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同盟國在東京組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主要戰犯。日本策劃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作為日本破壞和平罪最主要的罪狀之一被提起訴訟。七七事變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起點，因此中國政府對涉及該事件的日本主要戰犯的審判極為關注。為此，國民政府派出時任軍政部次長，前察哈爾省代理主席、北平市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的秦德純作為重要證人出庭作證。秦德純是七七事變的親歷者，其出庭作證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很長一段時間，秦德純在法庭上的作證經過一直不得其詳。但是關于他在法庭上作證時說日軍“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被斥為空言無據，幾乎被轟下證人臺的說法卻流傳甚廣。這事也被當作是蔣介石國民政府不重視犯罪證據、敷衍對待審判的典型案例而飽受詬病。堂堂一國的政府次長竟差點被轟下證人臺，這不僅有關秦德純的個人聲譽，也有關中國的國家形象。那么秦德純究竟在東京法庭上說了什么？“差點被轟下臺”是否實有其事？

還原歷史：秦德純如何為“七七事變”作證

事實上，中國政府對于戰犯審判極為重視，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中國即派出法官、檢察官等直接參加審判，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國防部等也派出代表赴東京組成駐日代表團，協調審判工作，并及時將東京審判的情況發回國內，報告國民政府。

秦德純出庭作證四天，從7月22日至25日。秦德純最后一天作證完畢，中國駐日代表團即于31日將審訊詞摘要，以及法庭審訊原英文記錄翻譯后發回國內，呈報國民政府，這些資料保存在臺北“國史館”。2013年，國家圖書館出版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這為全面還原秦德純的作證經過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1946年，東京法庭成立后，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被告可選任一名辯護律師，法庭并為其配備一至兩名懂英美訴訟法的美籍律師。秦德純在東京法庭出庭作證的四天里，出庭的被告辯護律師共7位，分別是：7月22日，太田金次郎（日籍，土肥原賢二之辯護人）；7月23日，太田金次郎、伊藤清（日籍，松井石根之辯護人）、瓦倫（美籍）；7月24日，瓦倫、布萊克勒（美籍，梅津美治郎與東鄉茂德之辯護人）、林逸郎（日籍，橋本欣五郎之辯護人）；7月25日，岡本敏男（日籍）、布羅克斯（美籍）。

7月22日，秦德純第一次出庭，首先向法庭提交了《日本侵略華北》及《七七事變紀實》陳述書，對于日本策動察北事件、分裂冀察，進而發動七七事變，侵略華北的經過進行了詳細陳述。接著，被告辯護律師在四天時間內相繼登場，輪番提問，頻頻刁難。當時《申報》的報道以《辯護人一再進攻，秦將軍單騎舌戰》為題，形象說明了法庭激辯的情形。

法庭上的唇槍舌戰：五問“七七事變”

東京法庭上，關于“七七事變”被告辯護律師的質詢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

關于察北事件

7月22日，辯護人太田詰問證人：察北事件是否因日軍官兵四名，被張北縣守城兵舉槍射擊，橫加毆打的結果？事件解決是否日方為維持和平作相當讓步之結果？對此，秦德純進行了駁斥，指出察北事件系日軍擅入張北縣并不接受中方檢查所致，且中方并未開槍；所謂秦土協定，實無其事，系證人奉中央命令與土肥原協商之暫時解決事件的辦法，是中國政府為求得和平讓步之結果。

關于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及華北自治運動

7月23日，太田提問：冀察當局是否都贊成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及華北自治運動？證人回答說，宋哲元將軍同意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是為維持平津地區之和平與秩序，但決未贊同此區域內之自治運動。太田進而出示宋哲元贈送土肥原的一幅字畫，說明是宋向土肥原表示感謝的禮物。秦德純指出，此為宋贈送土肥原離開中國時的紀念品，是兩國官員交際上普通之事情。

伊藤接著詰問：宋哲元、韓復榘以及證人是否出席天津西湖飯店召開的中國大亞細亞協會發起人會？證人回答：均未出席。

關于日本華北駐軍演習之條約根據

7月23日，美籍律師瓦倫詰問證人：依據1937年10月6日國際聯盟報告書，在1937年7月日本在華北駐軍計為7000，此項駐軍權系根據1901年《辛丑條約》，又據 1902年《辛丑條約》所附協定，外國駐屯軍有野外演習之權，不須通知中國政府，證人何謂在盧溝橋事件前，日軍演習違背國際法？秦德純回答說：因我方曾與日駐屯軍約定，日軍演習前必須通知我方，比如前宛平縣長即與日駐豐臺部隊長訂有協定。

