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納三比零踢贏利物浦。”

最近霍恩比的《失戀排行榜》出了新版。初次見面的譯者相識在注釋里，我隨手翻了翻，立馬知道這本書譯得仔細。不過，未出十幾頁，故事中出現一個刺青，MUFC Kick to Kill，注釋很明白，MUFC是曼聯，Kick to Kill是“踢贏對方”。這當然不錯，覺得有趣是因為想到了霍恩比寫過一篇書評，評的是Zoe Heller的《丑聞筆記》（Notes on a Scandal），說故事本來講得挺好，但里面某球迷說了這樣一句話，整個小說就崩塌了：“Arsenal won Liverpool 3：0。”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都抵抗文字，比如性愛和足球。但霍恩比人生困頓時第一本書居然寫自己如何癡迷阿森納，寫出古往今來第一本要讀的球迷書。上面提到的書評里霍恩比大概是這樣說的：“我這個讀書專欄的讀者大概也知道我幾乎對任何事情都一無所知，但有一樣事情我知道，就是在整個英語史上，沒有一個球迷曾經說過阿森納三比零踢贏利物浦。他可能會用‘戰勝’、‘輕取’、‘羞辱’（霍恩比還舉了比如shit all over等十幾個動詞），但他絕不會說‘踢贏’。”

“祖魯人的普魯斯特在哪兒？巴布亞人的托爾斯泰又是誰？”

最近正經讀書人圈的大事是半年之內出了三本索爾·貝婁的大書。新傳記，新收拾的非虛構文集，美國文庫也出齊了他的小說。而對我來說，相當于至交的父親流放歸來，情面上一定要做出慶賀的樣子。馬丁·艾米斯，我最喜歡的當代小說家，除了小說藝術上和貝婁有血緣關系，他喪父時跟貝婁說，現在你是我爸爸了。

說流放歸來，是因為這個美國文學史上最好的文體家，今年也就一百歲，在英美已經沒有多少人在讀了。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不喜歡直男癌和種族主義者寫的書。一方面，他們說五婚老人貝師傅現實中玩弄女性接近強迫癥，所有小說中沒有一個美好的女性角色。另一方面，文集里1994年的那篇《巴布亞人和祖魯人》就是貝婁頂不住罵，所作的回應。當年出了兩件事，一是《紐約時報》的黑人作家在回憶錄中撻伐貝婁的小說丑化黑人，說自己剛來紐約的時候曾想過要去揍貝婁一頓。二是阿爾弗雷德·卡津落井下石，說幾年前聽到貝婁在訪談中提出上面那兩個問題，“好痛心”。

“語言早就告訴我們，難以承受的屈辱如同死亡。”

貝婁聲名略顯狼藉是1994年，他新出的雜文集里，有篇文章是1992年寫的。他借布雷克的詩句罵群眾，大意是“好人”都很在乎別人的看法，于是交出獨立思考的權利，跟隨意見領袖身后的大流。或許是那兩年空氣中有些正義的味道，馬丁·艾米斯兄弟的教父，大不列顛頭號國民詩人菲利普·拉金也是那時出的事。先是1992年出了一本書信選，次年是Andrew Motion給他寫的傳記，突然拉金也成了種族主義者、厭女犯、自瀆狂魔。他的詩好像也沒那么好了。

Jon Ronson今年出了一本熱書，叫《你就這樣被網暴了》（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仔細調查、重現了近年網絡上幾起“眾辱”事件，讀來驚心動魄。不過書到最后也沒有什么教化作用，一是說有個叫“反饋環”的東西，罵人聽到回聲四起，會愈發義憤填膺。二是指出屈辱滿格英文里叫mortification，詞源上，就是從“殺”、“死亡”慢慢溫和下來的。我只是想到了前段時間讓全國出版業蒙羞的販書人康老師，在勇斗千夫所指時，總突兀地提到生死。“死一千次，死一萬次，骨頭被碾成灰，筋肉變成血漿”，等等，兩相印證，只贊嘆倉頡太聰明，怪不得說創制文字時“造化不能藏其秘，靈怪不能遁其形”，神鬼同哭。

最近聽聞Clive James的巨著《文化失憶》（Cultural Amnesia）開譯了，這對我來說是大事，因為任何一個能讓我提克萊夫的借口，都值得慶祝。不憚劇透，上面引的句子出現在《文化失憶》的最后；也幾乎是全書的中心思想：藝術家在作品里往往提供一個更好版本的自己，他們之中當然有不少是混蛋，但即使是另外那些我們愿意奉若神明的創造者，也和永無謬誤（infallibility）沒有關系，“會錯”是文化的本質。

讀研究生的時候在學院資料室發現《文化失憶》和馬丁·艾米斯的評論集，重新布置了我的星空。后來論文也寫的是艾米斯對情色和墮落的迷戀，討論作家如何通過與糾纏自己的心事相處而產生藝術。今年是貝婁年，馬丁出來做了不少節目，在一場《赫索格》的討論中，話題又轉向貝婁的生活作風問題。艾米斯說，“我現在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就是面對這些厭女癥的指摘，我的回答是，‘那又如何？（So what?）’”每個藝術家都攜帶了屬于他的那份偏見和無知，如果你在描繪他才華的時候，執意要用“盡管”來隔離他的那些缺憾，那無論是推崇或貶損他，都是頗為無趣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