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賓，除了馬尼拉的唐人街之外，隨處可見許多中國文化元素。

街頭隨處可見的Chowking快餐連鎖店，其招牌上赫然寫著兩個中國字：“超群”。

筆者到過巴科洛德和碧瑤，那里都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華人教會，以及濃郁中國風格的寺廟。特別是寺廟，里面的內外門聯以及各種說明絕大部分用中文書寫，只怕菲律賓人進去了反倒會生地處異國他鄉之感。

甚至在菲律賓的農民家里，筆者也發現了許多中國風格的裝飾掛件，以及中國生產的影視碟片（當然里面多是美國電影）。許多人家里用的掛歷，也清楚地分別標明了公歷與中國農歷日期。

但是，也僅此而已。能反映一個國家及其民族文化基本面的東西，基本上與中國無關。

如菲律賓的宗教，是西班牙傳過來的天主教。教育制度甚至語言，則打上了深深的美國烙印。例如，盡管菲律賓語是國語，但英語的運用要更加廣泛。主流報紙、政府標識、街道名稱等均用英文。菲律賓人的姓名，則更多的是西班牙名字和美國名字的混合，往往是取一個西班牙的姓，取一個美國的名。

有人說，菲律賓飲食文化受中國影響。可能其中有不少中國元素，如醬油的廣泛使用，豆腐也很流行。但從他們用勺子和叉子就餐、更喜歡喝咖啡而非茶飲來看，其實其飲食也說不上有多么中國。

以上情況使筆者想到，當前中國正在大力推動文化走出去，以提高自己的軟實力水平，但在推動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可能有如下問題是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

第一，應該推動什么樣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直白地說，就是我們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東西？

第二，通過什么途徑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如像當前大力推動的孔子學院是有效之道嗎？

第三，所謂中國文化走出去，究竟要“走”到什么程度？是成為當地人民生活甚至觀念的一部分，或是只是為他們所知悉和了解？

中國人進取精神值得推廣

第一個問題是根本性的。你如果手里沒有有價值的存貨，就不可能向別人賣東西。從廣義的文化來看，大致可以包括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社會倫理與道德、包括飲食和服飾在內的生活習俗，等等。在這些方面，可能沒有絕對的優劣，只有相對的可取與否。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這些方面是絕對完善的，這也就為汲取其他國家的文化提供了某種必要性與正當性。

就菲律賓的情況而言，它在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上基本上移植美國并且已經定型，中國自身也還需要大力的完善，沒有向它“出口”的可能。但筆者覺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有一個可能，恰是當前菲律賓政治所需要的，那就是責任政治。

這種責任政治不同于那種更多通過具體的制度形式體現出來的選票政治和問責政治，而是強調政治家自身對天命、人心的敬畏，對歷史的認識與擔當等。任何制度化的政治設計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因此需要這些文化層面的東西作為基礎與補充。所以，對任何一個政治家來說，應該既需要來自有形的、自外而內的問責政治的物質化約束，也需要無形的、自內而外的精神化追求。這種精神化追求是目前中國與菲律賓都缺乏的。

對中國來說，所幸的是，傳統文化中這一資源尚在，目前是要在進行制度建設、加強物質約束的同時，也大力挖掘這一精神遺產，同時作為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內容。

在社會倫理與道德方面，中國有許多不好的東西，如關系文化、過于物質與實用主義等。但至少中國人有一點是菲律賓人所缺少的，那就是不斷進取的工作倫理。

有些華人認為菲律賓人比較懶散，而菲律賓華裔文化傳統中心的洪玉華女士則強調菲律賓人其實同樣很勤勞，每天早上送報紙、打掃衛生和開吉普尼的其實全是菲律賓人。

我認為，這兩者都對，關鍵在于菲律賓人樂天知命，注重享受生活，不追求更多的東西。當他們不得不為了基本生活需要而奔忙時，他們通常是勤勞的。但對于已超出基本所需的東西，他們就很可能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也就是中國人眼里的所謂懶散了）。對于個體而言，這種生活哲學其實頗為達觀。但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則不免因此而使整體缺乏發展的動力。

相對而言，中國文化則更為強調一種進取精神，盡管這種精神在很多時候以財富、地位這樣的世俗標準體現出來，但它在推動社會不斷發展方面確實功不可沒。

華人以不到2%的人口比例，卻能夠掌握菲律賓經濟相當一部分，與這種不同的工作與生活倫理是密切相關的。菲律賓的經濟與整體發展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已經被許多東亞國家與地區拋在后面，其未來迫切需要這種整體向上的進取精神。

用好商品和人兩個途徑

至于通過什么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我想途徑無非以下幾種：一是語言，二是宗教，三是商品，四就是人本身。以上四種都是有文化的載體，他們的對外流動必然帶動文化的對外傳播。

以語言推動文化傳播者，美國是最突出的例子。但也正是英語的廣泛使用，剝奪了后來者中國的機會。特別是，漢字作為象形字與世界上多數語言文字截然相異，增加了他們的學習難度與可接受性。甚至有菲律賓朋友向筆者抱怨，中文比日文還難學。

當前，中國正在大力推動的孔子學院采取的就是以語言傳播文化的路徑。筆者曾有機會探訪設在大馬尼亞馬卡蒂城的雅典耀大學孔子學院，這是菲律賓第一所孔子學院，迄今已有九年歷史。總的來說，這所孔子學院是辦得成功的。來上課的多數是那些在職業上對中文需要的商業人士，還有常駐馬尼拉的外交官員，甚至總統府也請孔子學院的老師去授課。中方院長劉小芳女士給我展示的一本畫集，上面的阿基諾三世總統的序言，更重要的是學員繪畫很出色，讓人不敢相信這是菲律賓人的作品。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相信學中文的人數還會進一步增加。