瓦倫進一步質問：中國地方當局沒經中央政府許可，竟可置國際條約于不顧，自行另訂協定？當地部隊長官之口頭協定或紳士協定違反國際法與國際條約嗎？證人回答說：此協定是為維持和平與秩序，并不違反國際法之精神，如演習前沒有通知，人民易生混亂，秩序將無法維持，勢將違背國際法或《辛丑條約》之精神，因《辛丑條約》規定之外人鐵路駐兵權原為維持鐵路沿線之和平與秩序及通海交通。

瓦倫又詰問：證人說日本在中國駐軍數量較其他國家為多，此是否因中國軍隊無紀律，及匪賊滋擾，日僑之生命財產受害較重之緣故？證人回答：自《辛丑條約》后，華北并無不安狀態，日僑亦無受害之事，在七七事變時華北秩序很好，此為各國僑民周知之事，反之，日本陰謀侵略中國，故意以華北不安定為口實，較其他國家多派駐兵。

瓦倫見無隙可乘，進一步提高嗓門：我要證人答復，日僑生命財產損失是否較他國為重，如果較重，則日本自然有多駐兵保護的必要。這時，審判長以此非問題所在，證人毋庸作答，打斷了瓦倫的提問。

關于中國軍隊是否均服從中央政府之命令

7月23日、24日，瓦倫連續兩天反復列舉1931年李頓報告書的內容，就中國軍隊是否服從中央政府問題質詢證人，提出：中國帶兵將官各自擁有其獨立之支配權，與各文明國家之軍事指揮系統不同，下級軍官并不遵守蔣委員長命令，是否事實？李頓報告書所述中國各地軍人私自擁有軍隊，因而時常發生內亂與共產黨的威脅，以及中國軍隊指揮官之調動困難等情況是否屬實？秦德純回答道：中國軍隊與各國軍隊相同，無論何種部隊均服從中央命令。李頓報告書所述，本人原則上同意，但報告書作于1931年，盧溝橋事變發生于1937年，其間相距數年，報告書所述縱屬事實，但在事變發生時，冀察政務委員會管轄之地方治安甚為良好，并無匪賊及共產黨滋擾之事，軍隊均在軍隊統率之下。

瓦倫又以地方擁有自治權問題繼續糾纏，并故意詢問1931年至今，地方自治政權如何變化？證人回答道：自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后，華北地方政府完全服從中央命令，并無自治政權。現在狀態則有點復雜。瓦倫反問道：七七事變發生時事態不復雜嗎？審判長以所問問題無價值，證人毋庸作答，制止了瓦倫的提問。

關于盧溝橋事變發生的原因

關于盧溝橋事變發生的原因，被告辯護律師提出的質詢涉及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

經濟方面。7月24日，瓦倫又以李頓報告書中日本因中國無秩序，在華經濟利益較其他國家損失為重作為證據，質問這是否是導致戰爭發生的原因。審判長以證人已對李頓報告書進行了答辯，辯護人毋庸對此質詢為由拒絕了瓦倫的詢問。7月25日，被告辯護律師布羅克斯與審判長之間就導致日本發動戰爭的原因進行了辯論。布羅克斯提出，日本商業利益受到損害，使日本進入戰爭。審判長指出，他國經濟之發展，不能作為日本訴諸戰爭之理由。布羅克斯指出起訴狀第三部分以日本之經濟侵略為起訴理由，所以不能限制對該問題的質詢。審判長回答道，經濟的侵略并不犯罪，法庭已予判定。并進一步聲明，此種反對詢問不許再進行。

政治方面。 7月25日，被告辯護律師岡本敏男詰問：1935年6月蔣介石發敦睦邦交令，11月宋哲元發令彈壓反日秘密團體，是否針對的是華北排日運動？西安事變后，國民黨是否采取容共抗日之政策？證人回答：當時華北并無排日運動，這些舉措主要為勸告國民善鄰友好，維持中國、亞洲及全世界的和平。西安事變后，國共雙方協力防備日本之進一步侵略。

軍事方面，是此次質詢的重點，也是直接涉及七七事變的核心問題，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將雙方之間的問答歸納摘錄如下：

7月24日，被告辯護律師林逸郎出庭質詢。

問：7月9日中國下動員令，你知道嗎？

答：未接到此項命令。直至7月29日為止，中國并未下動員令。

問：9日之協定（37師調防）是否將盧溝橋事件解決？26日，日軍是否以和平的方式要求37師調動？

答：我方愿意實現此協定，但11日日本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7月26日，日本以最后通牒要求37師于24小時內離開北平。

