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作家哈金用英語寫作二十余年，作品囊括多個美國重量級文學獎項，但他在國內(nèi)卻少為人知，惟有寥寥二部作品《等待》、《南京安魂曲》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

        2002年，《等待》中文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但此后很長時間里，《等待》再未出現(xiàn)。10多年后，《等待》中文版日前首次由磨鐵?鐵葫蘆再次出版。澎湃新聞對哈金進行了專訪。

美國華人作家哈金

        小說《等待》描寫了一段長達18年的三角戀情：“文化大革命”時期，軍醫(yī)孔林苦苦等待18年，終于能與結發(fā)妻子淑玉離婚，但在與苦戀多年的情人吳曼娜結合時，他卻又失去了愛的激情，第二次婚姻沒有帶來想象中的幸福，似乎更像枷鎖，孔林再次進入新一輪的等待。

        哈金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他不喜在作品中刻意加入政治意象，在生活中對于政治也是敬而遠之，然而“中國人的宿命都歸于政治”，一如那個年代，《等待》的故事小心翼翼地發(fā)展著，最后翻轉(zhuǎn)成一部無與倫比的滑稽諷刺小說。在哈金看來，中國人一輩子都在等待更好的未來，卻在這個過程中浪費大部分的生命。

        哈金于上世紀50年代出生在遼寧，曾參軍服役5年。在獲得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后，1986年赴美留學攻讀博士學位。迫于生活壓力，開始用英文寫作。35歲以后才靠英語寫作來安身立命的哈金，竟然每本書和詩集都獲得出版，而且絕大多數(shù)都獲得美國文學界認可。

        在美國生活已有30年，雖然用英文寫作，但幾乎所有哈金的作品“根”都在中國，而哈金自己也在回國的希望中等待著，母親過世他也未能如愿回來。哈金對祖國的思念已經(jīng)疲憊，筆下訴說著中國的故事，自己卻與這個國家越來越遠了。

        澎湃新聞：《等待》是你第一部翻譯到中國大陸的作品，《洛杉磯時報》書評甚至將你與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相提并論。在你個人看來是什么打動了評委，讓《等待》問鼎美國文學界最高榮譽？

        哈金：我想主要是寫得認真細致，當然也有運氣的成分。

        澎湃新聞：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都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碰撞和掙扎。孔林父母為他定下的第一任妻子劉淑玉無疑是傳統(tǒng)的，等待了18年才結合的第二任妻子吳曼娜是“新式現(xiàn)代”的，可以將《等待》理解為象征那個年代中國命運的縮影嗎？

        哈金：可以那樣讀，但我寫的時候只是隱約地感覺到那個層次，并沒有刻意突出那個象征的意義。

        澎湃新聞：孔林在與第二任妻子完婚后身心俱疲，在小說結尾他似乎又開始渴望回歸第一任妻。這樣的猶豫在你看來是出于他自身的懦弱，還是在時代車輪下犧牲品？或者即使在當下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中，人們依然活在各種各樣的“等待”里？

        哈金：那當然，因為除了社會方面的壓力，還有人的心理方面的慣性，而這方面是不受時間制約的。

        澎湃新聞：《等待》有故事原型嗎？是什么機緣讓你提筆創(chuàng)作這本小說？

        哈金：1982年我去探望岳父岳母時聽到這個故事。我太太跟故事原型人物很熟， 有一天傍晚散步時，她指給我看那位軍醫(yī)——他離了婚卻跟新妻子合不來。

        澎湃新聞：《等待》中，通過孔林和兩任妻子的感情經(jīng)歷傳遞著那個時代的壓抑，你認為這種壓抑現(xiàn)在還在以另一種形式延續(xù)存在著嗎？你離開中國后沒回來過，包括母親過世也沒能回來。

        哈金：是的，生活中有些壓抑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一些是根本沒有意義的，是不應該存在的。至于我個人的情況，從我母親去世后（2012年），我對中國的感情也有了變化。

