的王儲感到愉悅。安徒生自己對現實中的王位也沒有什么期待。

1851年，安徒生在一篇日記中記述了他與巴伐利亞國王馬克西米安二世的會面：“我和國王獨在一張長椅上坐下，國王說到了上帝給我們的一切、人們的命運等等。我說，我不喜歡做國王，國王有太多的責任，而我沒有能力完成這一使命。”安徒生的這份自知之明讓那句寫于1875年1月3日的 “我的另一個名字是克里斯蒂安九世國王”看上去更像是一則將死之人的惡作劇。

丑小鴨變天鵝

基于安徒生日記片段和流言蜚語產生的結論遭到了許多安徒生研究者的駁斥，但這些反對的聲音并沒有阻卻人們對安徒生身世的想象。安徒生本人字里行間的只言片語似乎都是對王子身份的暗喻，對于他現實中那個貧窮的“鴨子窩”，大師同樣諱莫如深。

安徒生很少講述自己的家庭。在1833年一封寫給Henriette Wulff的信件中，安徒生將自己形容為一株“沼澤植物”，安徒生就是帕斯卡爾所說的“會思考的蘆葦”，出身低賤，卻有著貴族一樣孱弱的體格；而沼澤不失為對一個貧瘠、酒氣熏天而又混亂的家庭的形象比喻。

鞋匠漢斯·安徒生的媽媽常給小安徒生講述安徒生家族的歷史，這個家族飽受精神疾病的折磨，以至于安徒生終其一生都生活在對瘋狂的惶恐中。這種恐懼在1871年達到頂峰，安徒生在自傳中回憶童年：“街上的孩子們跟在我爺爺身后大吼大叫，他們經過時，我嚇得躲在了梯子后面，因為我知道我與爺爺血脈相連。”

鞋匠漢斯·安徒生生于1782年，教育程度足以為兒子閱讀他最喜歡的讓·德拉芳廷（Jean de la Fontaine）的《阿拉伯之夜》，和一些十八世紀的喜劇故事，這些故事給安徒生日后的創作打上了鮮明的烙印。《皇帝的新裝》最初源自一則阿拉伯故事，故事原型中，那套日后用于鑒定智慧的衣服被用來鑒定血緣，只有皇家血脈才能看到，而皇帝本人發現自己看不見，于是陷入失去王位的恐慌中。

安徒生的母親安妮·瑪麗·安德斯塔德（Anne Marie Andersdatter)生于1775年，是個迷信的文盲，在和漢斯·安徒生結婚之前，曾和一個陶瓷工生下一個女兒，這個在日后被安徒生稱為“我母親的女兒”的姐姐凱倫·瑪麗比安徒生大六歲，她是安徒生人生中的另一個夢魘——安徒生懼怕她成為一個妓女、罪犯，成為他的拖累。

1816年，漢斯·安徒生去世后，洗衣婦瑪麗于兩年后再婚，嫁給了另一個鞋匠，四年后第二任丈夫也不幸離世，于是瑪麗開始酗酒。安徒生在離家后僅僅回來看過她三次，分別是1829年、1830年和1832年的夏天，1833年瑪麗也去世了。

安徒生五歲入學，到1819年離開學校時仍無法準確無誤地拼寫單詞，瑪麗曾想讓他去做裁縫的學徒，然而安徒生卻只對戲劇演出感興趣，他追星，白日夢游般追逐舞臺上的光輝與夢想，然而并沒有什么成績，直到波折的人生將他打磨成一個童話大師。

“我發現自己是王子的孩子”，希望出身與眾不同是幼稚幻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夢想在任何時代都并不罕見，尤其是在那些孤獨而愛幻想的孩子身上。放到現在，人們可能會認為安徒生只是一個男版瑪麗蘇，但安徒生自己對此卻十分認真，或許是為了在貧窮而絕望的生活中尋求一絲安慰，他告訴自己孩童時的伙伴，他說自己是一個貴族的兒子。當時，除了他自己也沒有人當真。

幾個世紀后，這些半真半假的白日囈語成為后人的謎團，然而安徒生是誰，他從哪里來，這些都已經不那么重要了。畢竟，他賴以成名的是那些文字雋永、意味深長的童話故事，而不是尊貴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