問：中國是否以此生怒，乃開始全線攻擊，并攻擊豐臺日軍嗎？

答：戰爭自7月7日實際已經開始。14日，日本大規模增兵。7月9日之協定，應調動之37師是駐盧溝橋之小部分，而非該師全部，駐盧溝橋之小部隊于10日已移駐他地，但日本要求37師全部移動，實則為侵犯中國之主權，中方無法妥協。

問：中方是否先以大軍發動大規模之攻擊？可以外交手段局地解決之問題，竟不得解決，責任是否在中方？

答：是首先日本調動關東軍入關，由天津而豐臺，由豐臺而盧溝橋，并非中國發動大規模攻擊戰。故責任在日方。

關于土肥原與九一八事變之關系，以及田中奏折之真偽問題

7月23日，太田在法庭上詰問證人：九一八事變前數日，土肥原已去東京，證人陳述書何以斷定九一八事變應由土肥原負責？7月24日，瓦倫也以同樣的問題進行詰問。秦德純回答：關于土肥原策劃九一八事變的事實，本人系從中日友人以及政府所得之情報與新聞中斷定。事變前約五日，友人張君與柴山在北平中山公園告訴我，土肥原正前往東北從事大計劃，而這兩人，我與土肥原均認識。瓦倫進一步發問：證人自身是否具有作證的資格。秦德純回答：關于七七事變，本人親自與土肥原交涉；關于九一八事變系由張君及其他友人談話與新聞中得知。瓦倫說：這些友人可謂并不具備九一八事變之知識。答：本人系為七七事變作證的證人，并不是為九一八事變作證。

詰問至此，瓦倫十分不滿，向法庭陳述：證人不答復質問。審判長回答說，證人對各種問題俱已經答復，辯護人應該感到滿意。瓦倫說：證人盡力逃避質問要點，重要關鍵處均不作答；如法庭方面認為滿意，我只好滿意，不愿再問。審判長答道：如法庭認為證人隱匿事實，可強迫其答復。

7月23日，太田以證人陳述書中提及的田中奏折的真偽問題詰問證人。證人回答：該書系在中國印刷的流通極廣的小冊子，至于該書的真偽，系另一問題，但日本侵略東北漸次及于華北、全中國最后竟進攻珍珠港，則為不可否認之事實。

為秦德純正名：證人表現可圈可點

以上為當時秦德純出庭作證時辯護方所質詢的主要問題。從法庭記錄分析證人和辯護方在庭上的問答，可以看出具有幾個不同的特點。

在證人方面，對于辯護方的詰問，對其親身經歷的事件，如察北事件，日本對冀察當局的壓迫以及分裂華北的陰謀、七七事變的爆發及與日方的交涉，其回答均有理有據，思維清晰，可以說是做了充分的準備。對于其未經歷的事件，如九一八事變及其與土肥原的關系，其回答略顯含糊，證據不足。而在辯護方方面，其詰問具有明顯的傾向性，極力為罪犯辯護，并把戰爭的責任均指向中方，或其他國家。在態度方面，辯護方一再采取拖延戰術，故意糾纏于細節不放，或發問漫無邊際，東拉西扯。尤以美國律師布萊克勒最為惡劣，因此其詰問也一再被審判長制止，甚至遭到檢察官的抗議。

7月24日，在法庭上，布萊克勒故意問證人，察北事件移至天津交涉，不知在何日？證人親自與天津日軍交涉嗎？土肥原是代表日本軍司令部嗎？審判長不得不打斷其提問，并表示這些問題無答復必要。25日，布萊克勒又故伎重演，向證人提出中國從外國獲得軍需品及武器彈藥援助問題。審判長忍無可忍，質問他：追尋中國武器之來源與本案有何關系？布萊克勒不僅無絲毫收斂，反而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中國之內亂實由外來軍需品之供給，各國勢力互相紛爭，使中國形勢愈益混亂，日本僑民之生命財產大受損失，進而日本被迫退出國聯等等；被告系因上述情形，不得不有所動作。審判長嚴厲斥責道：辯護人所言均系泛泛的演講詞，并無證據，純粹浪費時間。并警告說，任何辯護人不得如此。但布萊克勒狡辯道：因法庭審案習慣不同，美國裁判，凡與案件相關的事情均可提出。接著他又向證人提一問題：1937年前中國軍隊內是否有外國陸軍軍官任職。這次，引起檢察官的抗議：此與案情無關。

根據法律記錄可以看出，秦德純在東京法庭上的證詞是有理有據的，并非空言無據，不僅沒有日軍“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的言辭，更沒有“差點被轟下臺”的事情，其態度也是得體的。反之，是辯護方在法庭上的言行深為法庭擯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