        澎湃新聞：《等待》、《戰(zhàn)爭垃圾》等你的作品的確滿足了廣大美國讀者的一種異邦想象。“打政治牌”也是許多攻擊你作品的人經(jīng)常用的說辭，但你似乎對政治的態(tài)度是淡漠的，寫作中你是如何把握樸實寫作與政治獵奇之間的限界？

        哈金：政治只是我的人物生活的有機部分，沒法跟他們的存在分開。實際上，中國人的宿命都歸于政治，現(xiàn)在也是這樣。我們能想象一部偉大的中國文學作品完全不涉及政治嗎？現(xiàn)在我描寫的那些政治環(huán)境好多都不在了，但讀者照樣讀這些故事，因為他們對故事里的人生戲劇感興趣。

        澎湃新聞：你的另一本小說《自由生活》脫離了中國背景，講述了在美中國移民的故事。一些此前對你作品贊賞有佳的美國評論家卻并不認同這部作品。外國讀者對于中國作家的寫作會有某種審美預期，他們是否依然更期待看到你筆下與中國相關的故事？ 這會對你的寫作產(chǎn)生桎梏嗎？

        哈金：我仍認為《自由生活》是我的最好的小說，美國和中國都有很多碩士和博士論文寫過這本書。 也有一位知名的美國導演要把它拍成電影，但在最后時刻我沒簽合同，因為不能介入，必須集中精力把《南京安魂曲》寫完。我不會因為別人說什么就改變自己的方向。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改變讀者的審美趣味。

        澎湃新聞：《自由生活》中的主角Wu Nan最后從美國回到了日夜牽掛的家鄉(xiāng)，但他對這個國家又產(chǎn)生了新的困惑和迷惘。書中提到一句話“得到天空的自由，卻失去大地的引力”，對你而言追求自由，是否也付出了某些高昂的代價？相對于中國，美國如今更像是你的“家鄉(xiāng)”了？

        哈金：那話是我的一個人物引用別人的話，并不跟我自己有多大關系。我沒有家鄉(xiāng)，從小就跟著父母四處漂泊。我想思鄉(xiāng)其實只是我們對自己年華和生命流逝的一種惋惜。這是為什么歌德說思鄉(xiāng)是最無聊、最病態(tài)的感情。

        澎湃新聞：你一直在用英語寫作，用第二語言寫作與母語寫作有著怎樣的區(qū)別，你曾感慨英語寫作是“個人悲劇”。

        哈金：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雖然它是我謀生的手段。 我始終認為如果用漢語寫作， 我的成就會大些。我從來不鼓勵別人用第二語言寫作，其中的阻力和挫折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 博爾赫斯的祖母是英國人，他本人又是在歐洲長大的，他常跟別人說自己渴望能用英語寫作但不敢。想想看吧，這是一條多么艱難的路。

        澎湃新聞：你所有的小說用詞都是簡潔干練的，少見形容詞。幾乎所有的評論家在贊揚《等待》的時候，都會用到“simple”這樣的字眼。這是因為受限于英語，還是你的個人風格？

        哈金：我是寫詩出身的，行文必須簡潔。當時我給自己定了個原則：在兩個同義詞之間一定選擇用小的詞。當然，《等待》之后的每本書的語言都是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看到你已經(jīng)開始用中文寫詩了，以后你會嘗試用中文寫一本作品嗎？用母語寫作感覺如何？

        哈金：臺灣的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今年二月出了一本我用漢語寫的詩集 《另一個空間》。我正在寫下一本漢語詩集。將來許多詩我會用英語重寫。我在做一種兩個語言之間的工作。

        澎湃新聞：13年前你就成為了波士頓大學“創(chuàng)意寫作項目”教授，非常了不起。有什么建議能給到想成為作家、正在寫作領域努力的后輩們嗎？

        哈金：第一不要急于成功；第二要相信一本書如果寫得好，總會出版的。