但是，考慮到上面提到的現實，要使中文成為甚至取代英語成為“世界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語言只能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輔助而非主要途徑。

至于宗教，可能能夠成為中國文化傳播途徑的主要是佛教。盡管它也非中國本土產物，但經過上千年的中國化，事實上已成為中國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且，佛教強調和平與寬容的宗教，這在各種社會沖突、國家間沖突層出不窮的當前事實上是極為需要的。包括菲律賓，其南部叛亂問題之所以遲遲難決，天主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相互隔閡是重要原因。

但佛教的問題在于，正因為它的寬容限制了它的傳教動力，而它過于抽象的教義（如四諦、八正道等，一般中國人自己都很難搞清楚）、繁雜的經典（不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普通教徒來說有一本圣經或者古蘭經就夠了）、缺乏世俗的組織，都使得它很難在普通大眾中迅速傳播。

特別是，在菲律賓絕大多數人都信仰天主教或其他宗教、不存在信仰真空的條件下，佛教除了部分華人外，很難有擴展空間。

中國制造的商品無處不在，而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一移民大國，華人也無處不在。對于中國來說，事實上最重要、但也最沒有利用好的，還是后兩個途徑：商品與人。

現代社會最流行的文化產品是影視作品。中國影星成龍在菲律賓非常流行，古裝電視劇甚至是娛樂節目也很符合菲律賓人的口味。筆者的一位華人朋友告訴我，他的菲律賓妻子最喜歡看的是湖南臺的《快樂大本營》。每當這個時候，他就“痛苦不堪”，因為是直接接收湖南衛視的信號，他妻子又不懂中文，只能讓他擔任翻譯角色。筆者一次在住處的樓下發現電視里正在播放孫紅雷主演的《戰國》，講的是中文，只是添加了英文字幕。但電視不大，字幕又小，讓那幾個菲律賓觀眾看得頗為辛苦。

菲律賓社會的一個特點是開放，不排外，如果中國能夠在影視作品推廣方面下些功夫，是很有利于中國文化走進菲律賓的。

拿有形的商品來說，且不說那些本身與文化相關的裝飾品、藝術品，就是那些現代化、標準化的工業產品，如果制造者有心，事實上都可以被賦予中國元素，如其外形、包裝、用色、內涵等。但問題是，依筆者在菲律賓所見，即使是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產品，如玉器掛件、日歷、小飾品，上面的文化說明是可能是遠遠不夠的，那些菲律賓購買者往往都不知道其所代表的含義，甚至不知道那是中國文化的東西。

這可能是因為，那些生產者只是將自我定義為利潤的賺取者，而非文化的傳播者，在產品中賦予或宣傳文化元素可能從來不是其考慮的內容。這就需要提高生產者的文化自覺以及政府在這方面有意識地鼓勵和提倡。

另外一個問題是產品質量，商品要成為中國文化的載體，首先得要保證其質量。如果一個質量不佳，很難想像它所附著的文化會受到消費者的認同。而中國商品多在以價格取勝的情況下，質量很可能就成為了一個犧牲品。筆者一次在外遇雨，臨時買了一把傘，上面赫然印著“精品洋傘”四個中文字。但用了一次，傘面一處就脫離了傘架。廉價可能是推動中國商品走向世界的重要優勢，但如果犧牲了質量，事實上也就犧牲了這種商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精神。

類似的問題是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修身為本，每一個體不但是文化的載體，更可以成為一種文化的輻射源。但我們應該躬身自問，從數量眾多的游客，到求學海外的學子，再到移民海外的富豪，有多少能夠成為這樣的優秀文化載體與輻射源？那些久居海外的華裔，傳統文化或許反而保存得更多些。

但也要承認的是，傳統上的移民出去的多是底層求生的民眾，他們代表的并不是中國的頂尖文化。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事實上分為兩層，上層以儒家文化為代表，作為整個社會的頂尖與統領；底層主要是一種商業文化甚至是江湖文化。這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什么中國人到了海外在商業領域往往很成功，但在政治、文化領域建樹甚少。

這種情況在菲律賓非常突出，你所見到的華裔多經商為主，學術界人士也有，但不多。而政與學在傳統都屬于士階層，也是儒家文化所要極力追求的。華裔之所以出現這種以末為本的現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當地社會政治上對華人的疑忌，但是不是也部分與中國輸出的主要是底層商業文化而非儒家文化有關？這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文化走出去的目標

最后，是文化走出去要走到什么程度的問題。任何一種文化都想擴充自己的覆蓋面，最終的結果是使其他人模仿乃至內化，至少也是得到其他人的了解與肯定。

所以我認為，文化走出去有三個層次。一是了解，我想這對中國只是淺層次目標，目前也基本沒有達到，其中既有中外文化差異所致，也與上面所提到的途徑利用不夠有關；二是贊賞與肯定，這一層次實現更難；最后是模仿與內化。

從長遠來看，對中國來說，達到第三層次是不現實的，可能也不必要，而應該以第二次為最主要目標。要做到這一點，既需要在國內正本清源，大力復興并與時俱進地更新傳統文化，又需要利用好我們所能夠利用的途徑，特別是商品和人，使中國文化的優秀內涵能夠達到世界各地。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教授。李開盛關注中美在亞太的沖突管控機制，他于今年3月至9月在菲律賓訪學。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特邀李開盛與讀者分享此行政治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